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學派的中國文學史研究》下
作者 京都靜源 教授/文學博士
四、蘇軾為主的宋詞研究
王水照先生在《日本的中國詞學研究述評》一文中首先就注意到了在京都學派早期出現的有關詞的起源問題的學術探討：
“他們二、三十年代起，就發生過爭論。鈴木虎雄《詞源》、青木正兒《關於詞格的長短句發達的原因》、目加田誠《詞源流考》等文就是這場爭論的記錄”。
對詞的起源問題進行關注之外，就是對詩人和作品的分析研究。
早在十三世紀時，蘇軾的作品就已傳到了日本。日本的僧侶和文人們很喜歡蘇詩，如先後成立了“赤壁會”、“壽蘇會”等詩歌團體，一起研究和唱和蘇詩。1916年“壽蘇會”組織的一次活動中，出席的就有中國的羅振玉、王國維和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的狩野直喜和內藤湖南四人！羅振玉甚至當中展示出他所收藏的《蘇文忠行書真跡詩卷》、《北宋搨本醉翁亭記》、《沈子培書東坡生日詩》等九件文物珍品。因此，研究蘇軾的詩詞，是從京都學派創始人時代就已經開始的傳統。
在《吉川幸次郎全集》中，涉及到宋詩研究的是第十三卷《宋代文學篇》，內容包括《宋詩概說》等名作。在該書中，他把宋詩按照南北宋兩個時代，劃分為六個階段進行研究：北宋初期、北宋中期、北宋後期、南宋初期、南宋中期、南宋後期。
吉川幸次郎對宋詩深入研究和充分肯定，一改陳臥子、嚴滄浪至王國維等人所謂的唐後無詩之說，改變了中國詩學的主流看法，至今明清詩學研究也成為顯學，這不能不說是吉川幸次郎的開創之功。他曾如是評價宋人的詩歌說：
“要說北宋讀書人的生活方式有什麼特色，那就是他們生活方式的二重性。他們一方面創作詩和文這種嚴肅的作品，另一面又創作詞這種浮豔、柔靡的作品（宋人的抒情精神寄託在詞之中）。並且，在文學用語上，也表現出二重性。從六朝至唐的散文，既然已經常常摻入了口語，也就不再好潔成癖；但北宋的散文對於口語的混入卻是取好潔去汙的態度。詩不像散文那樣的排除口語，但詩的語言範疇已經確定了，而詞則大量的吸收口語。”
他在《宋詩概說》中，他認為宋詩在詩史上的學術價值是視界的開闊和悲哀的揚棄。他發現：“宋人不但把詩視為抒情或流露感情的場所，同時也把詩當作傳達理智的地方”。為此，他主張：
“宋以前的詩歌，很久以來都是以悲傷為主題的，脫離這種悲傷主題，才是宋詩最重要的時性。正是蘇軾，才使得這種脫離完全成為現實的。在他之前，歐陽修已經具有這一傾向，但歐陽修尚不是不充分自覺的，並且，是以保持心境平靜這種消極的態度為方法的，梅堯臣也同樣如此。蘇軾則是明確的、自覺的、積極的。他用多角度的眼光來看待人生的多面性，根據這種哲學，他揚棄了悲哀”。
因此，他得出結論說：
“唐詩顯得如火如荼，緊湊而激烈。簡言之，在匆匆趨向死亡的人生過程中，詩人作詩只能抓住貴重的瞬間，加以凝視而注入感情，使感情凝聚、噴出、爆發。詩人所凝視的只是對象的頂點。這是唐詩之所以顯得激烈的原因。唐詩是凝縮而簡潔的，但視界的幅度卻也因而受到了限制。宋詩則不然。宋人以人生為長久的的延續，而且對這長久的人生具有多方面的興趣，具有廣闊的視界。詩人的眼睛不只盯住在產生詩的瞬間，也不只凝視看著對象的頂點。他們的視線廣泛地環望四周，因此顯得冷靜而從容不迫”。
宋代理學思想的發達，造成了宋代詩人可以很理性地看待世界和社會，於是也就形成了宋詩的說理的藝術特點。
吉川幸次郎還在《中國文學史》一書中對宋詞的分類進行了闡述：
“北宋是理趣橫溢於文學作品中的時代。但另一方面，五代詩餘的趣味也原原本本地被繼承下來了。北宋的詩餘作家，大致上可分為三類：一類是專門創作小令、民間小調之類的詩餘的人。他們出沒於煙花柳巷、秦樓楚館之中。一類是堂堂正正的士大夫們，他們一方面寫正統的詩文，另一方面也作為餘技來從事詩餘的創作。還有一類是在宮庭中訓練的藝人，和教坊有一定聯繫的人”。
田中謙二雖然是元曲研究專家，但是卻對中國古代文學有系統的研究和了解。在1970-1972年他參加了平凡社編輯出版的全六十卷本的《增訂中國古典文學全集》的編譯活動，負責主編第二十卷《宋代詞集》。
在《風與雲∶中國詩文論集》一書中，小川環樹先生從細節著手，闡述了“風景”、“風流”等詞語在中國詩歌中的演進，並通過詩人們對“風與雲”的應用敘述了中國詩歌中的感傷主義色彩，還對宋代大詩人蘇軾的諸多事蹟進行了分析研究。
青木正兒當時研究了詞格、詞律的問題。他撰寫了《詞格の長短句發達の原因にて就》、《樂律溯源》、《燕樂二十八調考》等論文。他還在《支那文學思想史》一書的第五章專門研究宋代的文學思想，集中分析宋代的詞說。其中，《詞格の長短句發達の原因にて就》一文中探討了詞格的形成問題。在該文中，他主張：
“初盛唐的詞采用絕句調。到了中唐，為了突破其單調而對絕句加以變化：（一）或者對句子進行伸縮分裂。（二）或者在泛聲、和聲中填入實字。（三）或者在樂曲的‘間之手’中填入實字。依靠這種方法，使詞格逐漸發展起來。到了晚唐，詞語完全從絕句系統中獨立出來。（四）有的順應樂曲本來的曲調改動句式的長短。（五）有的任憑語言自然和諧長短不齊的句子。這樣詞調越來越複雜”。
當然，這些觀點和可能是由於他以戲曲的曲調來考察詞調的結果吧。為此，王水照在《日本的中國詞學研究述評》一文中針對青木的上述觀點，提出：
“他的這一看法值得商榷。其實，敦煌發現的資料足以說明，唐聲詩和唐曲自自始就並行發展，不分先後的。據《教坊記間訂》，開元、天寶流行的長短句調，已達五十個以上。其次，他對（一）（三）（五）三種原因的推測，也略嫌證據不足”。
中田勇次郎1905年1月7日生於京都市中京區。號有廬，書齋名心花室。他的父親中田佐久造是京都一家出售纖維的名叫“中與商店”的老闆，精通書道。這使他自幼少開始學習書法。1932年，他從京都第三高中畢業後，考入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支那語學·支那文學科。1935年，他大學畢業後考入京都帝國大學大學院，師從鈴木虎雄、青木正兒，專業研究宋代詩詞。1941年，他大學院畢業後成為大谷大學文學部教授。1954年，他轉任京都市立美術大學學生部長。1963年開始，他當選為該大學學長。1969年，他從該大學退休後，轉任大手前女子大學教授兼文學部長。1976年，他被日本政府頒發勳三等瑞寶章勳章。1978年，他出任文字文化研究所所長、理事長。1990年，他受到京都市政府表彰，被授與文化功勞者稱號。1998年10月23日因病逝世。
