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良在漢初並沒有“急流勇退”,他還破壞了劉邦晚年最重要的謀劃


張良在漢初並沒有“急流勇退”,他還破壞了劉邦晚年最重要的謀劃

張良畫像




劉邦有沒有虧待張良?

我覺得劉邦並沒有虧待張良。

劉邦曾經準備讓張良“擇齊地三萬戶而侯之”,張良拒絕了,但是劉邦依然封張良為“萬戶侯”,食邑數超過了蕭何2000戶,這不能說劉邦虧待張良。

《漢書》曾記載了漢六年劉邦分封功臣,賜予功臣食邑數的具體情況,以食邑數來衡量,那麼張良排名第三,而蕭何則排第五。

漢六年,主要功臣食邑數:

第一、宗室劉澤,11000戶。

第二、曹參,10600戶。

第三、張良,10000戶。

第四、周勃,8100戶。

第五、蕭何,8000戶。

為什麼張良拒絕劉邦“擇齊地三萬戶而侯之”的建議,但又接受了漢“萬戶侯”的封賞呢?



張良在漢初並沒有“急流勇退”,他還破壞了劉邦晚年最重要的謀劃

(蕭何月下追韓信搞笑圖)


其實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了。我個人以為張良之所以拒絕“齊地三萬戶”,而坦然接受漢“萬戶侯”並不是“謹慎”兩個字可以形容,更多是身份的確定。

所謂“身份的確定”,其實就是劉邦向張良攤牌:你究竟想做漢臣還是漢帝國的封君?

秦漢之際,封臣與封君的區別還是很大的。

以商鞅為例,秦王為酬謝商鞅的功績,特意劃出了十五個城封給商鞅,商鞅從此就成了“商君”,是秦國分封的諸侯了。他和秦王的關係就從“主人和僕人”變成“上級與下級”的關係。

事實上不止商鞅,後來的秦相魏冉、呂不韋,他們的實際身份都是秦國分封的諸侯,和秦王是“上下級關係”而非“主人與僕人的關係”。

一直到秦始皇誅呂不韋后,才廢除了這一政策。

而漢高祖劉邦統一天下時,已經分封了七個異性諸侯王,所以對於劉邦來說,不介意再分封一個小的異性諸侯王出來。

另外,張良與蕭何等人身份也有所不同,嚴格來說,蕭何、曹參等人從劉邦還是沛縣亭校長時就已經算是他的下屬了,別懷疑,秦朝時沒有亭長職務,只有亭校長,一百二石,在縣這個級別算得上高級管理崗了,肯定是比蕭何的職務要高的。

而張良是韓國貴族子弟,和劉邦的關係更類似於“借調”,或者說作為韓與漢關係緊密的象徵。這種雙重效忠身份在漢朝以後就很少看到,但是在日本就比較常見,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明智光秀,他在很長一段時間同時是足利將軍的家臣和織田信長的家臣。

所以,劉邦在漢六年分封功臣時,張良就是一個特殊的存在。

劉邦提出“擇齊地三萬戶而侯之”時,這等於是劉邦對張良貴族身份以及雙重效忠身份的認可,正因為劉邦認可張良不算完全的“漢臣”,所以劉邦把選擇權交給張良。

對於張良本人來說,如果接受了“齊地三萬戶”,就意味著張良放棄了“漢臣”身份,那麼,劉邦給予張良三萬戶,也足夠報答張良之前的功勞了,之後張良對於劉邦來說,和韓信、英布、彭越這樣半獨立諸侯王沒有任何區別。

而張良最終選擇了放棄其他身份,專心做“漢臣”。

所以我們看到張良拒絕了“齊地三萬戶”,卻坦然接受“留縣萬戶”的封賞。



張良在漢初並沒有“急流勇退”,他還破壞了劉邦晚年最重要的謀劃

張良拜師圖


而之所以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裡張良地位遠遠不如蕭何,甚至沒能進“十八元功之臣“的行列除了“誅滅諸呂”後以周勃和陳平為首的功臣集團對史書的篡改以外(後面會說到),還和張良本人所擅長的能力有關。

