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寫丨徐學勤
葉匡政：著名詩人、作家、文化批評家，著有詩集《城市書》《小說館》、文化評論集《格外談》《可以論》等。主編有“華語新經
典文庫”、“非主流文學典藏”、“獨立文學典藏”、“獨立學術典藏”、“獨立史料典藏”等多種叢書。攝影 新京報記者徐學勤
“北漂”十九年，這是祖籍安徽的詩人葉匡政第二次在北京過年，上一次是因為遭遇2008年的暴雪，路途受阻，未能成行。去年年底暴發的疫情，讓他臨時退了票，決定再次留守京城。一個多月來，他的時間和精力大部分都被疫情所佔據，他在微博上持續關注和轉發相關動態，讓眾多求醫無門的病患得到救治。
多年來，他一手寫詩歌，一手寫時評——用時而溫柔、時而悲憤的詩句，傾訴內心的情感與哲思；又用嚴謹、冷峻、理性的時評針砭時弊，為諸多社會公共議題建言獻策。他深刻反思了此次疫情中暴露出來的諸種問題，這篇採訪正是他對這些問題的一次較為系統的總結，包括對時代的審視、對人性和心靈的拷問，以及對社會治理模式的求解。
沒想到“黑天鵝”來得如此之快
新京報：這個特殊的春節假期，你是怎麼度過的？與往年有何變化？心態是否有不同程度的起伏？
葉匡政：這個春節讓人永生難忘。我窩在北京家中，完全被新冠疫情的信息和輿論風暴所吞沒，連掙扎一下的企圖都沒有，就沉入到海底。往年，我都會和家人回老家合肥，與父母兄弟一起過春節。除了2008年暴雪，在北京這19年一直如此。年前一週時，我已知疫情暴發得有些嚴重，只能退票取消行程。
我對疫情關注得比較早，去年12月底就看到自媒體上的一些傳聞。因去年11月北京有過鼠疫報道，女兒學前班春節前出現了幾例手足口病，已停課近3周，加上職業習慣，我較早就關注了這次疫情。今年1月初，想給武漢的好朋友打電話，但看到“未見明顯人傳人”的說法，覺得可能杞人憂天。到14日，各種來自民間的消息已比較明確了，可能會暴發一場很大的疫情。當天我給住在武漢的詩人劉潔岷打電話，告知他要注意防護。他取消了15日去醫院看牙預約，後他被“人不傳人”說法所惑，17日又接受了醫生的回訪預約，去了趟醫院。好在他一直戴著口罩，自我隔離了14天后，才確定是虛驚一場。
我從1月15日後，開始重點關注疫情資訊，幾乎瀏覽了中文世界所有重要的報道和傳聞。過去我很少在朋友圈轉發各種資訊，玩了多年微博，不想再把微信變成微博。但1月18日後，感覺事態嚴峻，我又不可能給每個朋友打電話，於是開始密集轉發各種與疫情相關的資訊，多時一天要轉30多條。這些消息或文章我都甄別過，須專業真實，或是最新的疫情進展，或是關於疫情真相的最新線索。我的朋友圈有5000人，各類型的人都有，有詩人、作家、學者，也有不少做媒體或自媒體的朋友，大家對新聞的關注度差別很大，我一是想提醒朋友們注意防護，另外也期待有媒體人能跟進挖掘一些真相。對控制疫情來說，真相也是良藥。
在近30天的時間裡，心態經歷了難以言說的起伏，從最初的擔憂、焦慮到恐慌，其中夾雜著不解、震驚、悲憤、哀傷、無力、絕望、抑鬱，五味雜陳，幾乎所有的負面情緒都撲面而來。我2003年在北京經歷過非典，當時因網絡還不普及，災難現場的感受沒有今天這麼真切。如今社交媒體的發達，加上我參與了一些人的救助，看了很多發自救助者的一手信息，這些信息就像一個巨大的漩渦，把人凌空席捲到武漢現場，就像經歷了患者同樣的苦難。我想一直關注朋友圈的人，都有這樣的切膚之痛。
新京報：疫情期間，對你衝擊最大的事件是什麼？對你個人生活造成的影響主要是什麼？
葉匡政：現在回想起來，有兩件事對我衝擊比較大。一是武漢封城後，周先旺市長說有500萬人離開了武漢，按概率，等於有三分之一感染者散播到各地，武漢疫情已演變為中國疫情。前幾年就有人說“大洪水”，去年因各種局勢複雜，很多人也料到今年會出現一些“黑天鵝”事件。只是無人料到，這隻“黑天鵝”來得如此之快，如此迅猛，它帶來的“蝴蝶效應”，將影響到每一個行業、每一個人。全國一千多人死亡，數萬人被病痛折磨，數億人被禁足家中，湖北10多個城市宣佈封城，大量城市停擺，無數行業受疫情影響無法復工，疫病蔓延的速度、規模與影響均超過了所有人的想象。二是一位醫生的去世，他在用生命警示我們，有一些權利必須得到尊重，否則被剝奪的就可能是每個人的生存權。
