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份， CPI同比增2.3%，预期2.3%，前值1.5%；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1.8%。3月PPI同比增0.4%，预期0.5%，前值0.1%；一季度PPI同比上涨0.2%。
一、CPI上行，鲜菜涨价是主因，非食品类相对刚性
对3月CPI贡献最大的是食品烟酒类，完全符合预期：一方面，春季是蔬菜上市的淡季，加之受多地低温阴雨天气影响，鲜菜价格上涨较快，同比上涨16.2%（前值1.7%）；另一方面，猪肉价格上涨5.1%（前值-4.8%），为同比连降25个月后首次转涨。非洲猪瘟疫情使得存栏过度去化的影响开始显现，短期猪肉价格将呈震荡上行走势。
在非食品中，同比下降最大的是交通和通信，与季节因素有关。2月是春节旅游出行高峰，3月回落符合季节规律。
对于其他非食品类子项，尤其是服务类，受我国消费升级对服务需求提高影响，价格刚性特征明显，变化不大。
尽管3月份对CPI贡献最大的是鲜菜类，但主要与季节因素和天气因素相关，不具备持续性。未来CPI还需关注猪周期上行。
猪价呈现典型的周期性变化，一轮周期大概持续4年左右。去年8月以来，非洲猪瘟的快速扩散，一度引发恐慌性抛售，加速利润下滑，加快行业去产能。截至今年3月16日，发病猪数量达1.8万头、扑杀规模超过32万头。根据农业农村部统计的400个监测县存栏数据来看，2018年3月以后能繁母猪存栏量同比降幅持续扩大，4季度开始明显加快，今年以来尤为显著，1月和2月能繁母猪存栏量同比降幅分别达14.8%和19.1%，单月环比降幅分别达3.6%和5%。畜牧司监测数据也显示，母猪存栏指数，去年4季度以来加速回落，今年1月较去年同期已下降14.8%。去产能推动下，猪价进入上涨周期。产能去化的供给缺口，短期较难弥补。
考虑到能繁母猪存栏同比领先猪价同比变化1年左右，叠加非洲猪瘟的影响，预计此轮猪肉价格上涨节奏快于2015年，年内高点也将超过2015年。整个猪价中枢较2018年抬升25%以上，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或带动CPI中枢抬升0.5个百分点。
二、PPI短期上浮，但仍处低位
PPI上涨0.4%，前值0.1%。
在主要行业中，由降转涨的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9.7%；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上涨3.5%。降幅收窄的有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下降1.8%，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1.5%，收窄0.5个百分点；汽车制造业，下降0.6%，收窄0.1个百分点。另外，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价格上涨0.2%，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经验表明，PPI与PMI与较强的正相关性。2018年底，受经济增长放缓和信用收缩影响，制造业PMI跌破枯荣线，12月PPI降为0.9%。2019年前两月涨幅仅0.1%，逐步向0收敛。步入3月，PMI重新登上枯荣线，当月报50.5，前值49.2。PPI也伴随上升，背后的逻辑是生产开工的景气程度对工业材料形成需求。当景气程度提升，需求增大，工业品价格自然上涨。3月PMI购进价格指数回升至53.5%，出厂价格指数也反弹至51.4%，印证3月以来生产资料价格整体上涨。
三、2019年PPI“重于”CPI，防止资产价格剧烈波动是关键
尽管3月CPI同比提升了0.8个百分点至2.3%，但切不可借此推断取消降准预期。因为当前的宏观经济难言“见底”，最乐观的情况下也要二季度末触底，所以PPI仍将维持低位。如果结合上游行业去产能以及僵尸企业压力，极易陷入“债务-通缩”陷阱。
今年一季度的PPI通缩包含三个提点：一是PPI 低位，本质上是对前两年PPI过快涨幅的一种有效修正，因为上游企业PPI过高涨幅寝室了中下游企业利润，较为温和的通缩本身具有分配矫正效果；二是本轮通缩与前期经济增速放缓有关，很大程度上也受到PPI翘尾因素的影响，总体不会很严重；三是PPI反应的主要是制造业，而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下降，PPI对经济总体的影响在减弱。
应该指出，衡量今年的通胀预期，PPI比CPI更为重要：
一是导致实际利率上升、上游企业利润下降和税收减少。今年财政赤字本就预期提升0.2个百分点，收支平衡迫切需要央企进行“利润让渡”。通缩带来的上游企业利润损失会减少可让渡空间，增加财政负担。
二是会削弱“宽信用”政策效果，加重“金融加速器”和“债务-通缩”的负面影响。即PPI下降导致资本收益率下降，隐含了风险，导致资产价格下降，并引发抵押物不足。银行信贷一方面要求补足抵押物，另一方面还要对风险进行溢价性处理，提高利率或压缩贷款，导致信用过快收缩（与政策意愿相悖）。中国企业长期处于高负债状态，外部融资规模大。在出现融资溢价后，企业很难再增加抵押物或接受更高的贷款成本，大量企业评估后很难再获得贷款。这在短期内将造成比较大的信贷压缩，实体经济可能出现大范围坏账，引致金融风险。
悲观预期下，二季度恐将成为全年通胀环境“非良性”的起点，具体表现为CPI抬升与PPI下滑的共振，剥夺了上游企业利润，加大债务违约风险，同时还加重了居民消费负担，对上下游形成“双挤压”。
2019年我国经济可能遇到两大问题：一是PPI低位，实体部门通缩，并引起金融部门连锁效应；二是资产价格在去年的降杠杆过程中波动较大，金融市场动荡对实体经济的信用收缩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稳定资产价格成为2019年的首选目标。在当前情况下，我国货币政策既要防止大水漫灌，也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使M2和社会融资规模与GDP名义增速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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