正如劉邦所說,張良擅長的是“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他其實是一個謀士,而非事務官,所以天下平定後,張良的作用就被弱化了,而蕭何、曹參這些事務能力強的人也就冒頭了。

另外一點是既然張良選擇了“漢臣”身份,那麼他和劉邦特殊關係也就消失了,作為普通的漢初功臣,他和劉邦的親密度肯定不如蕭何、曹參這些“豐沛元從”。

而且張良確實身體也不好,沒辦法向陳平那樣,一直留在劉邦身邊,陪他巡行四方,給他出謀劃策。

這都是張良在漢初沉寂的原因,張良在漢初很長一段時間沉寂,我覺得既不是劉邦猜忌,也不是張良自己“功成不居”,主要還是因為張良的身體狀況以及他本人確實沒有強烈參與到劉邦決策中去的意願。

為什麼我說張良並不是“功成不居”,真的“急流勇退”?

原因就是在劉邦廢太子時,張良被呂后請出山,幫呂后保住了兒子劉盈的太子之位。

這一次,張良是和劉邦進行了正面對決。

張良為了保住劉盈的太子之位,讓呂澤請出了商山四皓。而劉邦一看到商山四皓,就感嘆太子羽翼既成,自己換不了太子了。

為什麼商山四皓有這麼大的“威力”?這在歷代都算是不解之謎,司馬光認為這是司馬遷為了凸顯太子正統性,故意美化商山四皓。

不過在我看來,張良讓呂后請商山四皓出山這件事情之所以讓劉邦感嘆,原因在於商山四皓出山這件事背後所代表的含義遠遠高於這四個老頭。

漢初朝堂以及地方官府是個什麼情況呢?可以說天下官職幾乎全被劉邦的軍功貴族霸佔了,《張家山漢簡》裡曾記載了漢惠帝時期一個三百石的縣令與他兩個分別只有一百二十石與一百石的下屬殺害同僚的案件,案件本身不稀奇,稀奇的是這三個人竟然全是關內侯。

即使到了東漢末年,張遼投降曹操,被曹操封為比兩千石的高官,爵位也只是關內侯,漢惠帝時期,哪怕一個亭長可能都是大庶長(第十八等爵)。



張良在漢初並沒有“急流勇退”,他還破壞了劉邦晚年最重要的謀劃

商山四皓


這種情況下,漢朝官職在幾十年時間基本上被劉邦的軍功臣壟斷了,而非軍功臣想要入仕非常難,還要被軍功集團排擠。

這也是為什麼劉邦派人徵召商山四皓,他們不想來的原因:去了也就是陪皇帝解悶兒的存在,朝廷正經職務,軍功貴族們自己都不夠分呢。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呂后請商山四皓輔佐太子劉盈,其實是代表著以蕭何、曹參為首的軍功貴族們竟然默許“外人”進入未來皇帝的小圈子,同意將來“外人”來和他們分享權力。

本質上是什麼?本質是蕭何等“豐沛元從”集體支持呂后和太子。

劉邦雖然貴為皇帝,但是在漢初那種特殊環境裡,他也知道“眾怒難犯”和“勢單力孤”的道理,所以見到商山四皓出現在太子劉盈團隊後,他就知道自己輸了。

而張良之所以站在呂后和太子一邊,也是因為張良根本不看好劉邦這次“易儲”,相比於皇帝劉邦,張良選擇站在呂后以及漢初軍功集團這一邊。事後證明,這確實是最符合張良家族利益的選擇;只是他沒想到日後會出現周勃、陳平反水反動“誅滅諸呂”這種事。

從這件事我們也能看出,張良在漢初蟄伏,並不是因為他主觀上要“急流勇退”,實在是身體狀況堪憂,以及找不到適合他發揮的機會。

而一旦有機會,張良完全不介意“背叛”劉邦,做出最符合自己家族利益的的選擇。

《張良不入漢初十八元功之臣原因探析》、《張良“成功不居”探因》、《張良“欲從赤松子遊”原因考》、《商山四皓漢初事蹟述論》、《道家隱逸思想對張良影響的虛假性探究》、《從“功臣”與“社稷臣”之辯透視漢初官風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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