他的主要著作有：《宋代の詞》、《讀詞叢考》、《歷代名詞選》、《詞選》、《黃庭堅》、《中國書論大系》、《米芾》、《文人畫論集》、《王羲之》、《中國書論集》、《王義之を中心とする法帖の研究》、《中國書法理論史》等。有全十卷本《中田勇次郎著作集》出版。編著有：全九巻本的《中國書道全集》、全二十四卷本的《書道藝術》、《中國書人傳》、全二十卷本的《文人畫粹編》等。
中田勇次郎在詞的研究上，早年他發表的論文頗多。在他晚年專業研究書法史之前，他長期研究宋代詩詞。《讀詞叢考》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京都學派第二代學者中宋詞研究的經典著作。該書由《南宋詞の特質》、《唐五代詞韻考》、《詞律に見たえる重疊韻の例に就て》、《唐五代詞の韻律に就て》、《草堂詩餘の版本の研究》、《清初詞選刻版考》、《兩宋詞人姓氏考》、《魚山の詩餘》、《道藏に見える詩餘》、《白樂天の文殊贊》、《溫庭筠の金荃詞》、《韋莊の浣花詞》、《蜀の詞人李珣の瓊瑤集より》、《花間集より》、《毛震熙の詞》等數十篇論文組成。從他的研究題目就可以看出他的視野十分寬闊而且氣勢宏大，他的研究考證論文也非常出色，甚至從《道藏》中研究考證出詞的痕跡，是第二代學者中研究宋詞的權威學者。
我們看一下唐圭章教授1935年在編輯《全宋詞》時給他的兩封通信，通讀唐氏來信內容就足以瞭解他的宋詞研究水準及其在我國學術界的地位：
中田勇次郎先生大鑒：
拜讀大示，欣慰之至。所指陸敦信、莫少虛、陸永仲、李長庚四則，尤感高誼。陸
敦信見《花菴詞選》，莫少虛見《梅苑》，向皆不知其名。今得先生髮明，亦大快事也。
惟據《洞霄圖志》雲：“陸凝之，字永仲，號石室，餘杭人。”似可與《鹹淳臨安志》
互訂也。又李長庚，字子西。但據陶梁《詞綜補遺》雲：“李子酉，號冰壺。”尚不知
孰誤。弟輯《全宋詞草目》，罅漏頗多。尚望先生不吝賜教。茲有詢者數事：
①貴國貞亨初所刻《事林廣記》內有宋人佚詞。吾國無此書，便乞先生代查一過賜
寄可乎？吾國《蕙風簃隨筆》中錄得五首，度其他必仍有也。
②吾國明人之《喻世明言》，惟貴國有之。其間或仍有宋人佚詞，亦仰望先生見示。
③吾國曹元忠雲：汲古閣所景《梅苑》，歸諸貴國巖崎氏。不知視今李祖年刻本《梅
苑》為何如。先生亦得見此書否？
瑣費清神，感荷無極。天涯比鄰，幸希不棄。
此請著安
弟唐圭璋上 七月十九
中田勇次郎先生雅鑑：
讀八月五日手示，快慰無似。多累代鈔《事林廣記》中之詞，亦至感歉。陳元靚為
宋末元初人，可信也。惟《十萬卷樓叢書》所刊《歲時廣記》為四十卷，作四卷，蓋誤
也。所鈔九詞，《東坡判詞》曾見之。《張魁判詞》，《中吳紀聞》謂是仲殊詞，究未知孰
是也。吾友趙萬里輯仲殊《寶月詞》引之。惟謂《事林廣記》不注撰人，則非是也。判
僧姦情《江南竹》一首，《留青日札》（以上第一紙》載之，惟作方國珍詞。其僧名竺月
華，亦非法聰也。先生所舉九詞見癸集卷十二、卷十三，但吾華況蕙風《餐櫻廡詞話》
引其戊集亦有《滿庭芳》、《鷓鴣天》等詞，先生可勿須鈔也。又謂卷八有《音樂舉要》，
論譜字頗詳。又謂卷二《文藝類》有言宮拍，與白石詞頗可印證，則此書信可寶矣。李
祖年《梅苑》系自印分送者。現渠已死，無從問得。坊間如有發見，當購奉臺端。《靜
嘉堂書影》已見過，惟無《梅苑》耳。趙萬里以二百金，自貴國寫真，可以假弟。則此
本可以見到，至快意也。又《皕宋樓藏書志》卷一百二十載宋陳經國《龜峰詞》一卷，
又載陳人傑《龜峰詞》一卷，後者，《四印齋所刻詞》已印出。惟前者則無從得見也。
令師有一知己在靜佳堂，務懇託之鈔得。鈔值若干，當寄奉也。聞諸橋轍次為靜嘉堂文
庫代表者，或徑託渠可乎？貴國專究詞學者，尚乞見示地址。此次分筆畫《詞目》印成，
將再乞貴國學人指教也。弟僅知鹽谷溫在帝大，他不知也。
匆此敬上，並請著安。
弟唐圭璋上 八月廿日
就中田勇次郎先生的書法研究，劉正成先生在《快雪時晴憶嵐山》一文中加以評述說：
“日本京都學派對中國古代文獻的研究，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用批判的眼光去處理他們所尊崇的中國傳統，這是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學術研究的分水嶺。中國乾嘉以來的漢學傳統，在矯正宋學傳統以後，對中國的古史更多的是釋義。中國的考據學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有了革命性的變革，實事求是，義理明徹，演變成了具有現代品格的‘支那學’。看一看日本《書道全集》的‘作品考釋’，就是一種全新的著錄方式，是對中國古代沿襲至今的著錄方式的革命性改革。《中國書法全集》編撰工作向《書道全集》借鑑所體現的‘支那學’研究方法最大的特徵，就是對古代某一樣式、某一書家作品的‘考釋’，有了這種‘考釋’，就有了作品的編年”。
而在中田勇次郎出版的《黃庭堅》一書中，他也努力挖掘最新的史料：“他從京都一個寺廟裡塵封三百年的書堆中找到了出版於江戶早期的《虎嘯集》，那是一個日本學者在南宋時期訪問中國蒐集黃庭堅詩文題跋的文集，為他的黃庭堅研究提供了新資料”。
小川環樹在宋代詩歌研究上也是貢獻頗多。他先後出版了兩卷本《蘇軾》、《宋詩選》、《陸游》、合著兩卷本《蘇詩佚注》、合著《蘇東坡詩選》、合著有：全四卷本的《蘇東坡詩集》等。他在晚年全部身心都投入了對蘇詩的研究中，並且主持了京都大學舉辦的蘇詩研究會的各項活動。這對京都學派的蘇詩和宋詩的研究，啟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據說，吉川幸次郎先生曾和他有約定，希望他專業研究蘇軾：“私が杜甫をやるから、あなたはをやりなさい”。可以說，他忠實地完成了他的這位學長對他的囑託。