目前，我還無法估量對我個人生活會造成怎樣的影響，但肯定更深刻地改變了我對未來生活的看法，甚至可能改變我原來的生活方式。我相信它會改變每一箇中國人，無論你在武漢疫區，還是在其他地方。這一次創傷太嚴重了，隨時間流逝，這種改變會慢慢顯示出來。
苦難會模糊人們的記憶，
消除訴說的慾望
新京報：疫情期間你在讀什麼書？為什麼選擇這些書？閱讀過程中有哪些感想？
葉匡政：疫情期間，我基本沒心情讀書，也沒有選書的動力，有時為了讓自己從信息漩渦中掙脫出來，讀的也是去年12月初看的書。一本是布朗肖的《災異的書寫》，一本是劉小楓主編的《20世紀西方宗教哲學文選（上卷）》，後一本年輕時讀過，現在重讀感覺已忘得差不多了。近幾年我讀的書，多是與災異、政治或民族災難相關的，大概是想對自身處境有更深的認知。其實數年前，從事觀念生產的人已感受到一場浩大的疫情，只不過它是在頭腦間發生的，沒有新冠疫情這麼直觀，砸到了每個人的頭上。
《災異的書寫》，[法] 莫里斯·布朗肖著，魏舒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9月版
《災異的書寫》是一本格言體的小書，是布朗肖晚年對奧斯維辛、災異、書寫與死亡等問題的思考。文辭有些晦澀，但很有嚼頭，有些片斷值得反覆閱讀。比如，它認為災異總在我們掌控之外，當我們試圖理解災異，災異卻剝奪了我們思考的權利。災異甚至會使我們失去對一切意志與內在活動的興趣，它是站在遺忘一邊的，不留一絲記憶，正是為了這種災異造成的沉默，作家開始了艱難的書寫。這和我們身處災異現場的感受很像。
在武漢疫情現場，我們也看到大量死去的匿名的臉，這是災異帶來的藏匿。這些被災異摧毀的人，不僅失去了外在形象，也失去了發出某種聲音的可能。所以，布朗肖強調自己“憑藉語言的喪失來言說”時，寫作成為讓沉默發聲的唯一途徑。作者讓我們聽到災異中的沉默，你即使努力忘記災異，那曾經發生過的災異，也會從深處控制一個社會和它的每個人。就像當年的SARS，我們試圖忘記它，但當它化身成另一種病毒捲土重來時，你才發現它其實一直在控制著我們。當然這本書有非常豐富的面相，不是幾句話可以說清，建議大家在疫情期間讀讀，會有更深的感受。
之所以重讀《20世紀西方宗教哲學文選》，是因為當人覺得自我的可能性與現實的限制構成強烈衝突時，向宗教哲學求援幾乎成為一種本能。自我的可能性與所處的現實密切相關，當這現實提供的自由範圍越來越小時，就像我們不得不因疫情而禁足在家，放棄一切公共活動時，我們會漸漸感知到，生存將不再向理性和知性開放。我們遭遇了最深刻的悖論，人人都知道問題出在何處，卻不得不“王顧左右而言他”。
大量的媒體人離開專業場域，或不想寫，或不能寫，步入了米沃什所說的烏爾羅地，在那片靈魂飽受煎熬之地，殘損的人類也必將承受心靈的困苦。當寫或不寫變得不再重要時，我們內心已發生了變化，被恐懼俘虜，或被厭倦征服，新聞的災難已經發生。如某位作家所言：整個悲劇開始於我們不再相信自己的觀點。這就是我重讀此書的目的：想把秩序重新帶入自我，讓生存擺脫紊亂和災難，或許你只能向人類自身之外尋找支持。
在宗教中，有一個獻身的理念，這種獻身是指向未來的，它意味著擴展自我的可能性，它意味著要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把自我引向一種重大的可能性。人生其他的可能性，都將從屬於這種可能性。信仰可以給我們的，不只是一種相信，它還是一種生存態度，這種態度本身就包含了獻身。當我們身處災難現場，或許更需要這種思辨。
新京報：疫情期間，是否看了什麼電影或電視劇？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部？有哪些感受？
葉匡政：很後悔，因兩個月前，已看過了這屆奧斯卡的獲獎片，疫情期間幾乎沒有好電影來分散我的注意力。與病毒相關的電影，也大多看過，只有一部《傳染病》沒看過。勉強看完，發現拍得太差，遠沒有今天的疫情現場這麼驚心動魄。
