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懂不懂藝術都能看懂的 象外
David Zwirner
本文部分圖片由大衛·卓納畫廊提供
誰是
大衛·卓納
David Zwirner
？
答案可以是：
世界頂級畫廊主（Gallerist）和
頂級藝術經銷商（Art Dealer）
位於紐約、倫敦、香港的5家同名畫廊
代理著全球超過60個藝術家和藝術家遺產
——他們中的許多堪稱“美術館級別”；
每年賣掉5億美元，
即超過34億元人民幣的藝術品；
英國頂尖藝術雜誌 ArtReview 最新評選的
2018年Power 100榜單上的第一名
換而言之，至少他是
2018年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藝術屆人士；
他被比擬為另一個拉里·高古軒（Larry Gagosian）
想了解高古軒？看下面這篇文章：
雖然他從未承認過這種對比的合理性
“別忘了，我比他年輕20歲”，他說。
兩者不同之處或許還有：和做過音像店、書店、超市店員、停車場經理，沒上過一天藝術史課，甚至在其童年連一次博物館都沒進過的高古軒不一樣——
大衛·卓納是騎在父親肩膀上看展覽長大的。
小時候的大衛·卓納，相信你已經認出來了背後安迪·沃霍爾那幅貓王
他的父親，魯道夫·卓納，是當年科隆藝博會（Kölnart Kunstmarkt）的聯合創辦人之一——而這個藝博會，就是如今讓藝術圈和藝術愛好者趨之若鶩的巴塞爾藝博會的前身。
作為歐洲最顯赫的藝術經銷商之一，魯道夫·卓納將第一代美國藝術家引入了歐洲市場——都是些後來雄踞當代藝術史的名字，比如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賽·託姆佈雷（Cy Twombly）、克萊斯·奧登伯格（Claes Oldenburg）、羅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等，作品都在其畫廊裡展出過。
有一陣子，魯道夫的畫廊裡還擺著一張用毛氈包裹著的約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的鋼琴。
Galerie Zwirner——大衛·卓納父親當年的畫廊
家，就在畫廊的二樓。
大衛·卓納後來回憶說，屋子裡的每個角落都充滿了藝術品，“比如我們的飯廳裡就曾經放著40個沃霍爾的Brillo盒子，我小時候在那後面跟家人玩捉迷藏”。
安迪·沃霍爾和他的Brillo盒子
不過，父子之間並不怎麼談論藝術。大衛·卓納感興趣的是音樂——他學習爵士樂和鼓。
魯道夫一家移居紐約後，卓納在16歲返回科隆上學，幾年後又考上紐約大學音樂系，玩音樂，做現場演出，夢想成為一個音樂家。
看到後面打鼓的年輕人了嗎？那就是大衛·卓納
顯然，這事兒沒有成功——
畢業後他進入父親朋友在漢堡開辦的唱片公司打雜，做音樂製作人，隨後又辭職，直到有一天他告訴父親：他想做一個畫商。
魯道夫顯示出了父親的大度：他選擇退出，為兒子鋪路，而非做兒子的競爭者。
1991年，大衛·卓納被介紹到紐約的畫商Brooke Alexander旗下做學徒（是的，那也是一門手藝活兒），兩年後，他在紐約的Greene Street上創辦了自己的畫廊，名字，當然就叫：David Zwirner。
傳奇，就這麼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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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卓納，和他身後的紐約第一家David Zwirner畫廊