村上哲見1930年7月18日出生在中國的大連。1949年，他高中畢業後考入京都大學文學部中國語學·中國文學科，在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環樹的指導下，開始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從那時起，宋詞就成了他的研究專業。1953年，他大學畢業後，成為京都教育大學副教授。後來又調任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但很快他又出任奈良女子大學文學部教授。1984年，他又調回東北大學文學部，接替突然逝世的志村良治，出任中國文學科教授。1972年，他獲得日本中國學會獎。1974年，他以論文《北宋詞研究》取得文學博士學位。1994年，他從東北大學退休後，出任奧羽大學教授。1999年，他從奧羽大學退休後，又被聘為近畿福祉大學教授。2007年，他從近畿福祉大學退休。2009年，他的《宋詞に關する研究》一書獲得日本學士院恩賜獎。
他先後出版的研究宋詞和宋代文學的專著有：1959年，出版《李煜》一書。1973年，出版《宋詞：中國詩文選》一書。1976年，出版《宋詞研究：唐五代北宋篇》一書。1983年，出版《陸游：圓熟詩人》一書。1989年，和淺見洋二合著《蘇軾·陸游》一書。2002年，出版《宋詞の世界：中國近世の抒情歌曲》一書。2006年，出版《宋詞研究：南宋篇》一書。
村上哲見在《詞に對する認識とその名稱の變遷》一文中主張：“唐代既有以詩充當的歌辭，也從一開始起就有了合曲調而作的長短的歌辭”。他還在此文中提出了“詩詞並存說”。王水照先生在《日本的中國詞學研究述評》一文中對此給予高度肯定，稱其為“這一考辨有助於從文學體裁上體認詞的性質”。村上哲見還在《李煜》一書中對李煜的詞學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李煜的詞在獨抒性靈上可以和《詩經》不相上下。
《宋詞研究：唐五代北宋篇》一書由上下兩篇，外加序和附論組成。上篇研究晚唐五代詞，下篇研究北宋詞。在《宋詞研究：唐五代北宋篇》一書中，村上哲見考察了詞的起源、發展及各個時期的詞人，對蘇軾給予了高度評價，他強調了“豪放”與“天然”二者之間的關係。他主張唐末以來的詞一直就有沉溺於傷感的傾向。但是到了蘇軾卻以豪放之態，組成其作品的基調。這和蘇軾的人生觀有著緊密的關係。他分析蘇軾詞的三大特點是：規模宏大而內容豐富，超越感傷而豪放達觀，來源生活而體驗深刻。並且，他敏銳地看出了宋詞的兩極化傾向的出現，正式開始於蘇軾，從蘇軾之後，格律化趨勢和散文化趨勢成了宋代詞學的發展方向。
相反，對於文弱而婉約的柳詠之詞，村上哲見也給予了很好的分析和研究。同時他也對詞的作者和當時妓女的關係進行了論述：
“唐宋文人題詠妓女或寫贈妓女的詩詞決不在少數……問題在於其態度和立場。例如，如果採取把女性當作風流遊戲的手段，說得極端些，看作任人玩弄之物的態度，反而不會被特別地當作問題的吧。耆卿的情況不是這樣，他吟詠時採取的不是居高臨下的態度，而常常是以幾乎對等的人與人的關係而進行吟詠的，這正是因為他本身的生活就處於那個社會之中的緣故”。
他在對柳詠等人的詞研究中發現了“某種觀念性”的東西，而這正是對傳統的詞為小道之說的反動：
“同耆卿的這類詞進行對照，人們可以發現包括溫飛卿在內的以前的‘閨情’詩詞都具有某種觀念性的東西。那些詩詞儘管有美妙而優雅的意境，但都是作為觀念的象徵而構成的。”
其實，他已經開始涉及到了對詞的雅俗之辨的問題。在論述中，他特別注意到了從晚唐到北宋中國科舉制度的規範化給當時士階層主動的對“雅”的認同所帶來的影響，這一影響曾經相當程度地制約了士階層對詞的接受，直到李後主詞的出現。在這裡，他已經接受著王國維《人間詞話》的影響，只是已經消化得很徹底而已。
他還對周邦彥的《西河·金陵懷古》一詞給予高評：
“這是一首以劉禹錫《金陵五題詠》為底文，並隨處括六朝的樂府和謝的詩等，而典雅地詠古都金陵、緬懷往昔的佳作。雖然幾乎每一句都是六朝和唐代的詩歌，卻絲毫不使人有不協調感，而通過聯想可以將形象擴大。這樣一種用典的效果，在這首詞裡發揮得很出色，同時天衣無縫地構成了一個其自身具有完整性的詩的世界”。
總的來看，村上哲見在研究宋代詞史的時候，並不把詞人“視作孤立的封閉的存在，而是緊密聯繫整部詞史的發展確定其歷史地位和總的特色。在北宋詞壇上，他突出張先、柳詠、蘇軾、周邦彥四家。他認為‘從轉變來說，以張、柳更值得注目’”的觀點。
村上哲見多次來訪我國，和我國著名學者吳其昌等許多人保持著良好的個人友誼。
我國著名詞學家唐圭璋先生逝世後，清水茂教授親自寫詞一首悼念，如下：
“清平樂·用夢桐詞悼獲村老人韻。望西魂斷，怎見金陵岸。巴蜀流離空有怨，未託過洋鴻雁。博搜全宋聲韻，無窮嘉惠文人。翻讀夢桐詞集，由他滴淚成痕。”
他和夏承燾老先生也是關係深厚。清水茂曾專門撰寫了《評介夏承燾著〈唐宋詞人年譜〉》一文，該文如是評價夏老的此書是：“今日研究詞學，此必為重要參考書之一。”他還主持出版了《群類詩餘》、《欽定詞譜》兩部詞學古籍。
除此之外，還需要肯定的是：1970年，倉石武四郎、田中謙二等人主持出版了精選註釋本《宋代詞集》一書。
五、《西廂記》為主的元雜劇研究
日本對《西廂記》的翻譯早在十九世紀就已開始，將近二百年來，譯本達十多種。20世紀初，羅振玉收藏當時著名藏書家黃丕烈原藏的現存最早的元雜劇總集《元刊雜劇三十種》一書，同樣也喜歡研究元曲的狩野直喜見到後，欣喜異常，立刻介紹京都帝國大學出版會影印出版。王國維曾如此評價說：“凡戲劇諸書，經後人寫刊者，往往改易體例，增損字句。此本雖出坊間，多訛別之字，而元劇之真面目，獨賴是以見，誠可謂驚人秘籍矣。”從此以後，中日學者們都非常重視對此書的研究和校勘。現已有多部相關研究著作出版。
