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翻譯學通訊
導語：也許一個世紀以後，葛浩文的形象將愈發固化、愈發清晰，作為中國文學最忠誠的可靠使者，他的名字與巴金、老舍、蕭紅、李昂、莫言等人永存於世。
(《葛浩文文集：論中國文學》/[美]葛浩文/現代出版社/2014-4)
在德國漢學家顧彬的課堂上，我曾不止一次聽到他表述過類似的觀點：莫言能獲諾貝爾文學獎讓我感到非常驚訝，這不得不歸功於他的翻譯葛浩文，要我說，葛先生的翻譯簡直就是創造性的編譯，他美化了莫言的故事與文字，英語世界中的莫言是一個全新的形象。顧彬是個直言不諱的批評家，在他的心裡，莫言創造的世界有些偏弱，還達不到諾貝爾獎要求的強度。但毫無疑問，葛浩文是個頂尖的翻譯家，有的時候，他甚至越俎代庖，在小說未臻完美之處為之補綴。
我特意尋出莫言中篇小說《變》的兩種英譯，予以比照，相較之下，葛氏譯文對原文文字意趣與結構美感的把握更為到位，它在文字的揀選上未必獨抒機心，但對句式的連用與並置卻有相當的
敏感，擬句運思的確更勝一籌。葛浩文揀詞煉句張弛有度，剪裁得當，繁簡肥瘦，參差交錯。需精簡處，要言不煩，直中準心，將多餘的枝葉切削得乾淨爽利；需鋪陳處，不吝筆墨，描金敷彩，鮮活的人與事漸漸地在英文語境中暢然呼吸。它頗為忠實地傳譯出了原文中借用時間的雙重屬性（物理、心理）而擠壓出的破碎與荒誕，當敘事者本人為“地痞小混混”和“正義無產者”這兩者間的張力所困，突感身份認同的焦慮時，譯文沒有自亂陣腳、張皇失措，反倒顯出地道英文的風貌。如果說一般的譯者從事的是機械制模式的“移譯”，葛浩文則在謀求跳躍靈動的“化譯”營生。夏志清曾稱讚葛浩文是“公認的現代、當代文學之首席翻譯家”，這也是普通讀者對於葛浩文的第一印象。事實上，葛浩文首先是一位20世紀中國文學的研究者。1972、73年間，當得知葛浩文正在撰寫以蕭紅為對象的博士論文時，夏志清停下了手頭的研究工作，轉而矚目於端木蕻良，他原本希望以一篇重量級的專論彌補《中國現代小說史》的遺珠之憾。顯然，葛浩文身上的潛力與天賦，讓夏志清感到有必要為這位後起之秀提供一方舞臺。
文學研究者，借鑑韋勒克與沃倫的理論，可將之分為兩類，一是“外部研究者”，一是“內部研究者”。我較心儀的兩派學者，恰恰分屬這兩種研究範式。研究史料的多是痴心人，在故紙堆裡翻滾，文字有古風，因為熟極了人事，常能在不經意處牽連起點點滴滴。文學史中的壯麗山河美則美矣，看多了難免生厭，而在他們筆下，人又有了活氣，野山野水，小說家中也有草莽人，詩人群中不乏革命家，歷史的圖景又鮮活起來。當代士子中，陳子善、謝泳、止庵、王彬彬、眉睫走的即是這路“知識性”寫作，他們的文字清通耐讀，彷彿歷史就是平常事，卻有真情湧動於下。另有一脈智識者，承繼了夏志清“致力於優美作品之評審與發現”的批評願景，從事著吃力不討好的鑑賞工作，也許，在這個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的時代，用“鑑別”這個詞更為適當。這本是批評最原初的使命，但在當下程式化的知識生產作坊中，它不在受邀之列，因為敏銳的心性與灼熱的道德關懷是無法複製的，語感，之於那些整日為論文的腳註憂心忡忡的教授們，是一個奢望。對於文本的基本識別能力，亦即判斷一本小說的優劣、一首詩歌的好壞，建於數百種、數千種作品的閱讀積累之上，這是學院派人士的噩夢。我們的文學系已經不再回答，或者說，已經沒有能力回答何謂偉大的小說，某著又何以成為偉大的小說。無怪乎，我所信賴的幾位作者，或寓居海外，或已擺脫論文之擾，或在清閒的崗位上悠然自樂，無人受著文字的壓迫，我願把他們的名字與讀者分享：李歐梵、宋明煒、劉錚、張定浩、耿德華。