某種程度上，對一個畫商來說，那並不是一個好時代——紐約藝術品市場正處於嚴重的退潮期。
創業伊始，這位年輕的老闆時常踩著滑板車上班；畫廊裡只有一臺弗德希牌冷氣機，沒有任何暖氣；如果兩個助手忙碌起來，辦公桌就沒有足夠的地方留給他。
1995年，大衛·卓納在畫廊裡，中間兩位女士後來都成為了畫廊的高級合夥人
不過——
“很多人還在束手無策或者發呆的時候，我可以全神貫注地投入其中。”大衛·卓納說。
但如今，點開David Zwirner畫廊的網站，如果你熟悉藝術圈，你會發現裡面閃耀著的漫天星光：
草間彌生2013年在大衛·卓納畫廊個展的現場
從尼奧·勞赫（Neo Rauch）、費利克斯·岡薩雷斯-託雷斯（Felix Gonzalez-Torres）到呂克·圖伊曼斯（Luc Tuymans），從約瑟夫·阿博斯（Josef Albers）、黛安·阿巴斯（Diane Arbus）、瑪琳·杜馬斯（Marlene Dumas）到丹·弗拉文（Dan Flavin）、唐諾德·賈德（Donald Judd）和傑夫·昆斯（Jeff Koons）……
從上至下：依次是瑪琳·杜馬斯、尼奧·勞赫、丹·弗拉文在大衛·卓納畫廊的展覽現場
別忘了，還有沃爾夫岡·提爾曼斯（Wolfgang Tillmans）、草間彌生（Yayoi Kusama），以及克里·詹姆斯·馬紹爾（Kerry James Marshall）——這三位都在2018年的ArtReview Power 100榜單上排進了前20名，克里更是擠到了第二名的位置。
——不熟悉的話，相信我們就夠了。
大衛·卓納畫廊，岡薩雷斯·託雷斯和沃爾夫岡·提爾曼斯的展覽現場
據《華爾街日報》的2018年年初的報道，在過去五年，大衛·卓納代理的藝術家在全球40個國家的博物館/美術館舉辦了近250場個展。
2017年，大衛·卓納位於紐約、倫敦和香港的五家畫廊一共售出了約1400件藝術品，價值超過5億美元。
1993年，這位德國青年花了大約3萬美元裝修費在紐約開張了第一家畫廊。
25年後，已經成為世界頂級畫廊主的大衛·卓納宣佈：紐約的第四個空間將於2020年落成，操刀者是意大利明星級建築師Renzo Piano，預算是：5000萬美元。
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
當然和“卓納”有關——這個姓氏在藝術圈本身就意味著別人無法比擬的優勢。
比如當第一家畫廊開張後，大衛·卓納就迅速賣出了第一件作品——別人委託的裡希特的繪畫。
但顯然，能到今天的位置，光靠“卓納”也是行不通的，所以我們和大衛·卓納通過郵件的形式聊了聊，他是怎麼賣畫的事情。（訪談全文見文末）
高古軒會說，“沒有人真的需要一張畫。”
他的理由是：“藝術品的價值是創造出來的，是一個群體來界定它值多少錢，而維繫這個價值體系，就是一個畫商的工作——不是做幾單生意那麼簡單，而是要確保，讓大家覺得重要的那些藝術品真的那麼重要。”
但在比高古軒小20歲的大衛·卓納這裡，我們得到了一些不太一樣的答案。
比如當我們問：你如何判斷一件藝術品的潛力時，和高古軒說的“要創造藝術品的價值”不一樣，大衛·卓納的答案是：“個人喜愛與直覺”。
依照直覺行事，他也的確是這麼做的。
比如他當年推出的第一個個展，是來自奧地利藝術家弗蘭茨·韋斯特（Franz West）的雕塑，後者在當時的美國幾乎無人知曉。
弗蘭茨·韋斯特的展覽現場
一方面，他當然不輕易放過那些大畫廊青睞的大藝術家，但他同樣喜歡留意歐洲、美國剛冒出頭的那些毫不出名年輕藝術家們。
在他們早期創業的照片中，你也會看到一臉質樸的大衛·卓納和同樣一臉質樸的藝術家們的工作狀態：
大衛·卓納和藝術家Jason Rhoades在一起，1993年
