至暗時刻的自我救贖，走出低谷的理性自省
對“現代化”的不懈追求與反思
在自我剖析中展現40年來的時代精神
萬科創始人王石的新著《我的改變：個人的現代化40年》近日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王石現任萬科集團名譽主席、華大基因聯席董事長，萬科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在這本書裡，他嘗試分享2008年危機（“拐點論”和“捐款門”）之後，發生在他個人生活裡的變化：身體的塑造、個性的伸展、智識的提升、社會角色的變化、生死觀的變化，等等——他稱之為個人價值系統的一次更新，或一個人的現代化。
在經歷了“人生的至暗時刻”和“萬寶之爭”後，王石以歷經十年“刻骨銘心的反思”，完成此書。本書不僅是對世人加諸其身的眾多謎團的大起底，也是作者向讀者傾訴、交流，甚至彼此鼓勵的“走心”之作。王石在書中摒棄了一般企業家傳記對“商業”“成功”等概念的糾纏，轉以“肉身”“空間”“學習”“角色”“生死”五個概念打破時間的線索，以全新的理念重述人生起伏，在剖析自我中回應時代，展示其對人生、文化、商業以及社會的反思，向讀者展現了改革開放四十年後的今天，一箇中國企業家能夠達到的思維高度——誠如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在本書序言中所言：“他成就於改革開放年代，也幫助塑造了這個時代，把他的印跡刻在這個時代。”
改變：渡過人生的“至暗時刻”
2015年，中國A股市場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場公司併購與反併購攻防戰拉開序幕。這一日後被稱為“萬寶之爭”的股權爭奪戰，持續多年，也被許多人視為王石人生最艱難的關口。但他本人並不這麼看。他說：生意上的事情，再難沒有難過1983年；心靈上的衝擊，再大沒有大過2008年。尤其後者，才是他人生的“至暗時刻”。那一年，“拐點論”事件讓萬科的業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接踵而至的“捐款門”事件更讓個人聲譽跌到了谷底，彷彿人生的價值系統即將崩潰。這兩場風波，對王石的思想觀念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而他的人生也從那時起，悄然發生了改變。
沒有“靈脩”，沒有“仁波切”，王石自己的解決之道是：身體的塑造、個性的伸展、智識的提升、社會角色的變化和生死觀的改變。可以說，這十年，王石獲得了一次個人價值系統的更新：他主動到哈佛、劍橋等學校訪學，經歷了高強度、連軸轉的課程學習；60歲重新學習英語，並且努力克服演講時的不適與恐懼；他發起對西方文明源頭的追問，同時也反觀自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和再認識；他積極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接受大學聘請來講授企業倫理系列課程；他投入更多時間精力，響應深圳作為特區對他的新的呼喚。甚至，在錘鍊身體上揮灑汗水，63歲時練出了許多年輕人都沒有的“人魚線”。
這種種經歷，並非一種“成功學”的展示，而立足於“探索”，甚至不迴避“挫折”，是王石受挫之後對自己深刻反思，然後做出的改變與抉擇。過去，他追求的是“我能，你不能”；現在，他更願意做帶動社會、啟發他人的事，追求的是“我能，你也能”。在面對“萬寶之爭”的巨大壓力時，王石告別個人英雄主義，學會放下，學會用團隊意識和企業文化應對困局。而他本人也找到了更廣闊的天地，有了讓人生重新出發的理由。那就是，一種對“現代化”永恆的探索。
現代化：一個國家與一個人的四十年
王石在序言中說道：“本書是四年前（2014年）從劍橋校園開始的，收尾時恰逢改革開放40年。這本書也有了一個更大的背景，就是中國的40年現代化。這得以讓我從一個更長的時間長度，來梳理個人改變的來龍去脈。”
如果說80年代是“文化熱”的年代，引領時代的都是思想文化界人士，那麼90年代則是“商業熱”的年代，時代的“弄潮兒”是站在時代的橋頭堡的企業家，他們與中國改革的命運休慼與共。因此，如果要為時代立傳，為改革四十年找一個觀察的側影，商界鉅子，尤其是這些人物中的翹楚——王石，絕對值得我們給予高度的關注。
在王石的青少年時期，他和當時許多中國的年輕人一樣，經歷著學習不足、個性壓抑、備感挫折的成長過程。因此，當改革春風吹來時，他在“傳統或現代”這個問題上，堅定地站在“現代”這一邊，他認為現代文明才是當今世界的主流。所以不管是從企業還是個人成長上，都持這種態度。在這樣的選擇之下，王石及他所代表的這批“弄潮兒”在“摸著石頭過河”的狀態下完成了一輪價值觀的更新。企業層面，萬科1988年發行A股、1993年發行B股，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內部民主及反腐，不行賄，住宅產業化，企業社會責任……個人層面，辭去體制內工作，登山、賽艇、留學、環保，參與各類社會組織……這一系列選擇，都有一條很清晰的現代化的線索。
