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北京故居“七樹堂”
幼年時期常聽父親恆鈞講述戊戌變法及以後康有為在國內的一些活動情況。例如康有為託莊士敦向廢帝溥儀傳遞書信的事，這些信件在溥儀出宮後，於養心殿中發現。
當時北京地方檢察廳要對康有為提起公訴，最後經段祺瑞從中斡旋，才由北京地方檢察廳撤銷了起訴書。又如康有為為了溥儀被逐出宮一事，曾給班禪寫過信，為溥儀鳴不平，等等。
後來年歲稍長，漸漸才知道父親和康有為的關係。原來康有為自戊戌變法失敗後，便亡命日本，住在東京早稻田大學附近。當時父親是晚清留日學生，在早稻田大學讀書，因此結識了康有為。
後來康有為離開日本，遠去各國遊歷，父親也就回國了。這時是1909年。大約在1926年8月，康有為重來北京，故舊重逢，倍極歡洽，這時康有為寫了幾副條幅送給父親。
有一天父親起得很早，和康有為約定同去清室東陵。父親歸來帶回一張長約一尺三四、寬不到一尺的小幅宣紙，上面寫有四句詩，下面屬款是“有為”二字，既無上款，也無印章。
那時大凡康有為寫的條幅，上面總要有名章和“維新百日，出亡十四年，經三十一國，行四十萬裡”的印章。父親拿著這張寫有詩句的宣紙告訴母親說：“明天送到琉璃廠去裱，裱時要上下加裱兩塊同樣大小的宣紙，準備請人題跋”接著父親就把題詩的經過向家人繪影繪聲地講述了一遍，我們姐弟兩人在旁聽著。
可惜事隔近60年，大半忘卻，現僅能記其概略。好象父親說，到東陵後，一進龍門口（東陵的天然屏障）轉過一座小土山，東陵全部景色便盡在眼前，民國以後，各系軍閥此去彼來，陵樹多被盜伐，只有陵墓附近松柏倖存，倒也青翠蔥鬱。
到了東陵以後，先到孝陵、後到景陵（孝陵和景陵是順治和康熙的陵墓）憑弔。這時康有為停步凝視，若有所思。後來就走到守陵人住所，稍事休息。
康向守陵人索要紙墨，願付資以償。當時筆墨尚有，惟紙張一時難得，經守陵人再三搜尋，始得大僅盈尺的宣紙一張。於是康有為在這張紙上握筆急書七絕一首：“鳳閣龍樓水匯來，二陵鬱郁氣佳哉；滿山松柏叢萬綠，嗟爾王孫且勿哀。”下書“有為”二字。康有為寫完，父親便把這寫好的詩句搶在手中，向康說：“把它送給我吧！”
康有為遊東陵的這首詩經過裝裱，一直懸掛我們家中。從詩中的字裡行間，可以看出康當時仍有復辟的想法。父親去世後，這副條幅始終保存在家裡。
作為一代文物，對康有為晚年思想，尚有參考價值。在“文化大革命”中，家人恐因此罹禍，就把它從條幅上挖剪下來，疊藏在布枕中，與枕內蕎麥皮揉在一起，日久忘懷，十年以後，蹤跡全無。
那次康有為重返北京，許多往事都湧上他的心頭。雖然戊戌變法已是近30年前的舊事，但對康有為來說，卻恍如昨日。據父親說過，1926年的秋天，康有為來京後連日和舊友相聚，詢問他逃離北京後的京中情況。
他最關心而又傷心的事，莫過於有關戊戌變法的一人、一事、一地、一物。曾有人對康述及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六人被殺時之情況。
說當時六人從刑部提出後，因為劉光第過去曾在刑部任職，刑部內部情況比較清楚。刑部有東西兩個門，凡是押綁犯人出東門者都不是死囚，出西門者是立即問斬。
劉光第一看他們這六個人的囚車從西門而出，馬上高聲說道：“我們全完了！”及至行刑前，劉光第看到監斬官是剛毅，因屬同僚舊識，馬上朝剛毅喊：“你過來我有話說。”剛毅急忙背過臉去。
康有為聽後傷心已極，他決定要親赴當年刑場菜市口去憑弔。一天下午由他的子女陪同來到菜市口，當他看到鶴年堂藥店時，立刻停下腳步，站在藥店門前的便道上左右顧盼。
他嘆了一口氣說：“這就是當年的刑場！”語音未落，不禁潸然淚下。他的子女勸他回去，但他卻遲遲不願離開。最後還是他說要再到從前居住過的南海會館看看，這才離開了菜市口。
還聽父親說過，康有為在“公車上書”前，曾召集各省舉人一千多人在宣武門外達智橋松筠庵舉行集會。這次來京，他又親訪達智橋，重瞻松筠庵的舊貌。至於詳細情況，均已記不起來了。
康有為這次重來北京，逗留不久，便經天津轉赴青島。記得他到天津後，給父親來過一封長信，言述他到天津以後的情況。他說到津後，奉軍褚玉璞設宴招待了他。
席間他又說起他的一貫主張。褚玉璞還送了他2000元云云。這封信放在書桌抽屜中，保存了一段時間，後來就不知去向了。
我父親名恆鈞，字詩峰。於光緒三十年左右留學日本，歸國後創辦《大同報》，以後又繼續創辦《京兆日報》等報。辛亥革命後，曾為北洋政府時期的眾議院議員。一度擔任天津《益世報》編輯。1932年夏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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