《紐約客》的記者Nick Paumgarten在一篇名為《大衛·卓納的藝術帝國》的文章裡寫道，“以他專注的藝術、風格和藏家人群來說，卓納並不是先鋒者，而是在漲潮期的另一艘大船”。
然而他卻把自己打造成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畫廊主和藝術經銷商——即便不是唯一的。
如果非要找到背後的方法論，我們大概可以總結為：找到最好的藝術家，同時找到最好的收藏家。
可能真的是時代變了。
甚至在回覆我們的採訪中，大衛·卓納也提到了自己思路的轉變：
剛開畫廊時雖然我也聲稱要以藝術家為中心，但作為一個年輕人，我很多時候也許想得更多的還是如何為畫廊的利益著想，如何生存下去。但後來我真正意識到他們才是整個畫廊絕對的中心，在做每一個決定時，我需要考慮什麼對藝術家是好的，而非對我自己。
這不是些說說而已的套話，大衛·卓納的立身之本就是：“為藝術家服務”。
或者換一個說法：照顧好你的藝術家。
在他這個時代，一個好的畫廊主，可能要身兼展覽總監、經紀人、出版人、心理醫生、圖書編輯乃至私人助理等多職。你需要事無鉅細地處理藝術家的作品歸檔、存儲、運輸、保險、推廣等種種工作。
而藝術家呢？他們只管創作。
在前述《華爾街日報》的那篇稿子裡，諸多例子也證實了這一點：
2005年加入大衛·卓納代理名單的麗莎·尤斯塔維奇（Lisa Yuskavage）說，“我可以要求任何我所需要的東西”；
當圖伊曼斯的妻子因忘記帶上綠卡而在華盛頓特區機場被美國當局阻止進入時，是卓納的律師解決了這個問題；
當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的雕塑因過於沉重而無法通過陸運進入紐約時，是卓納畫廊支付了運輸駁船的費用讓展覽得以順利進行；
而當傑森·羅德斯（Jason Rhoades）2006年因濫用藥物意外死亡時，正在紐約長島的別墅開始第一天避暑度假的卓納馬上飛去加州，處理藝術家的葬禮。
大衛·卓納只失去過一個藝術家——那是他最早代理的弗蘭茨·韋斯特，後者2001年跳槽去了高古軒，據說此舉讓大衛·卓納頗受打擊。
不過，在弗蘭茨2012年去世六年後，大衛·卓納成功拿下了藝術家的藝術遺產代理權，算是對高古軒的一種回敬。
大衛·卓納畫廊，塞拉和羅德斯的展覽現場
就這樣，他代理的藝術家越來越多，名氣也越來越大。
簽下好的藝術家（就像經紀公司要簽下一個好藝人一樣），有助於畫廊在一個金字塔狀的藝術生態中不斷向上升級，直至成為一線乃至頂級畫廊；
而成為頂級畫廊後，當然也就有更大的資本和能力“掠奪”明星藝術家資源，或者乾脆自己“造星”。
時至今日，大衛·卓納已成為當代藝術界的“點金聖手”——
卓納代理的大部分藝術家（如果不是每一個的話）都會被國際一流美術館看中，繼而會成為作品被美術館收藏的“美術館級”藝術家，而那不僅意味著藝術家已經或即將受到藝術市場的認可和追捧，也意味著他們極有可能或已經在藝術史上留名。
擁有這樣的能力，大衛·卓納很難不受藝術家們的追隨——在2008年意大利Flash Art雜誌的評選中，卓納畫廊被評為藝術家最喜歡的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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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握緊最優質和最有潛力的藝術家資源，只是好畫廊主/藝術經銷商走向成功的閉環中的一部分；
另一部分，是要掌握最優質的收藏家資源，換而言之，要找到最有錢但又最不輕易拋售收藏品的那一小撮人。