倒是不久前，一部中國拍的電視劇《心靈法醫》，讓我印象深刻。那是一部凝視死亡的法醫劇，其中透著對時代的審視、對人性和心靈的反思。劇中的逝者，都沒留下遺言，但他們身上的痕跡、他們逝去的環境，就像他們的遺言。現在看，劇中那些死者還是幸運的，至少有法醫為他們尋找裂痕，讓光照進逝者陷入黑暗的生命，也照亮生者的未來。但是，那些在疫病中死去的人，則悲慘痛多，匆匆被火化，親人都無法守護在側，甚至見不到最後一面。他們的生命，或許就這樣永遠沉浸在黑暗中。
2019年上映的電視劇《心靈法醫》海報。
每個逝者都與我們相關，這或許就是人類的含義。這次疫情，為何讓每個人都倍感痛苦，就是因為那死去的也是我們的一部分。法醫是向逝者償還債務的人，替逝者的親人，替謀害他們的兇手，也替所有的人。然而，對於這次疫病中死去的人，可能無人來清還這最後一筆債務，親人也永難放下心中的負疚。胡適說過“為人辯冤白謗，是第一天理”，而辯冤白謗的第一步，就是要發現死亡的真相。有真相，辯冤白謗才有可能，對於疫病我們同樣需發現這樣的真相，才能還清所有逝者的那一份債務。
人就像一粒粒稻穀，遲早要脫去肉體的外衣。過去，我們通常認為屍體、死亡這類故事，與崇高的情感無關。但看西方戲劇史會發現，崇高情感的根源往往與死亡和恐怖有關。因為我們面對的死亡，是一個龐大的不可知之物，它讓我們焦慮與戰慄，也讓我們充滿認知的期待。每個人都將面對死亡這一巨大的虛空，只有真誠地面對每一個死亡故事，才能喚醒對生命與愛的崇高意識。
新京報：近期是否有在寫作什麼作品？此時做這項工作有何特殊感受？
葉匡政：除了寫了一篇《鳳凰週刊》的社論，沒寫任何作品。當疫情仍在發生時，如果你設身處地感受著它的苦難，你真的無法寫作，你是完全失語的。這就像你的親人在生病，死亡的困擾仍壓覆在你身上，你除了關注對方的信息，除了默默幫助對方，你確實很難思考。即使只有你一個人時，你也只能詛咒或哭泣。寫作需要一定距離，如今因社會媒體和視頻帶來的慘烈的現場感，極易讓人沉陷其中。
苦難會模糊人們的記憶，會消除訴說的慾望，會讓意識麻木，即使是倖存者，開口說話也變成艱難。苦難讓人感到的只有非意義。如布朗肖所言，悲觀主義不書寫。那些受難者不讀不寫不說，但並非緘口不言，沉默是表達，號哭是表達，缺席也是表達。在這場疫情中，沒有牢獄，卻處處都是牢獄，家也成了牢獄。
但不寫並不意味著沒有作品，我去年春節寫的一些詩，似乎寫的就是當下。我從兩首詩中各摘錄一節：
一
……
墳墓中，母親起身
為泥地裡勞作的孩子，洗淨衣衫
那衫上有他們的淚
有他們的汗，他們的血
這地方，太陽來得
那麼慢，升起時，月亮就出來了
受難者的屍灰
在地裡凝為塵土
活人用它砌牆，造屋
聞著死亡的焦味入睡
這地方嬰兒尚未降生
已成為新的受難者
二
……
每一句謊言，都壓著老人
或嬰兒的白骨
每一句謊言
都含有對邪惡的沉默
每一句謊言，都是末日
“在荒謬的時代沒有正確的生活”
在荒謬的時代，沒有乾淨的人
除了詛咒
也沒有真正的詩人
要減緩民眾的恐慌和焦慮，
信息真實尤其重要
新京報：疫情暴發以來，你一直在微博和朋友圈幫人轉發各種求助信息，以及與疫情相關的信息，就你的觀察，目前的患者收治診療和疫情防控是否已經做到高效有序？對患者更快獲得醫療救助有何政策建議？目前，社會的恐慌情緒是否有得到一些平復？
葉匡政：最早轉發和求助信息，是好朋友黎學文在武漢的大學同學求助，我在朋友圈和微博都轉了。《國家人文歷史》總編王翔宇在微信主動留言，說他可以找湖北朋友提供幫助。然後，他聯繫了《人民日報》湖北分社社長賀廣華，請他幫忙。第二天求助者住進了醫院。有這個線索後，我開始注意收集求助信息，只要看到求助者，就轉給王翔宇，這些求助者通過他們的幫助，陸續住進了醫院。此後，中央督導組到湖北，與他們有了溝通，
請他們廣泛收集求助信息安排住院。他們開始公開徵集，一下出現了大量的求助者，也出現了很多志願者，主動幫病人整理和核實求助信息。詩人巫昂和她的志願者團隊是其中一支，第一天通過我轉的信息，就有40多人。這時安排患者住院的速度就沒那麼快了，因為確實醫療資源不夠。
《思想起》，葉匡政著，文匯出版社2017年8月版
