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綜合自第一財經、《中國新聞週刊》等。
2018年人口增加最快的10個城市分別是深圳、廣州、西安、杭州、成都、重慶、鄭州、佛山、長沙和寧波。2018年，有9個城市的人口增量超過了20萬，有4個城市增量超過30萬，分別是深圳廣州西安杭州。總體上看，我國人口流動呈現由北向南流動的態勢。
2019年，一場由二線城市率先發起、持續兩年多的“搶人大戰”再度升級。截至2019年3月1日，在2019年發佈各種人才引進與落戶等政策的城市已超過20個。
隨著學歷落戶門檻繼續降低和放寬購房、投資納稅落戶等條件限制，中國戶籍制度改革進入“快車道”。國務院參事、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馬力認為，城市放寬落戶條件是必然趨勢。如今中國的人口紅利逐步消退，老齡化日益嚴重，人力資本成為驅動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中國未來發展靠的是人才紅利。
圖為深圳前海企業公館
廣深佛：大灣區的人口向心力
來自珠三角的深圳和廣州兩座城市的都超過了40萬，在各大城市中領跑，其中深圳去年人口增量達到了49.83萬人，廣州也達到了40.6萬人。
從2015年到2018年，廣州人口增量分別為42.06萬、54.24萬、45.49萬、40.6萬。保持了快速增長勢頭。同期深圳常住人口增量分別為60萬、53萬、55.08萬、49.83萬人。廣深已連續多年保持快速增長的態勢。
在四大一線城市中，近年來京滬與廣深呈現了截然不同的走勢。華南城市研究會會長、暨南大學教授胡剛分析，近年來，廣深人口快速增長，有多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京滬兩個超一線城市人口已經超過2000萬，出現人口過多、交通擁堵、生態環境等“大城市病”。為了從病根上破解這些問題，京滬相繼提出了人口目標和產業疏解政策。而廣深目前還不到1500萬，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落戶門檻都比較低。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有部分人口從京滬轉移到了廣深。
廣東體改研究會會長彭澎分析，相比中西部地區，珠三角的優勢雖然沒有過去那麼明顯，但是還是有一定的優勢，尤其是在營商創業環境方面，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市場化體系，也吸引了很多人在這邊創業。
實際上，不光是廣深，廣東第三城佛山的人口也快速增長。數據顯示，去年佛山常住人口增加了24.9萬人，在各大城市中位列第八位。
2018年年末廣東全省常住人口11346.00萬人，比上年末增加177萬人，其中珠三角地區就達到了150.45萬人，佔據了全部增量的85%，比浙江、山東和江蘇這三個經濟大省去年的人口增量之和還多。這也充分體現了大灣區的人口吸引力。
從產業發展來看，近年來珠三角產業轉型升級的加快，高端製造業、信息經濟等新興產業的發展，吸引了大量的就業人口。
此外，大灣區宜人的生活環境也比較有吸引力。“陽光地帶比較吸引人。”彭澎說，珠三角的氣候溫和，空氣較好，比較宜居，目前人口也在往沿海地帶集聚。“哪怕在這裡養老，休閒的人，也會有相當大的數量。”
圖為西安的各種麵條
西安杭州成都：強二線城市閃耀
在深圳廣州之後，西安、杭州和成都這3個強二線城市的人口增量分列3到5位。
這其中，西安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8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000.37萬人,比上年末淨增加38.70萬人，常住人口總量首次突破千萬大關。
西安人口的快速增長，一方面是因為近年來西安經濟的高速增長。2018年西安GDP跨越8000億元大關，增速位居副省級城市第一，佔全省比重升至34.2%，創14年來新高。另一方面，也與西安的落戶門檻不斷放鬆有關。自2017年3月1日以來，西安在隨後的兩年不到的時間內，7次升級調整戶籍政策，落戶門檻不斷放低。
陝西省城市經濟文化研究會會長張寶通對第一財經分析，隨著關中平原城市群和西安國家中心城市的建設，以及不斷升級的戶籍新政等舉措，人口向大西安集聚的勢頭十分強勁，未來人口流入將持續快速增長。
杭州人口增長的態勢同樣十分迅猛。2018年末，杭州常住人口達到980.6萬人，比2017年增加了33.8萬人，增幅高達3.45%。而從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杭州新增常住人口分別飆漲了12.6萬、17萬、28萬、33.8萬人，呈現快速增長、持續增加的態勢。