1999年，大衛·卓納和瑞士藝術經銷商Iwan Wirth在紐約上東區合開了一家畫廊Zwirner & Wirth，直到十年後他們“和平分手”，此後既是朋友，又是競爭對手。
但在當時，Wirth那個出身瑞士零售業巨擘和大收藏家家庭的妻子，據說為畫廊提供了資金和最富有的藏家資源。
他們當年最大的客戶之一，是德國工業家族的繼承人Friedrich Chrisitian Flick。其他的大客戶還包括億萬富翁Mitch Rales、洛杉磯慈善家Eli Broad以及大基金經理Steven Cohen——後者就是花了1200萬美元買下達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鯊魚的那個人。
25年來，大衛·卓納從藝術市場退潮的泥淖裡起步，期間挺過1997年和2008年兩次金融危機，業務逐漸增長，而他則多年進入ArtReview“年度藝術圈最具影響力100人”的榜單前10名——直到2018年終於坐上“頭把交椅”。
額外說一句，如果你對ArtReview的這一榜單沒有概念的話，我們不妨做這樣一個類比：就像傳媒業的最高殊榮是普利策獎，建築師們都夢想著獲得一次普利茲將，藝術圈的人不上榜一次ArtReview的Power 100榜單，都不好意思跟同行吹噓自己的身段和地位。
卓納節儉的性格為他贏得了“精打細算的大衛”的稱號；即便如此，他還是大方援請曾在高盛擔任併購業務的Suki Larson作為自己的管理顧問。
高古軒會在自己的生日那天發郵件給員工說：“今天是我生日，趕緊幫我賣點畫吧。”
而卓納顯然為自己的員工們創造了更為寬鬆愉悅的環境——卓納畫廊超過150人的團隊中，有不少人都跟隨大衛·卓納超過20年，他們中的一些甚至成為了畫廊的合夥人。
大衛·卓納和畫廊合夥人
2018年初，卓納畫廊的香港空間開張，此舉被視為“超級畫廊接管藝術世界”、進一步擠壓中小畫廊生存空間的表現。
而作為對這一批評聲音的回應，大衛·卓納在2018年的某藝術產業論壇上提議，包括巴塞爾在內的藝博會，應向大型畫廊“徵稅”來資助小畫廊的參展。
大衛·卓納畫廊香港空間所在的H Queen's大廈——卓納畫廊是最早入住的機構之一
因為榮膺ArtReview Power 100榜首這則新聞，象外在2018年年底通過郵件專訪了大衛·卓納。聖誕節結束後，畫廊的工作人員將他的回覆發送給我。
我不太確定他的聖誕假期是在哪裡度過的。不過按照《紐約客》記者的描述，他在紐約長島的蒙托克（Montauk）有一幢別墅，位於城鎮和島的邊界之間的一處懸崖。
這個房子是2009年他從一個開發商手裡買下來的，室內幾乎沒有任何藝術品和傢俱——除了臥室有一張瑪琳·杜馬斯的橄欖樹油畫，以及女兒房間裡有一張雷蒙德·帕迪伯恩（Raymond Pettibon，同樣是卓納畫廊代理的藝術家）所畫的衝浪者。
大衛·卓納對《紐約客》的記者說，他不是那麼喜歡傢俱；他在這裡游泳、衝浪、讀書，幾乎不參加任何社交活動，“每天吃著相同的早餐：燕麥、水果和妻子Monica自制的酸奶”。
這些細節，當然有助於讀者瞭解這位把控著龐大藝術帝國的掌舵者；不過，我更願意援引《紐約客》該文的另一段文字，來說明任何一個高踞藝術圈金字塔頂端的人，都不能被簡單劃一地看待：
藝術世界充滿了盜竊、詐騙、怪癖、欺凌和勢利小人，還有充滿熱情的美學家。
不太光彩地說，這是最後一個還沒被完全管制的大產業，充滿了灰色交易和有問題的程序、無法記錄在案的合約以及經常被打破的承諾、偽造和價格操控，財富的故事在這裡被創造也被遺忘。
最成功的藝術商通常都會虛張聲勢地觸及這些戲劇性的方面。卓納從本質和性情上來說，卻一直在抵制著這些戲劇性的東⻄。他讓藝術品交易系統化，給這個行業帶來衡量效率、透明度和秩序的標準。