誠如我們在前面所述說的那樣，狩野直喜當時在京都帝國大學專門開設了“中國戲曲史”課程，並彙集成《中國戲曲史》講稿散發給選課的學生。尤其是他在教學中引入了對戲曲劇本的一字一句的訓讀研究，打破了中國學術界的戲曲唱詞不能訓詁和考證的傳統。這使他成了京都學派支那戲曲史研究的實際開創者之一。正是因為有了王國維和狩野直喜之間的學術交流，他們二人共同成為敦煌學和中國戲曲史研究的奠基人。從此以後，京都大學對中國戲曲史的研究成為該學派的一個看家的傳統。這不能不說是狩野直喜的首創之功。但是，狩野直喜本人也承認他曾向王國維請教研究元曲的方法。他在《王靜安君を憶ふ》一文中回憶1910年他在北京見到王國維時的情景：
“當時，我研究元曲已有一段時間了，並已在京都帝國大學講授元雜劇。恰巧王靜安先生也在進行同樣的研究，並已著有《曲錄》、《戲曲考原》，因此，我利用在北京逗留的機會會見了王先生，聽他談元雜劇研究，感到很有意義”。
王國維的《曲錄》共六卷：一，《宋金雜劇院本部》。二，《雜劇部·上》。三，《雜劇部·下》。四，《傳奇部·上》。五，《傳奇部·下》。六，《雜劇傳奇總集部》。而他的《戲曲考源》只一卷。不難看出這實際上是王國維最早的宋元戲曲和戲曲史概論。王國維談元雜劇研究，狩野直喜感到有意義的應該就是如下這些話：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獨元人之曲，為時既近，託體稍卑，故兩朝史志與四庫集部均不著於錄。後世儒碩，皆鄙棄不復道。而為此學者，大率不學之徒，即有一二學子以餘力及此，亦未能觀其會通，窺其奧窔者，遂使一代文獻，鬰埋沉晦者且數百年，愚甚惑焉。往者讀元人雜劇而善之，以為能道人情狀物態，詞采俊拔，而出乎自然，蓋古所未有，而後人所不能彷彿也。輒思究其淵源，明其變化之跡，以為非求諸唐宋遼金之文學弗能得也”。
繼承了他的這一研究方法的是他的學生、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支那語學·支那文學科教授、著名中國戲曲史學者青木正兒。在《君山先生と元曲と私》一文中，青木正兒曾經評價說狩野直喜“實為我國元曲研究的鼻祖”。
在元曲研究上，王國維對日本漢學界的指導是誰也無法否認的歷史事實。就連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的教授鹽谷溫也公開地承認：
“王氏遊寓京都時，我學界也大受刺激，從狩野君山起，久保天隨學士、鈴木豹軒學士、西村天囚學士，亡友金井君等都對於斯文造詣極深，或對曲學底研究吐卓學，或竟先鞭於名曲底紹介與翻譯，呈萬馬駢鑲而馳騁的盛況”。
雖然鹽谷溫在東京帝國大學最早開設了元曲研究課程，但那僅限於東京帝國大學，而且，“鹽谷溫出去留學時，曾從狩野那兒得到過如何研究元曲的建議”，而狩野則又是曾在王國維那裡“聽他談元雜劇研究，感到很有意義”——直到後來，“王國維的《宋元戲曲考》等一系列的研究著作給了鹽谷溫的戲曲研究很大的影響”，可以說，王國維是東京和西京兩所帝國大學中國戲曲史研究的共同祖師。
青木正兒出生於1887年2月14日，是山口縣下關市人。字君雅，別號迷陽。少年時代他開始喜歡文學和美術，尤其擅長畫水墨畫。1907年，他從家鄉的第五高中考入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支那文學科，成為狩野直喜門下的弟子。大學畢業後，成為中學老師。一度迷戀寫作，曾經師從當時日本著名作家幸田露伴先生。1920年，他和小島祐馬、本田成之等人一起創立了一份漢學研究刊物——《支那學》。與此同時，他還積極參與籌建了漢詩寫作組織“麗澤社”和美術創作組織“考槃社”。1924年，東北帝國大學正式設立支那學講座，於是他成為那裡的第二講座第一任講座教授。1938年，京都帝國大學支那語學·支那文學講座講授鈴木虎雄退休後，他正式調回京都帝國大學，成了那裡的第二任講座教授。1947年，他從京都帝國大學退休，成為山口大學中國文學科教授。1957年，他從山口大學退休，成為立命館大學大學院特任教授。1964年，正在上課時他因病突然發作而逝世。
關於他的戲曲史研究著作，最有名的是以下兩部：《支那近世戲曲史》和《元人雜劇》。其他著作還有：《元人雜劇序說》、《中國文學論藪》、《中國文學概說》等。
青木正兒在《支那近世戲曲史》一書中先後對一百二十多部傳奇和七十多部雜劇進行了詳細的考證和研究，涉及到了元明清三代八十幾位主要的戲曲作家。他對每一位作家都從生平事蹟、戲曲介紹和學術評價等幾個方面進行具體的敘述和考證，奠定了京都學派中國戲曲史研究的模式和學術規範。此書出版後立刻引起了國內學術界的特別關注，先後有多種譯本出版，相關評論一直就沒斷過。真正可以說對我國的元曲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他曾經在《支那近世戲曲史》一書的序中自述了他受王國維影響的經過：
“明治四十五年二月，餘始謁王先生於京都田中村之僑寓。其前一年，餘草《元曲研究》一文卒大學業，戲曲研究之志方盛大。欲向先生有所就教，然先生僅愛讀曲，不愛觀劇，於音律更無所顧，且此時先生之學將趨金石古史，漸倦於詞曲。餘年少氣銳，妄目先生為迂，往來一二次即止。遂不叩其蘊蓄，於今悔之”。
從此，青木正兒一直把自己的事業當成是王國維的繼續。他自己公開承認他研究明清戲曲史是“出於欲繼承王忠愨國維先生名著《宋元戲曲史》之態”。因此，《支那近世戲曲史》一書成為日本漢學史上的名著，其著述由來，大概如上所述。而此書出版後引起了學術界高度關注和肯定，以至於當時國內著名的戲曲史家吳梅先生在為此書譯本作的序中，也讚美說：“青木君遍覽說部，獨發宏議，詣力所及，亦有為靜安與鄙人所未發者，不尤為難能可貴耶”。
吉川幸次郎從1939年開始，他在青木正兒的指導下開始研究《元曲選》和著述《元曲辭典》的資料準備工作，於是又把他的書房命名為“詁典居”。同時在東方文化研究所開設“元曲研究班”。成員有：吉川幸次郎、青木正兒、入矢義高、田中謙二等人。他們每週舉行一次元曲典籍的會讀活動，並定期舉行學術發表會。還將每次的會讀結果寫成《元曲選釋》連續發表在《東方學報》上。以後就正式出版了四卷本的《元曲選釋》一書。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期間，吉川幸次郎也因為他一貫的親華立場而受到日本特務的監視。戰後的1947年，他以論文《元雜劇研究》取得文學博士學位。除此之外，在中國古代戲曲史的研究上，他先後出版的著作有：《元曲金錢記 李太白匹配金錢記》、《元雜劇研究》、《元曲酷寒亭 鄭孔目風雪酷寒亭》、《元曲選釋》等。傳田章教授在《日本的中國戲曲史研究》一文中高度肯定了吉川幸次郎的學術貢獻；