杭州人口的快速增長，主要得益於近年來杭州在數字經濟的帶動下，城市經濟快速增長。今年的杭州政府工作報告顯示，2018年杭州深入實施“一號工程”，電子商務、雲計算與大數據、數字內容、信息安全等數字經濟優勢產業競爭力持續提升，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未來產業蓬勃發展，全市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預計3320億元，增長15%左右。
2018年成都市常住人口為1633萬人。而2017年，成都常住人口 1604.5 萬人，也就是說，2018年，成都人口增量達到了28.5萬人，增量位居第五位。
隨著中西部經濟發展的加快，中西部的強省會如鄭州和成都也吸引了大量的外來人口，尤其是省內其他地市的人口。例如，四川和河南是我國人口大省，成都和鄭州作為省會，成為人們遷居、工作的重要目的地。
前年鄭州常住人口增長25.5萬人，常住人口總量突破千萬大關。這也是鄭州連續8年常住人口增量超過15萬。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可見一斑。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長江流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彭智敏分析，近年來城鎮化過程中，河南大量人口流向中心城市鄭州，城區面積也在快速擴張，未來鄭州城市擴張的潛力還很大。
另一方面，近年來，各地為了吸引人才和勞動力，紛紛放開了落戶門檻，出臺各種吸引人才的政策舉措，目前很多二線城市的落戶門檻屢創新低，甚至於零門檻。這也吸引了不少人口加速向二線城市轉移。
比如，河北省會石家莊，取消了在城區、城鎮落戶“穩定住所、穩定就業”遷入條件限制，全面放開城區、城鎮落戶。全國公民僅憑居民身份證、戶口簿就可向落戶地派出所申請戶口遷入市區、縣(市)城區和建制鎮，而且，配偶、子女、雙方父母戶口可一併隨遷。石家莊也由此成為首個實施落戶零門檻的省會城市。
張寶通認為，在京滬等超大城市出現大城市病、成活成本高昂，中小城市吸引力又不夠的情況下，二線城市尤其是很多省會城市正迎來城市發展的黃金期。通過放開落戶，引進人才，吸引人口流入，實現做大做強，進而帶動全省發展。
不過，在中原地產首席市場分析師張大偉看來，從未來來說，要吸引人，最關鍵在於產業，如果沒有產業和好的就業崗位，即便落戶了，人才還是會外流。因此二線城市還是要加速產業的發展和轉型升級。
以西安為例，去年年末全市戶籍總人口986.87萬人，比上一年度增加了81.19萬人，但常住人口僅增加38.7萬人。這裡面，除了原有的一部分常住人口轉為戶籍人口外，也有一部分人口雖然在西安落戶，但並沒有在西安工作。
圖為寧波國家高新區一景 吳挺 攝
人口流動由北向南
從大的區域格局來看，中國城市人口增長繼續呈現南快北慢、人口由北向南流動的態勢。
從增量來看，前年常住人口增長最多的10個城市，除了西安和鄭州，其餘城市全部在南方。從增速上來看，也是如此。大灣區、長江經濟帶的中心城市，如深圳、廣州、杭州、成都、重慶、長沙、佛山、寧波等城市成為人口流入的重點。相比之下，北方除了西安和鄭州之外，其他城市的表現要遜色不少。
南方城市人口較快增長，與區域經濟發展緊密相關。江蘇省社科院研究員田伯平對第一財經分析，南方的經濟發展更好，市場機制力量比較強，人們的就業發展及機會更多。比如南方沿海地區不光是改革開放走在前面，近幾年的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也十分突出，因此提供的機會要多一些。相比之下，北方的市場化機制、轉型升級等要遜色不少，就業發展機會相對要少。
彭智敏說，南方地區經濟更有活力，產業發展更好，對人才以及外來務工人員需求量都比較大。“產業是第一位的，要有更多的就業機會。”
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任志武在去年11月舉行的第二屆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高峰論壇上分析，自2013年以來，中國南方經濟在全國經濟中的佔比從2013年的57.4%上升到2018年上半年的62%，多數南方省份的經濟增速保持在合理區間。區域經濟發展格局從“東西差異”變為“南北差距”，經濟增速“南快北慢”和經濟總量佔比“南升北降”現象持續演進。
任志武分析，這是相關各地大力發揮新興產業引領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作用的客觀結果，是新一代信息電子、新能源、機器人、生物醫藥等新產業在北京、上海、深圳、廣州、武漢、合肥、貴陽、成都等地大規模集群發展的必然表現。
產業之外，人們對追求美好健康生活的嚮往也是人口向南流動的一大原因所在。彭智敏說，東北冬天比較冷，華北的空氣質量有待提高。相對來說，南方的森林覆蓋率要高一些，氣候更宜居，像廣東的空氣質量要好很多，也吸引了人多人去定居。
再比如，同樣是西部，近年來西南的經濟發展也要比西北好很多。田伯平說，西南氣候更溫暖，水資源豐富，環境更好。相比之下，西北地區生態環境要差了不少。