應當說，隨著時間推移，患者收治診療的工作有所好轉。但對有著5萬多病患的武漢來說，即使醫療資源在全國算得上一流，即使有全國醫療隊伍的援助，仍難以應對如此多的患者。這是導致武漢病死率較高的主因。出現這種被動局面，完全是因為武漢錯過了控制疫情的黃金期，一句“人不傳人，可防可控”，誤導了大量市民。
如今的方艙醫院，仍極度缺乏醫護人員，加上食物營養跟不上，休息時互有干擾，極可能會讓輕症病人轉成重症病人，這是目前急需改進的地方。此外。像孝感、黃岡等一些地級市的醫療設備嚴重不足，雖然目前採取了“兩省包一市”的做法，但仍需投入更多的醫務人員和設備，以防這些地方重蹈武漢覆轍。
時間長了，人們的情緒會變得麻木一點。從這點上說，對病毒的恐慌情緒有所平復，但下一步可能對中國經濟的恐慌情緒會進一步蔓延。這是一次重大的公共危機，要減緩民眾的恐慌和焦慮情緒，保證信息的真實、客觀尤其重要。湖北媒體在這次疫情報道中的完全缺位，地方政府和媒體管理者責任極大。現代社會有迅捷的電子傳播網絡，危機的傳遞和擴張也會變得異常迅速。如果官方媒體，作為民眾最依賴的信息源，不去報道真實、客觀的信息，只會引發民眾壓抑、驚恐、茫然的情緒，甚至導致對政府的不信任，從而引發新危機。這種重大疫情往往會在短時間內，影響一個社會中民眾的基本價值和行為理念。如果信息得不到完全開放的交流和溝通，只會加速各類流言和謠言的滋生。
只有對媒體完全開放各種信息，才能實現與社會民眾的溝通。媒體常年在衝突事件的一線，特有的敏感使他們往往能立刻發現複雜現象背後的問題和癥結，這種前瞻能力發揮得當，對於政府來說有預警功能。對民眾來說，情緒也能得到合理的宣洩，有明顯地緩壓作用。怨氣的隱藏和積聚，會使民眾迷失在自己的情緒中，喪失理性的判斷力，引發更大的社會危機。
給媒體以更大的自由度，其實也是在實現政府與民眾的溝通，這樣只會促進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減緩恐慌情緒的發生，也能有效制止各類小道消息的傳播。雖然治理危機的主導是政府，但在今天公民個人、公益組織和企業的作用也變得日益重要。這種突發疫情的緊迫性，要求全社會的共同參與來完成治理。諸多治理措施中，最重要的就是危機信息的真實與公開，這一切都有賴於對媒體的開放。只有如此，才能瞭解民眾對政府現行方案的態度，才能真正動員民眾參與到疫情的治理中，提高疫情治理的效率。
新京報：你認為目前的公共衛生系統的建設，有哪些不夠健全之處？類似的公共衛生事件，政府救助和民間自救該如何配合？
葉匡政：這次疫情的大暴發，確實暴露出中國公共衛生系統的大量短板。去年，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還對外宣稱，中國已建成全球規模最大、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實現了對39種法定傳染病病例個案信息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實時、在線監測。但從武漢疫情看，這個監測網絡基本是無效的。高福稱“SARS類似事件”不會再出現，是沒有出現SARS，但出現了超過SARS數倍的公共衛生事件。
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嚴重的失誤？疫情已暴發一個多月了，問題的癥結仍沒有真正弄清。按已經公開的時間線可看出，在疫情早期，一線醫務人員和科研人員已用最快時間，完成了測序、試劑等科研任務，並提出預警。這原本是一場可以躲得過的災難，至少不會變得像今天這樣人人自危。但為什麼衛生管理部門與當地政府，對全社會的疫情預警竟一拖再拖，甚至遠落後於不是疫源地的香港。這是民眾最為關心的問題，回答了這個問題，我們就會明白中國公共衛生系統的真正隱患所在。是立法上的？是程序上的？還是有其他原因？