“進入昭和年代以後，日本的元曲研究被以吉川幸次郎為中心的京都大學學派推進到新的階段”。
專著之外，他很多研究元曲的論文還曾經名傳一時，如《元雜劇の文學》、《の文學性》、《解說》、《補註》、《諸宮調瑣談》等。
濱一衛1909年生於大阪。1930年，他從大阪浪速高中畢業後，考入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支那語學·支那文學科。1933年，他大學畢業後考入大學院，師從鈴木虎雄、青木正兒。專業研究元曲。1934 年 5 月 13 日至 1936年 6 月 15 日，他被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公費派遣到中國留學。回國後的1938 年，他就任松山高等商業學校教授。1949 年，他轉任九州大學教養部副教授。1965年，他晉升為教授。1973 年，他從九州大學退休。日本的福岡曾舉辦過多次“濱一衛と京劇展－－濱文庫の中國演劇コレクション”的展覽。
主要著作有：《日本藝能の源流：散樂考》、《支那芝居の話》等。主要論文有：《最近に於ける北崑の變遷》、《春柳社の奴籲天錄について》、《臉譜と隈取》等。今天，在九州大學有“濱文庫”，收藏了他寄贈給九州大學的有關中國戲劇類古籍中、日文約860種。另有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前後舊北京有關戲劇的出版物（報紙、雜誌）數百種。他的研究興趣集中在近代北京戲劇史上。
田中謙二為日本繼青木正兒之後，在中國古典戲曲文學上造詣最深的日本漢學家。他研究方向雖然側重於中國古典戲曲，但是卻對元雜劇《西廂記》情有獨鍾。他對《西廂記》的貢獻，分別反映在翻譯、註釋、考證、鑑賞等各個方面、各個層面，可以說是全方位的研究與介紹。
田中謙二1912年生於滋賀縣大津市。他父親對中國古典文學非常熟悉，家中藏有一批中國古典文獻的善本，他的高中時代是在著名的京都第三高中度過的。1930年，他考進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支那語學·支那文學科。在鈴木虎雄教授的指導下，田中謙二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上打下了深厚的基礎。1934年，他大學畢業後成為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助手。1936年，他轉任東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助手。正是在此期間，還是高中老師的他，和同為高中老師的入矢義高等人一起參加了吉川幸次郎組織的“元曲研究班”。1944年，他來到北京留學。1946年歸國後，他成為京都大學教養部助手。兩年後，他晉升為副教授。1953年，他轉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副教授。1956年，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設立了“元曲研究班”，由他任班長。1969年，他晉升為教授。1962年，他以論文《西廂記研究》取得文學博士學位。1976年，他從京都大學退休後，又成為關西大學文學部教授。2002年11月17日因病逝世。
他的主要著作有：補註《元曲五種》、合著《元曲選釋》、《朱子語類外任篇譯註》、《樂府・散曲》、《元曲：救風塵ほか三篇》、《龔自珍》、《元代散曲》、《元曲：西廂記ほか三篇》等。與別人合譯多卷本《史記》。有三卷本《田中謙二著作集》出版。
從1987年起，田中謙二主持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新校訂元刊雜劇三十種》的科研工作。這使他獲得了“中國古代戲曲史研究第一人”的尊稱。國內學術界也對他的研究給予了研究和關注。《田中謙二及其對元雜劇研究的重大貢獻》一文就是一例。
田中謙二的元雜劇及中國古典戲曲史的研究，在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之後取得了無人能及的成就，成為日本漢學界京都學派在元曲研究方面承先啟後的大師。經過長期的考證，他發現元雜劇的體制脫胎於金代的諸宮調。為此，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從《天寶遺事諸宮調》、《劉知遠諸宮調》到《西廂記諸宮調》等等，他都進行了深入的版本校刊、源流考辨的工作。在《雜劇の南戲化——物語演變のゆくえ》一文中，他認為雜劇《西廂記》的出現是雜劇南戲化的開始，並且判斷《東牆記》其實是《西廂記》的模仿之作。他的《元曲における險韻について》、《元雜劇の題材》、《西廂記版本の研究》、《西廂記諸本の信憑性》、《文學としての董西廂》、《雜劇西廂記における人物性格の強調》等都是傳誦一時的名篇。
巖城秀夫生於1923年5月8日。1944年，他高中畢業後考入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支那語學·支那文學科。1948年，他從大學畢業後考入大學院，師從青木正兒，專門研究中國戲曲史。1952年，他成為山口大學文學部講師。1955年，他晉升為副教授。1978年，他以論文《湯顯祖研究》取得文學博士學位後，晉升為教授。從山口大學退休後，他轉任佛教大學文學部教授。