古根海姆美術館的館⻓Richard Armstrong說，大衛·卓納擁有“最正直的個性”；有的人則稱其為“和藹的拉里”，暗諷他是披著羊皮的狼。也有人叫他“兄弟會男孩”，因為他兼具激情和敦厚友好的性格。
而還有一些人，“他們本身擁有酒神般的狂野本質，所以對卓納這種阿波羅神式的入侵感到厭惡”，《紐約客》的記者Nick Paumgarten最後引用知名畫廊主加文·布朗（Gavin Brown）的評論說：
“根據物理學的定律，這個生意越是有系統和條例，那藝術也就越枯燥了。”
經典的Jeff Koons作品——他算是大衛·卓納代理的藝術家裡最大牌的其中之一了
象外 x 大衛 · 卓納
象外：從2017年的第五名，變成今年ArtReview百人榜單上的第一名，你認為自己能位列第一的原因是什麼？
卓納：當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首先是想感謝我的藝術家們，是他們完成的一個個精彩的展覽讓我們走到今天。同時我為我的員工們感到自豪，我認為我的員工是這個行業裡最出色的，不論是在畫廊裡工作了20多年的元老，還是新的香港團隊，是他們促成了這次榜單，不是我一個人。
上：大衛卓納在紐約Greene Street舊址的空間
下：紐約西第20街畫廊空間外景
象外：1993年你在紐約開設了自己的第一家畫廊。是什麼讓你覺得有能力和條件去創辦一家畫廊？當時紐約整體的藝術氛圍和藝術品市場處在一個什麼狀況？
卓納：我很幸運自己生長在一個充滿藝術的環境裡，父親魯道夫當年在歐洲已經是非常成功的藝術商了，他是最先將安迪·沃霍爾、賽·託姆佈雷以及一批美國的極簡主義藝術家帶到歐洲的人。我們的家就是他畫廊的二樓，屋裡的每個角落都充滿了藝術品，比如我們的飯廳裡就曾經放著40個沃霍爾的Brillo盒子，我小時候在那後面跟家人玩捉迷藏。
在藝術圈工作了這麼多年之後，我清楚地認識到這個工作的核心就是品味（Taste），我要能夠對我看到的作品作出判斷，而這在我兒時開始就已經潛移默化地形成了。我也很感激我的父親，因為當我跟他說我要開自己的畫廊時，他立刻選擇了退休，因為他不想讓自己的生意影響到我，他希望我真正能去做自己的事業。
上世紀90年代初的紐約是創辦畫廊的絕佳之地，早期那一代以藝術家為中心的畫廊，比如有Marian Goodman、Paula Cooper、Metro Pictures、Barbara Gladstone等在前引路，而年輕一代的畫廊如Gavin Brown、Andrea Rosen等則正在崛起。
不過說實話，1993年藝術市場其實正在嚴重的衰退期，但大家都處於低潮時，或許對我來說是一個最好的時機。很多人還在束手無策或者發呆的時候，我可以全神貫注地投入其中。
象外：從1993年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的這15年，你感覺自己身上發生的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卓納：1993年開幕的時候，我當時可能只有三四個藝術家，但是到2008年時整個畫廊代理著大概20多位藝術家。
我感受到的最大變化就是我對藝術家的想法完全改變了： 剛開畫廊時雖然我也聲稱要以藝術家為中心，但作為一個年輕人，我很多時候也許想得更多的還是如何為畫廊的利益著想，如何生存下去。但後來我真正意識到他們才是整個畫廊絕對的中心，在做每一個決定時，我需要考慮什麼對藝術家是好的，而非對我自己。
也是在這樣的思考下，我們在2002年搬去切爾西區更大的空間，並在2006年再次擴張，為的是讓藝術家們實現他們更大的願景。
大衛·卓納畫廊代理的藝術家Doug Wheeler2014年在畫廊所做個展的展覽現場
象外：金融危機當時對你的生意和個人心態有什麼影響？