近年來，“改革進入深水區”的說法不絕於耳。對王石而言，2008年以來的個人更新，就是進入“深水區”之後的體驗。這十年來，他嘗試換位思考，想的更多的是如何為年輕人營造一個公平、公正的環境，既致力於建立集體的共同價值觀，又儘量保證每一個員工有個性伸展的空間。同時，作為一個企業的創始人和權力掌控者，他還要盡力處理好個人權威與企業發展的問題，需要知道如何限制自己的權力，以保證現代企業制度的有效運行和公司的創新活力。最後，還嘗試以最妥善的方式讓渡自己的權力。
所有這些改變，不僅是王石個人的進步，更見微知著地反映了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進步與發展。四十年來，正是不斷學習、借鑑國際先進經驗，使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不斷深化，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國家基本擺脫貧困，邁向小康社會。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中，微觀上放權讓利，宏觀上近年來高度重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精神和文化生活日趨多樣，從人民到國家，都在國際舞臺上越發自信。而中國取得的這些成就，就彷彿一個人的成長，也是經歷了種種爭議、妥協和探索，經歷了身心、智識、性格的鍛造，才在全球發展格局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並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承擔著自己不可或缺的責任。
改革開放40年來，“現代化”一直是國家發展與個人發展的最重要線索，而《我的改變——一個人的現代化40年》則是這兩條線索互為表裡，互相促進，並肩前行的文本再現。
反思：重新認識西方
王石選擇現代化之路，一方面，造就了他事業上的成功；另一方面，這種選擇也不斷地面臨著與中國傳統價值觀的激烈衝突。“拐點論”和“捐款門”所引發的危機，從某種角度看，正是這種衝突導致的結果。如何重新認識傳統中國，重新看待“從傳統到現代”，就成為他思考的核心。
王石坦承，年輕時候對中國傳統文化持虛無或者批判的態度，內心渴望的，是向西方文明學習。當他年近花甲留學哈佛卻發現：“……來哈佛學習，進行東西方文化的比較，希望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發現自己對西方文化不是很瞭解，對東方文化也不是很瞭解。我才意識到，我不僅要系統地瞭解西方文化，還要系統地瞭解中國傳統文化，這樣才知道哪些是應該吸收的，哪些是應該捨棄的，哪些是應該結合的。”他學習和認識東西方文明的心胸，自此被真正打開。
經過十年的反思，他終於能夠立足中國文化背景，在全球文化當中來把握平衡，並更多地正視中國傳統文化對他的影響。80年代末，萬科上市的時候，美國記者採訪他，問他個人有多少資產。王石回答：“股份改革時，公司的資產4∶6分配，職工股為集體持有，我沒有要一股。”美國記者問“為什麼”，他當時並沒有答上來。事實上，直至今日，很多人還對王石將自己就“降格”為職業經理人的做法不以為然。從經濟學、管理學的角度看，王石的做法確實有待商榷，而且很不“現代”。然而王石通過他在哈佛的學習和反思，卻得出了超越這些角度之上，自己的理由：“文化不同，是解釋不清楚的。但去哈佛之前，我從來不認為我這麼做是受中國傳統文化‘以天下為己任’的影響。但今天我才發現，自己早就身在其中。”
對於西方、對於現代化的理解，十年來，在他這裡變得更為豐富。因此，王石在書中，對於成功的定義開始有了另一種標準，就是看一件事對國家的貢獻。因為“有國才有家”，因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甚至，他希望未來“以天下為己任”的事業，不只限於中國，而是擴展到了整個世界。
超越：我能，你也能
張維迎說：“研究當代中國企業家，無論從哪個方面看，王石都是一個絕佳的活標本。”正是這個原因，王石成為國人熟知並樂於談論的企業家，他早年出版的傳記圖書，一直暢銷不衰。但每一個讀過《我的改變》書稿的人，都會有這樣的感受：王石變了。變得寬容了，謙卑了，平和了，更會換位思考，更願意反思自己。在大學講課和演講時，他像一個學者，引經據典；思考社會問題和人類命運時，他像一個世界主義者，開放包容。他過去追求“我能，你不能”，現在追求“我能，你也能”。這是一種境界的變化。
從人生低谷，到做出改變；從堅定走現代化之路，到對於這條道路的深化理解；從學習西方到重新理解中國……所有這些，都基於王石這十年來“境界的變化”。像王石這樣的成功人士，做什麼都能成為他人模仿的榜樣，然而亦會讓人感到難以企及他的高度。然而，這次王石說“我能，你也能”——他以一種平等的姿態、平實的語言，向讀者講述自己的故事，既是一種自我整理和自我身份的重新認定，也是“改革進入深水區”後的個人展示，值得在這個時代中一起前行的我們借鏡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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