他主要著作有：《中國古典劇の研究》、《中國戲曲演劇研究》、解說《中國善本戲曲三種》、《中國人の美意識》等。翻譯著作有；《還魂記》、《牡丹亭》、《五雜組》、《入蜀記》、《板橋雜記》、《蘇州畫舫錄》等。
他在京都大學學習時，就蒐集了湯顯祖的相關資料。他的《湯顯祖研究》論文長達十章、二十多萬字、四百多頁的篇幅，內容分上下兩部分，上篇為《湯顯祖の傳記》，下篇為《湯顯祖の劇本》。通過對湯顯祖的生平經歷、交遊交往、與論敵的爭執等具體情況的考證和分析，勾勒出明代從嘉靖至萬曆年間的文化史和思想史，並對湯顯祖的文學在明代的地位給予定位。該論文出版時名為《中國戲曲演劇研究》。除了這部分內容外，他又增加了對宋、元、明各時代戲曲史上一些重要問題的考證。而他的另一部專著《中國古典劇の研究》則是系統地研究中國古典戲曲的歷史、劇作家的思想及其生平活動、創作理論等方面進行研究的學術史論著。其中主要論文有；《南戲の〈せりふ〉の駢體化について》、《南戲に於ける 語の機能》、《戲曲評論の研究》、《元の裁判劇におけゐ包拯の特異性》、《元刊古今雜劇三十種の流傳》、《梅花と返魂－－蘇軾における再起の悲願》、《溫州雜劇傳存考》、《宋代演劇窺管》、《“採菊”考》、《丁都賽雜劇雕磚出土の意味——北宋演劇の流轉を探る》等數十篇論文組成。
在《中國戲曲演劇研究》一書中，巖城秀夫認為，《還魂記》是一部戀愛至上主義的作品，它的影響來自李贄：
“李贄標榜真實人的姿態，對於失掉‘真’的‘假’不斷否定與斥罵；‘真’是情的根本，自然的情慾就是‘真’。而湯顯祖也強烈肯定男女之‘情’。《還魂記》就是從肯定慾望出發的。”
今天，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金文京教授、關西大學文學部井上泰山也是研究明清戲曲史和小說史的專業學者。金文京生於1952年，日籍韓裔。1971年，他高中畢業後考入京都大學文學部中國語學·中國文學科。1975年，他大學畢業後考入大學院，專業研究元曲和明清小說。1979年，他在取得京都大學博士研究生課程學分後退學。1994年，他成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副教授。2000年，他晉升為教授。2005年，他當選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曾經主持“元明代散曲の解釋”、“明代の散曲研究”、“南宋、金、元代文學の綜合的研究”等專項課題研究。
他的主要著作合著有：《花關索傳の研究》、《廣東木魚書目錄》、《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研究》、《邯鄲夢記校注》等。主要論文有：《南戲中的婚變故事和南宋狀元文化》、《元雜劇〈盆兒鬼〉考》、《關漢卿身世考》、《敦煌本と廣西壯族師公戲》等。
井上泰山，生於1952年，山口縣下關市人。1971年，他考入東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學科。1975年，他大學畢業後考入大學院，繼續研究漢語。為了研究元曲，1977年，他碩士畢業後來到關西大學，考入關西大學博士研究生，師從田中謙二，專業研究元曲。我想：這肯定是由於他對他的前輩老鄉青木正兒的仰慕才使他作出了研究元曲這一決心的吧。1980年，他博士研究生畢業後曾任明治學院大學文學部助手、講師、副教授。1986年，他轉任關西大學文學部副教授。現在關西大學文學部教授、文學博士。專業研究“元雜劇の成立過程”。
他的主要著作有：《研究在日本》、《元雜劇の道士と道姑：その性格と役割をめぐって》、《文學と道教(近世小說・戲曲)》、《中國近世戲曲小說論集》等。合著有：《花關索傳の研究》、《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研究》等。主要論文有：《雜劇演變考》、《元雜劇の“旦”について》、《元雜劇の傳來と受容》、《元曲辭典のあり方を問う》、《元雜劇の傳來と受容に關する覺書》、《日本における研究》、《元雜劇の翻譯と註釋：戰前篇》、《關漢卿作劇法試探》、《朱買臣離緣譚演變考》、《中國社會と演劇》、《神仙道化劇における何仙姑の幻》、《元雜劇考》等。
井上泰山是田中謙二晚年最為重要的學術傳人。
上述二人之外，專業研究元曲的京都學派的學者還有赤松紀彥，1957年2月11日生。1976年，高中畢業後考入京都大學文學中國語學·中國文學科。1980年，他大學畢業後考入大學院，專業研究“元代雜劇の形成とその受容”。現為金澤大學教授。主要論文有：《汗衫記劇について——元刊本、明抄本と明刊本について》、《山西中南部の戲曲文物とその研究》、《趙氏孤兒劇小論》等。
六、明清小說為中心的文學史研究
在這裡，我們試分為以下五點進行總結。
①《水滸傳》
鈴木虎雄本人就很喜歡讀《水滸傳》，他曾收藏有現今日本學術界最早的《水滸傳》版本。《水滸傳》全譯本，在日本多達五十幾種。選譯、節譯就更多了。吉川幸次郎、宮崎市定和清水茂等人都有譯本出版。
青木正兒對《水滸傳》及其相關版本有很深的研究。比如他考證出日本保存的《水滸傳》出現之前的早期版本《二劍英雄譜》為明刻本，就已經是一力證。當胡適對《水滸傳》等古典小說展開考證研究時，也得到了青木正兒在版本材料上的支持和幫助。見如下：
1920年1月24日胡適致青木正兒：
岡鳴璞的《唐語便用》二本，我已轉請錢玄同先生拿去察看，不久他定有報告。先生說岡鳴的著作中有“《忠義水滸傳》二卷, 自第一回至第十回, 附訓點刊佈”。此本是否聖嘆批本若是明本百回本的前十回, 我極想得著一部。不知能求得著嗎？明代之《忠義水滸傳》百回本不知在日本尚可購買嗎如能購得, 我極願買一部。我近來買得一部一百十五回本的《水滸》, 是一種六十六回本與《徵四寇》合併起來的。
1922年2月8日胡適致青木正兒：
謝謝你的十、二、三的信, 與你寄贈的《忠義水滸傳》二冊！
關於這裡出現的“岡鳴璞的《唐語便用》二本，我已轉請錢玄同先生拿去察看，不久他定有報告”之事，張曉剛博士在《青木正兒博士和中國——關於新發現的胡適、周作人等人的信》一文中解釋說：“從信中我們知道, 青木博士已經給胡適先生寄去了日本江戶時代最早翻譯李卓吾《忠義水滸傳》的岡鳴璞岡嶼冠山氏的《唐語便用》”。