卓納：當時我確實心想，“糟糕了”，因為很多事情在分崩離析。但實際上藝術市場的結構並未被動搖，我們那一年仍然在舉辦各種高質量的展覽，參加各地的藝博會，而藏家們也都紛紛出席了。雖然他們也許沒有買作品，但是我們仍然在活躍在這個網絡之中，所以經歷了短暫的低谷之後，很快一切又回來了。
象外：多年來，藝術市場依靠信息不對稱來實現運轉，在你看來，這種不透明性在今天是減弱了還是加強了？
卓納：至少在我的畫廊裡，我一直以來所做的是儘量在現有規則下讓交易系統化，從而帶來更高的效率、透明度和秩序。而今年我們推出的Online Viewing Room是一個更加透明的空間，在這裡我們定期在線上策劃一些展覽項目，而作品的價格全部都是公開的，藏家可以在網站上直接垂詢購買。
象外：有人會將你和拉里·高古軒作比較，您自己對此怎麼看？
卓納：是的，人們確實常常拿我們做比較。我要說的是Larry經營著非常棒的畫廊，代理著出色的藝術家，我非常尊敬他所做的事業。但我們兩家是非常不同的畫廊，無論是內部的結構，還是大家所能看到的風格。而且顯而易見的是我沒有那麼多的畫廊空間。我希望集中精力在紐約、倫敦和香港這三處，把這裡的展覽項目做到最好，然後再去思考下一步的打算。另外別忘了，我比他年輕20歲。
象外：做畫廊是一個頗有風險的生意，畢竟（尤其是中小型）畫廊由盛及衰的例子太多了。你自己在經營這門生意的時候，會不會有戰戰兢兢的感覺？
卓納：我更多擔心的是我的藝術家沒有得到最好的照顧，或者他們的願景沒能得到滿足。
象外：你的父親是著名的藝術商，他對你影響最大的地方是什麼？
卓納：還是對藝術品味的耳濡目染吧。不過我與父親的畫廊模式是非常不同的，他那個時候主要是圍繞著建立各位藏家的收藏體系為出發點，而我是以藝術家為圓心的運作方式。
和圖伊曼斯（中）在一起的大衛·卓納
象外：你如何判斷一件藝術品的潛力？怎麼知道它未來會升值，或者眼下它的價值被低估了？你對此更多是基於理性的“計算”，還是基於直覺的判斷？
卓納：我的建議仍然是從個人的喜愛和直覺去判斷。收藏始終是一種生活方式，通過收藏，你去不同的畫廊，去世界各地旅行時拜訪美術館、藝博會，在路上結交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這是生活的一部分，無法用金錢價值衡量。
象外：你會選擇什麼樣的藝術家（尤其是年輕藝術家）？或者說，擁有什麼素質的藝術家能入你的法眼，而藝術家什麼樣的行為和個性又會令你反感？
卓納：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我覺得我有一個很好的答案——在藝術界工作了這麼多年，我看過太多太多的藝術家和藝術品，通常他們能被歸類或概括。但是如果我忽然看到那些無法被歸類的作品，我就會立馬打起精神。然後我再花時間去做研究，去工作室拜訪，最終才會決定是好是壞。
我不認為我一定要與我代理的藝術家成為朋友，所以他們做什麼樣的行為或者有著什麼樣的個性其實並不重要。
象外：有沒有一些時刻，你會完全摒棄或隔絕畫廊主或藝術品商人的身份，而純粹以“去金錢化”的方式去看待一件藝術品？換而言之，是否有過某些人、某些作品，能讓你完全不從金錢的角度去看待他們？
卓納：即使作為畫廊主的身份，我覺得我很多決定都是在“去金錢化”的情況下做出的。你可能不瞭解的是，我們畫廊裡曾經舉辦過許多非銷售的展覽，所有的作品都是從美術館租借來只做展覽使用。比如我們去年9月在紐約舉辦的艾德·萊因哈特展覽中就沒有一件作品可以出售，而是純粹的美術館級展覽，並且免費對公眾開放。
Ad Reinhardt, 2017年的展覽現場
2018年的上海西岸藝術博覽會上，我們的展位只展出了一件作品——極簡主義藝術家丹·弗拉文的大型歷史鉅作《無題（致索尼婭）》。極簡主義在中國的接受度並不高，所以從金錢的角度考量，大家肯定覺得我們瘋了，不過我們想做的是一個宣言，展現我們對亞洲一個長久的承諾。我們在這裡開設畫廊、參加藝博會不是為了短期內傾銷我們的藝術家們，而是希望建立長期的對話，讓更多人認識我們所專長的一些藝術派別，營造一個持久的溝通。