“強省會”戰略下的搶人大戰再升級
2019年3月17日發佈的《西安市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宣佈，在2018年年末，西安常住人口首次突破1000萬。
在動輒百萬的引才規模之下，人口爭奪成為城市競爭的新形式，以西安、鄭州為代表的新興二線城市幾乎是舉全市之力引才。某種程度上，城市間“人才爭奪戰”已從搶人才變成了搶人口。各城市亦拿出“真金白銀”，從租房、購房、生活等方面提供補貼，以吸引更多人才流入本地。
有分析認為，以省會城市為代表的二線城市，在今年引才力度空前，體現出這些城市的“人才焦慮”。
首都經貿大學城市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張智新表示，所謂二線城市的“人才焦慮”，本質上是這些城市在經濟、社會發展上的焦慮。恰恰是這種發展焦慮，使得二線城市想通過人才新政，讓城市短期內在經濟增長、財政性收入增長等方面取得進展。
從過去拼GDP、拼招商，到如今拼搶人才，這種變化的背後，體現出二線城市在產業轉型、佈局新經濟新業態、應對人口老齡化等方面存在諸多現實難題。此外，未來城市的發展將更多依靠創新來驅動，人力和土地成本退居其次，人才儲備成為城市間競爭的核心要素。
不同城市對人才的需求也存在“線際”差異，相比於一線城市，二線城市在吸引高端人才方面處於競爭劣勢。
南京作為較早加入“人才大戰”的二線城市，高端人才稀缺一直是其人才資源的突出短板。南京一位負責人才工作的官員表示，南京其實並不缺普通人才，真正缺的是頂尖的領軍型人才。
在南京市委黨校市情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輝龍看來，高端人才一定是在頂級城市間對流。南京的現狀是，頂尖人才落地需要時間來構建產業基礎，南京的人才集聚效應也難以匹敵一線城市。
江蘇社科院科研處副處長、研究員丁宏描繪了一張南京緊缺人才圖譜：南京科教資源豐富，基礎性研究人員較多，但同產業發展和創新結合比較緊密的人才比較缺乏。其次，南京目前依舊比較缺乏“能夠站在世界科學高峰”的頂尖科學家。此外，能夠對科研成果進行轉化的科技型企業家，特別是在新經濟業態領域有影響力的領軍型企業家稀缺。
南京市一位不願意具名的學者認為，隨著這兩年進入一個以省會城市為引領進行發展的新階段，合肥、成都、西安等省會城市都是在“強省會”戰略下崛起的。南京加入“搶人大戰”，也因為它面臨著來自其他兄弟城市的壓力。近些年，成都、武漢、合肥、蘭州、貴陽等省會城市在所在省份經濟規模所佔比例快速上升。
實施“強省會”戰略的因素，在中西部省會城市上顯得更為突出。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長江流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彭智敏接受媒體採訪時分析，中西部地區與沿海發達地區發展階段不一樣，在中西部進入到工業化後期之前，區域經濟發展需要一個增長極，以增長極帶動周邊區域的發展。由於每個省份最好的研發、高教、金融等要素資源主要集中在省會，因此如何突出省會的帶動引領作用就十分關鍵。
數據顯示，中西部省會的首位度普遍高於東部沿海省份省會城市的首位度。首位度是一個學術提法，指的是一個地區人口規模第一位城市與第二位城市的比值，用來描述首位城市在全域範圍內發揮影響力的程度。
廣州市社科院研究員彭澎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稱，原來中西部一些後發的因素，如今卻變成了優勢，比如地價、勞動力等成本都比沿海大城市低。在沿海大城市的高昂成本之下，很多人才、勞動力也會考慮性價比，留在中西部就近就業，首選就是中西部的強省會城市，如鄭州、武漢、成都等城市。
此外，以鎮江、襄陽等為代表的三四線城市也加入了今年的“搶人爭奪戰”。一方面，隨著一二線城市人才政策不斷加碼，人才資源在這些地區形成“人才池”，正加劇三四線城市的人才流失；另一方面，三四線城市的人才引進也被看作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個必經步驟，對農村人口城市化是有利的。
不過，也有業內人士呼籲，城市引才應避免一哄而上、盲目跟風。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土地資源與房地產管理系教授趙秀池認為，越來越多的城市加入“人才大戰”，不能片面地只看成是盲目跟風，其背後恰恰是反映了一個大趨勢。
張智新則認為，目前的“人才大戰”中，一些城市出臺的人才新政是一種靠指標或者是為出政績的一種臨時性制度措施，若沒有後續政策跟進和配套，想長期留住人才肯定是不行的。此次各城市加入“人才大戰”應看成是一種政府行為，而非市場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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