葛浩文醉心於翻譯，但治學四十年，存下的各式文章亦不在少數，幾經搜尋，便輯出這本《論中國文學》。看題目，簡潔明利，不事虛張，其中的不少篇目即屬外部研究，著力於史實考辨與語境復原。如《蕭軍自傳及其他》不僅將英文版的蕭軍自述譯回中文，也詳舉彼時蕭軍研究的各項資料，可謂嘉惠學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方向》則概述十年間北美漢學界中國新文學研究的可喜成果，我們由此而知今日漢學之勝景來之不易；《魯迅和他的遺產：在美國召開的魯迅一百週年研討會點滴》展現了1981年在伯克利舉辦的魯迅研討會的某些側影，雖是報道口吻，但細節豐沛，人物躍然紙上，既是中外知識生活的有趣比照，也再現出解凍初期國內文學研究緩步前行的艱難步伐。這些綜論性、紹介性的文字，成文既早，又受時效的制約，今日視之，不免覺得落伍，但作為文化學的資料，恰是不可多得的歷史剪影、人事瞬間。
我的遺憾在於，葛浩文的專題論文，少之又少，本書不過收集了包括他評介蕭紅、李昂、莫言、柏楊在內的寥寥數篇專論。正是在這些簡短而有力的文字中，葛浩文顯示出一個銳利批評家的嗅覺和洞察力。尤可稱道的是《黃春明的鄉土小說》一文，我們不必熟悉黃春明的寫作，便可從葛浩文的筆端進入一個暗沉沉的世界，他成功地將黃的小說所醞釀的悲傷與哀愁移植到自己的文字中，當批評浸染了原作的情緒，它也足以模擬出真正的動人。即便是一個對黃春明一無所知的讀者，當他讀到這些隱約透著宿命色彩的絮語時，也不能不為之動容，“顯示在這裡的，是一種被貧困和無奈折磨得疲憊不堪的原始反應。他們的情緒終會冷靜下來，可是這些人的生活卻難以改善，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劇”、“可是《廯》不是一個談性的故事，也不是作者陳列色情笑話的櫥窗，它是講貧窮和那種事實上不可能改變的命運”、“它研究一般人所面臨似乎微不足道可是扣人心絃進退兩難的困境”。批評的終點，便是閱讀的起點，丟下批評家的著作，轉而尋找作家的帕納索斯山，便是對前者的最大尊敬。此等榮光，葛浩文當之無愧。
嚴肅的學者，必然重視基本功的訓練。尤其是那些以“學術警察”自居的評論家，常常以是否精熟漢語來檢驗海外漢學家的成色。譬如汪榮祖先生，便曾暗指北美漢學拓荒者費正清不諳中文，對於他的學生、耶魯名學者史景遷更是頗有微詞，“以上所舉翻譯的錯誤，為筆者閱讀時，就所見隨手摘錄，組織成文，並不是有系統的勘誤。像這樣的錯誤不可能是偶然的失察，而是由於閱讀古文的功力有所不足；從前西方的漢學家很講求文字上的訓練，相比之下，而今顯然遜色。”那麼，葛浩文的漢語能力是否足以支撐起他的研究與翻譯呢？恰好本書多篇文字並非譯自英文，而是輯選他為港臺報章撰寫的各色快訊隨筆，檢視過後，我想我們大可打消這種疑慮。也許是性格使然，又或是受到為他敬慕的蕭紅、蕭軍、端木蕻良之影響，葛浩文的中文小品顯出一種北方的豁達，語氣中已然感覺不出域外的痕跡，而他對漢語句式的把握，不能不令人稱道，試看這樣一段結語，“但丁鉤兒的憤怒也是稍縱即逝，或許他自己知道在這樣一個人類墮落氣氛瀰漫的環境裡，吃人總要比被人吃好。他沒有開槍打死吃人者，相反的，他最後加入了他們的行列。或許莫言在暗示，我們最終都無可避免地要步上丁鉤兒的後塵。”嫻熟地擺弄成語，對於漢語或然性表述的精道使用，一種冷然如先知的姿態，葛浩文的漢語寫作，確乎如劉紹銘所言，“他的白話文雖未到詐嬌撒野的程度，但確已到隨心所欲的境界。‘老外’朋輩中漢語修養奇高的大有人在，但能以中文稿來賺菸酒錢的，只有老葛一人。”
個人生命的完整風貌總會為他傑出成就的光芒所掩蓋，就像我們津津樂道《尤利西斯》的作者喬伊斯，卻很少提及那個憂鬱的愛爾蘭詩人。也許一個世紀以後，葛浩文的形象將愈發固化、愈發清晰，作為中國文學最忠誠的可靠使者，他的名字與巴金、老舍、蕭紅、李昂、莫言等人永存於世。但我們也不應遺忘作為批評家的葛浩文，26歲那年，他與漢語結緣，自此，那個不羈的青年士兵彷彿從人生的混沌中醒來。在往後的年月裡，我們得以分享他的困惑、他的沉思與兩種龐雜的文明施予他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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