吉川幸次郎從他1916年上中學開始，他就醉心於閱讀《史記》、《水滸傳》、《西遊記》、《三國志演義》等中國古典小說的日文翻譯本。1947年開始，吉川幸次郎翻譯施耐庵的《水滸傳》。該譯本共分八冊。各冊出版時間如下：第1冊，1947年出版。第2冊，1948年出版。第3冊，1948年出版。第4冊，1949年出版。第5冊，1950年出版。第6冊，1957年出版。第7冊是和清水茂共同翻譯的，1962年、第8冊還是和清水茂共同翻譯的。
宮崎市定也是一位研究明清小說的專家。《宮崎市定全集》第十二卷是他研究《水滸》的專集：《宮崎市定說水滸》。該書的《前言》一開始說：“從少年時代起，我就是一個《水滸傳》迷。”對《水滸傳》的研究，宮崎市定也是先以文本研究為切入點。他非常看重《水滸傳》中所體現出的那些對宋代社會和經濟真實狀況的描寫及其史學價值。他甚至說：“要想了解中國，讀《水滸傳》也許要比讀四書五經更管用”、“要想了解當今的中國，《水滸傳》也是必讀的書目之一。”因此，他京都大學上課時就專門把《水滸傳》作為教材，因為那裡反映了“《水滸傳》におけるの支那近代社會狀態”。而《宮崎市定說水滸》一書也正是出於這一瞭解古代中國社會和經濟真實的狀況的前提下著述的。本書就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通過《徽宗と李師師》、《妖賊方臘》、《奸臣蔡京》、《宦官童貫》、《魯智深と林沖》、《戴宗と李逵》等各章，具體細緻地分析了小說中的宋代和歷史上的宋代發生的種種社會現象，特別是如實地再現了胥吏階層的生活狀態，努力還原了小說中所體現的歷史的真實。而他提出了兩個宋江說則又是把對《水滸傳》中人物的研究和歷史人物的研究結合起來。他主張小說中“身為眾寇之首的宋江”和“身為朝廷大將宋江”是當時並存的兩個人物。一個從一開始便是盜賊，而另一個從一開始便是官軍。“身為眾寇之首的宋江”和討伐方臘的“身為朝廷大將宋江”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
和宮崎市定的研究風格很接近的還有歷史學家佐竹靖彥教授。本人是研究隋唐史的專家，也熱衷於研究《水滸傳》。或許這是受到了他的老師宮崎先生的影響。而且，他也寫出了《梁山泊——一〇八名豪傑》一書。他從歷史學角度，利用它對宋代歷史、地理、社會、經濟以及民間傳說的考證研究，努力復原出《水滸傳》的真實地歷史畫卷。作者對宋江、李逵二人的人物分析和他們在構成小說中的價值地位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他指出了對反叛軍事力量代表李逵的絕對掌握才是宋江徹底把握眾多豪傑的基礎。也正是因為宋江的存在，才是使李逵等人徹底擺脫反叛者的立場，造成《水滸傳》在小說敘事結構上啟到了符合當時朝廷教育意義的目的。對於宋江，他也贊同宮崎市定的“兩個宋江”說的觀點。作者還著重分析了晁蓋、楊志、公孫勝和林沖四人在構成小說發展線索上的特殊作用。而且，他還從道教的角度，提出了小說結構受道教影響的觀點。再比如他在書中對《水滸傳》中梁山泊至青州一帶出現綠林豪傑和強盜問題的分析，他指出了唐朝末期反朝廷的黑市鹽商當時就大量出現在這一帶地區，因此小說中描寫的在宋代梁山泊至青州一帶出現綠林豪傑和強盜的問題，有著晚唐時代的真實的歷史背景。就這點來說，可以說發我們所未發。
②《三國志演義》
金文京曾對京都學派的《三國志演義》研究有過如下評述：
“羅貫中的生平籍貫，是中國學者的熱門話題，卻被日本學者冷落了。主要的原因在於日本學者一般對羅貫中的作者地位持不置可否的態度，因為有關羅貫中的唯一的文獻就是《錄鬼薄續編》，而沒有具體的資料足以證明《錄鬼薄續編》所說的羅貫中就是《三國志演義》的作者。日本學者並不積極地探索羅貫中籍貫諸問題，原因也即在此”。
他又說：
“對於《三國志演義》的主題，日本學者的興趣不是很大。”
但是，日本國內保存的元代兩種不同版本的《三國志平話》、明版《三國志演義》等珍貴文獻，皆為國內所無，可以說已經給日本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條件。因此，金文京主張京都學派對《三國志演義》的研究，可以在以下三個方面超過國內學術界；一是對《三國志平話》的研究，一是對《花關索傳》的研究，一是對研究文獻目錄的整理和編篡。這三個方面正是國內學術界目前所短而為京都學派所長者。
1968年，小川環樹出版了《中國小說史研究》一書。在該書中，他指出明代萬曆以後出版的若干《三國志演義》版本,因為在內容上完全沒有的對關索故事的描寫情節,可見這些版本的此書直接來源並不是出自嘉靖元年刻本。
金文京自己曾發表了一篇研究《三國志演義》作者籍貫問題的論文《羅貫中の本籍》。在該文中，他主張：
“羅貫中或他的父祖輩也很可能先是太原人，後來移居東平，再轉到杭州，因為我們有理由相信寫定《三國志演義》的作者不熟悉北方地理，可能是南方人”。
③《紅樓夢》
狩野直喜早在1909年就發表了研究《紅樓夢》的論文《中國の小說について》，在此文中，他肯定了該小說作者就是曹雪芹，成書年代應當在雍正—乾隆之間。因為該論文分兩期刊發在《大阪朝日新聞》1月10日、17日上，讓人懷疑這是否是內藤湖南組織的稿子。
1921年，青木正兒撰寫了《胡適著讀後》一文。他因為和胡適關係密切，往來書信頗多，因此上青木對胡適寄予了厚望。此文是他介紹胡適的紅學研究觀點的文章。
1963年，神田喜一郎撰寫了《について》一文。《紅樓夢圖詠》為清代李光祿輯，改琦繪圖，淮浦居士重編，1879年刊本。這本木版畫集共繪製了50幅畫作。內容有通靈寶玉、絳珠仙草、警幻仙子、黛玉、寶釵、元春、探春、惜春、史湘雲、妙玉、王熙鳳、迎春……等55人。神田喜一郎此文從版本考證和美術分析入手，研究了畫家的作品和小說人物之間的對應關係和藝術效果。
我國學術界在五十年代開展《紅樓夢》評論後，對京都學派的中國文學史研究也有所觸及。1955年4月，村上哲見就在《中國文學報》上刊發了《圍繞紅樓夢研究批判討論的經過和論點》一文。