疫情暴發後，武漢在短時期內呈現了各種亂象，本應嚴肅、科學的疫情防控，竟荒腔走板成一場讓人不堪回首的巨大悲劇。要應對這類公共衛生危機，需打破對傳統管理模式的依賴，主動推動社會管理方式的創新，彌補政府治理能力的缺陷，把政府本位變為社會本位，把控制變為服務，讓多元的管理主體和民間組織都參與到社會治理中來，才能提高民眾對未來的預期。
從這次疫情看，所謂的社區在對普通民眾的救助中，並沒有發揮多少作用，而能夠代表民眾的民間組織，經過這幾年的整治，也幾近消失。當社會一盤散沙時，一旦出現公共危機，必然把矛頭都指向了政府，也只有政府可以依賴，而政府的能力又無力改變亂象，必然導致更大的危機。地方政府要想實現這類對公共事件的順利治理，客觀上需要在政府和民眾間有一種中介機制，民間組織就是這樣的中介機制。通過民間組織對公共管理參與，不僅更易獲取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訴求與意見，也更易溝通與協調各階層之間的利益和關係，釋放社會壓力，緩解社會矛盾，形成政府、民間組織、社會公眾三方共同受益的公共治理格局。
《格外談》，葉匡政著，商務印書館2013年2月版
讓疫病之災成為一個社會課堂
新京報：你撰寫時評多年，對於此次疫情的暴發和應對，你認為還有哪些方面是需要反思的？有哪些政策建議？
葉匡政：需要反思的地方太多。這次疫情，幾乎是一種社會機制整體潰敗，才可能導致的結果：地方治理和應急系統的失靈，公共衛生防控系統的滯後，媒體監督功能的完全退化、慈善和社會組織能力的喪失、醫護救治力量的緊缺等等，一系列的因素導致了武漢的今天。我會陸續給《鳳凰週刊》寫至少五篇社論，反思這次疫情所暴露出的一些問題。目前只是簡單重複一點第一篇文章中的觀點：
疫情恐怖，但疫情如果引發更大的社會動盪就更恐怖，痛定思痛，只有重新科學地預判與治理這一場浩大的公共危機，才能讓中國社會的元氣不至於過度損傷。
首先，政府要確保各地疫情數據的真實、完整、準確，因為全球的科學家需通過研究這些數據和案例，才能建立有效的科學模型，並弄清疫情流行中的一些關鍵事實，這一切都需要時間。對疫情造成的社會與經濟傷害，政府也需有科學而充分的研判，不能再犯武漢市政府那種信馬由韁的錯誤。今年正逢中國經濟下行期，又有美國貿易戰的複雜背景，這次疫情帶來的經濟傷害，顯然要超過SARS時期。只有科學而充分的研判，中央政府才能做好有遠見的規劃，讓宏觀指導變得更體系化，對各行業的政策引導也能更細緻到位，避免給國民經濟與民生帶來更大的次生災害。
《可以論》，作者: 葉匡政，版本: 中信出版社，2015年10月
其次，要科學地引導社會預期。這是一場與危機的賽跑，越是這種公共危機時期，政府對社會預期的科學引導就越是重要。因為社會預期形成民眾的社會心態，是民眾對未來的估計與評價，這種評估會影響民眾下一步的選擇與行動。科學地引導社會預期，不是指碰到問題就一禁了之，只堵不疏，或以維穩為理由強壓公眾合理的權利訴求，這樣只會進一步導致民眾的社會預期過低，誘發一些抗爭性事件，甚至引來社會震盪。
科學地引導社會預期，首先要制約權力的不可預期性。權力的濫用，往往是民眾社會預期不穩定的根源。因為權力如果讓民眾感到捉摸不定，就會產生人人自危的社會心理。另外，法治的保障也很重要。法律的重要功能，就是在不確定中給人以確定感。法治社會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它的可預期性，當法律能充分保障每個人的自由和權利時，就為公眾的社會預期提供一個穩定的制度環境。讓權力在法律的框架下活動，能讓身處疫情重壓下的民眾，體會到安全感。
當疫情變得無法避免時，我們如何面對疫情卻能夠選擇。只有當全社會對疫情及各種災難，有一種越來越科學、越來越開放的態度，民眾對災難的認知才會趨於理性，在瞭解疫情真相的同時，維護和尊重受難者的遭遇與命運。只有這樣，疫病之災才能成為一個社會的課堂，那些同胞的生命、苦難和悲傷，才不會白白付出。
採寫丨徐學勤
校對丨楊許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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