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抗戰時期，汪精衛對待日本的態度還是比較強硬的，這和他之後的消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當時的張學良抗戰不積極，汪精衛多次致電又不聽，於是起了驅逐張學良的念頭，甚至竟以自己的辭職逼迫張學良辭職，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在1932年8月，當時主持華北軍政的張學良，正與行政院長汪精衛起了絕大的衝突。
“九一八”之後，南京國民政府改組，形成了蔣介石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主軍事，汪精衛任行政院長主行政外交的格局。吸取了“九一八”不抵抗不交涉的教訓，和“一二八”淞滬抗戰交涉的經驗，這一次蔣汪合作形成了對日本的侵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共識。用汪精衛的話說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時進行。軍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領土，不喪主權。在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讓，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調，這便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
這個方針得到了胡適等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支持。當時的汪精衛，並不象後來那樣消極悲觀，一味妥協，而是頗思積極抵抗，很想有一番作為。
日本軍閥成立滿洲國後，也將熱河劃入滿洲國領域。於是熱河防守便成為反抗侵略的焦點。而且熱河也關係著30萬東北義勇軍的軍援運輸生命線，一旦有失，東北義勇軍勢難持久。
汪精衛防守熱河的計劃，可用四個字概括：增兵換將。增兵方面，早在“一二八”淞滬抗戰時就已經決定進兵熱河，計劃將山西的駐軍如宋哲元、龐炳勳、孫殿英各部，開往熱河張學良的地盤，然而卻遭到了張學良強烈反對。汪精衛於這年6月親赴北平，告訴張學良：“日本調兵到東北，我們也應當調兵去抵抗。固然軍隊的系統可以變動，而調兵熱河的計劃不能變更。”
然而汪精衛無法說動張學良。張學良方面，顯然是對熱河省主席湯玉麟有所顧忌。湯玉麟乃張學良之父張作霖的結拜兄弟，出自綠林，貪財害民，久為人痛恨。丁文江曾問張學良湯玉麟的問題，張說現在沒有辦法。如果用武力解決，湯玉麟馬上就會併入滿洲國。
於是汪精衛遂生換將之念，欲驅除張學良，但手頭無錢無槍，終究一籌莫展。他屢次發電指示張學良出兵抵抗，而張學良回以糧餉俱無保障，甚至在電文中暗示汪精衛無權指揮華北軍事。汪憤怒不已，使出被胡適稱為“很失政府體統”的一招，以自己的辭職，逼迫張學良辭職。
8月6日，汪精衛連發五電，責張“去歲放棄瀋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十萬土地，陷於敵手，致敵益驕，延及淞滬。”今又“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汪精衛表示，自己惟有引咎辭職，以謝張學良，望張亦辭職，以謝四萬萬國人，無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
汪電一出，立即引來國人對汪的同情和對張的譴責。張學良在北平發表談話，聲淚俱下，表示要辭職。汪再發電責張，請中央允許張辭職，以為打破軍人割據局面之發韌。
8月7日讀到汪精衛辭職電的當天，胡適即致張學良一信。信中先批評汪精衛不該在此時通電：“精衛先生此舉，頗失政體，自無可諱言。他應該命令先生盡力抵抗；或者竟下令免先生之職。但他自己先辭職，是很失大體的。況且昨日日本軍部發表蠻橫的宣言，以近日義勇軍的活動完全歸功於先生，當此時候，政府即使不滿意於先生，也不應該在此時發表勸先生辭職的通電。”
接著以朋友私誼進言：“我的私意以為先生此時應當求去，以示無反抗中央之意，以免仇視先生者利用這個局面為攻擊先生之具。難進易退，為大丈夫處世的風度；而在不得已時整軍而退亦正是軍人的本領。”並且建議張學良以在野之身襄助華北軍務，既維護國家統一，又穩定華北軍心。
張學良回信表示受教，“弟決不作仇者比現在更再快樂之事，重操舊式軍人之手段。” 然而張學良辭職遭到其部下堅決反對。汪張衝突的最後結果竟是汪去張留。汪精衛稱病入院，旋出國，行政院長由副院長宋子文代理。張學良辭北平綏靖公署主任，綏靖公署改為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分會委員長由蔣介石掛名，張學良代理，張仍主持華北軍政。湯玉麟主持熱河，依然故我。
此一衝突，對汪精衛影響很大。他再度回任之後，認為中國軍人不足恃，戰則必敗，竟一改早先積極抵抗之志，轉向消極妥協，最後竟走上投敵之路。不過這已經是後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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