在1968年出版的《中國小說史研究》一書的第六章，小川環樹也沒有忘記陳述他對《紅樓夢》的一些基本看法。該章的名字就是《紅樓夢簡說》。
1997年，金文京發表了他對《紅樓夢》中人物進行研究的論文《香菱考》。
現在，研究紅學的還有井波陵一教授。他是1953年1月2日出生。1972年，他高中畢業後考入京都大學文學部中國語學·中國文學科。1976年，他大學畢業後考入大學院，專業研究明清小說。現為滋賀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科教授。他研究《紅樓夢》的主要論著有：《曹寅》、《林黛玉論》、《紅學界現狀簡介》、《紅樓夢の意義と王國維の評論》、《薛寶釵と飾物》、《夢の續き——續編の世界》等。
④其他小說
1956年，吉川幸次郎又翻譯了《西山一窟鬼 京本通俗小說》一書。
⑤明清詩文
在明清詩學的研究上，吉川幸次郎還出版了《元明詩概說》、《中國詩人選》等著作。在《元明詩概說》一文中，吉川幸次郎首先肯定地指出：
“明代詩歌的風格風格一般簡單率直，相當多的市民參與了詩歌創作。這使得詩風更為簡單率直，簡單率直的詩風又把更多的市民捲進了詩歌創作”。
張哲俊在分析吉川幸次郎的元明清詩歌研究時，他將吉川幸次郎的明代詩歌分為初期、中期和晚期三個階段。這一分析使我們看清楚了吉川幸次郎的觀點的階段性。
吉川幸次郎在《元明詩概說》一文中特別肯定了沈周詩歌的價值。他認為：
“（沈周）雖然是一個市民，作為文化人和有教養的人，居於代表那個時代的地位，那是最應當受到社會尊敬的地位。中國社會對一流文化人的尊敬，至少曾經是無與倫比的。這幾乎可以與對一流政治家的尊敬相提並論”。
而對於清代的詩歌，按照張哲俊的博士論文中的考證，吉川幸次郎“編寫的講義就是《清初詩說》（《清順康詩說》、《清康雍詩說》、《清雍乾詩說》）。他的講義是以古漢語寫成，上課發給學生，這是模仿他在北京大學留學時教書講課的辦法而做的”。
吉川幸次郎特別指出了清人以學為詩的特點：
“清人往往以學為詩，亭林已然，竹垞次之。然在國初，宗尚猶稀。風氣之遍殆由此期。蓋考證之學行將興起，詩亦與之也”。
與此相反應，他對王漁洋的詩歌及其神韻說的理論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並歸納為典、遠、諧音律、麗以則四大特點。
七、通史研究
日本漢學界撰寫中國文學史的科研活動還是比較早的。1882年，日本漢學家末松謙澄出版了《支那古文學史略》一書。1891年，兒島獻吉郎在《支那文學》雜誌上發表《支那文學史》論文。1897年，日本漢學家古城貞吉就撰寫了一部《支那文學史》。1898年，日本漢學家川種郎又撰寫了《支那歷朝文學史》一書。同年，笹川臨風也出版了《支那文學史》一書。
在京都學派，最早著述中國文學史的學者是松本文三郎。
而後，隨著京都學派的正式形成和研究風格的確立，通史類的著述已經不為喜歡精緻考證和微觀研究的學者們所看好，以至於至今在漢學研究上專題學術史的研究很盛行，而文學通史的著述卻很少有人願意去作的局面。最初，京都學派的創始人狩野直喜本人也曾撰寫過一部“上古より六朝まで”的《支那文學史》一書。在該書中，他特別看重先秦諸子之思想與文辭並重的特點。為此，他由衷地感嘆說：“先秦時代所謂六經諸子，皆以思想為本，而同時文辭之精彩亦為後世之楷模。思想家與文人乃是一而不二的。”他的這一觀點可以說一針見血地表明瞭當時的文、質關係。但實際上，他這部所謂的通史也僅僅侷限於從上古到六朝時代為止而已——“上古より六朝まで”，和我們後來所謂的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基本通史範圍還有很大差距。
鈴木虎雄的《支那文學之研究》一書，其實就是一部中國古代文學發展史，而他撰寫的《支那詩論史》、《賦史大要》更是專題文學史的先鋒。他的上述幾部文學史，拓展了中國文學史研究的模式。但是，在本質上，鈴木虎雄和狩野直喜實際上是專題學術史的開創者。
接下來，青木正二的《支那文學》（1932）、《支那文學概說》（1935）、《支那文學思想史》（1943）等專著已經是一部比較完整的中國文學通史了。而《支那近世戲曲史》（1930）、《清代文學評論史》（1950）則依然是建立在專題文學史研究角度上的著作典範。在《支那文學思想史》一書中，他用上下兩篇來加以研究。上篇闡述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的歷史，下篇則以評論為中心。他把文學史分為上古、中古、近世三個時期。尤其肯定了中古為文藝至上的時期。他研究了當時對文藝規律的關注和闡述。
倉石武四郎也著有《中國文學講話》一書。此書當然也具有中國文學通史的特點。但是，其內容在考證中加入了太多的評論和軼聞，表現出很強的文史掌故特點，是筆記體文集的翻版。該書的內容如下：
一、神話の世界
二、詩歌のはじめ
三、論理と話術
四、詩人屈原
五、人間のうた
六、怪をかたる
七、北朝と南朝
八、唐の詩人たち
九、奇をつたえる
十、說教のなかから
十一、詞のさかえ
十二、さかり場のかたりもの
十三、さかり場のうたいもの
十四、北方の劇
十五、南方の劇
十六、《三國志》と《水滸傳》
十七、《西遊記》と《金瓶梅》
十八、文藝批評のおこり
十九、《儒林外史》と《紅樓夢》
二十、文學革命と魯迅
可以看出，該書從上古神話一直到文學革命，完全是一幅中國文學通史的格局。作為狩野直喜和鈴木虎雄的弟子，吉川幸次郎也撰寫有《中國文學史》一書。但此書實際上是由其口述、弟子黑川洋一整理而成。在該書中，他將中國文學同西方文學和日本文學進行了比較研究，從而得出中國古代文學的七大特色：傳統的悠久性和持續性、地位的崇高性、內容的日常性、描寫的精確性、高度的修辭性、強烈的政治性、典型的重要性。他認為上述七個特點是中國文學所獨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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