大衛·卓納畫廊在2018年上海西岸藝博會的展覽現場，只展出了一件作品：丹·弗拉文的燈光裝置
象外：賣掉一張畫，背後肯定有很多門道，你認為其中最重要的準則是什麼？
卓納：首先了解你的藏家客戶想要什麼，並且對他們完全真誠。
象外：當你在銷售一件藝術品的時候，你會說任何一句哪怕是含蓄的負面意見嗎？
卓納：當然，我百分百贊同東西都不是完美的，市場對每一位藝術家都有好和壞的聲音，這不是能隱瞞得了的。
象外：悄悄地告訴我——你會在內心偷偷嘲笑某些買家的品味和選擇嗎？正面的問題是：你自己如何判斷一件藝術品是好的還是差的？
卓納： 我會認同或者不認同吧。品位太個人化了，就跟穿著一樣 。自己喜歡的就是好的，藝術家的簡歷、展覽歷史、作品背後的含義只是幫助你做判斷的工具。
藝術家Jordan Wolfson的展覽Riverboat song，大衛·卓納畫廊，紐約，2018
象外：你如何看待科技、新媒體、互聯網在當下藝術創作或未來與之結合的趨勢？
卓納：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獨特的產物，與之對抗是愚蠢的，我們需要擁抱它們，為己所用。
所以在畫廊的層面上，我們今年開辦了畫廊的播客系列（Podcast），再加上之前提到的Online Viewing Room，還有更活躍的社交媒體更新，我們希望能在這個時代作出自己的改變，讓更多新一代的公眾參與到藝術中來。
正在錄製播客節目的Jeff Koons
象外：請談談你本人的收藏——你收藏的第一件藝術品是什麼？
卓納：第一件收藏真的是記不清了，不過我記得的是在最早的一些收藏中包括了Wolfgang Tillmans的一張照片，那是1995年，我剛剛開設自己的畫廊不久，所以資金很少，不過我去拜訪了他在Andrea Rosen的畫廊展，然後毅然決然地買下了一件作品。
大衛·卓納和提爾曼斯在香港
象外：不知道你是否接觸過一些來自中國內地的藏家，如果有，請談談對他們的第一印象和感受。
卓納：我們從8年前開始開始參展ART HK（現在的Art Basel HK），當時中國內地的藏家對西方藝術家的瞭解甚少。很多人來到我們展位完全叫不出這些藝術家的名字。不過讓我驚訝的是，這樣的狀況只發生在第一年。在第一年時有一位藏家來到我們畫廊詢問Luc Tuymans的畫，他當時不知道這個藝術家是誰。但第二年他又來了，他給我展示了他買的幾本圖伊曼斯圖冊的照片，說他這一年裡把它們都看了好幾遍。在過去的8年裡我接觸了很多中國內地的藏家，他們對藝術家會做詳細的研究，很多人會去世界各地旅行參觀博物館、畫廊，這仍然讓我十分震驚和興奮。
象外：中國的哲人孔子有句老話：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大概意思是人過了40歲就不再困惑，過了50歲就知道上天的意志（或上天賦予自己的使命），對此你自己是怎麼看的？
卓納：哈哈，我想我還不知道上天給予了我什麼使命，但是我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象外：在什麼時候，你會不談論藝術？
卓納：這個有點難，我即便和家人在一起也是圍繞著藝術展開的，特別是當我的父親也曾是一名藝術商，而我們的三個子女中的兩個已經在畫廊開始工作了。但我不覺得疲勞或者厭倦，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象外：工作之外，你喜歡做什麼？以及你最喜歡發呆的一個地方是哪裡？
卓納：沒什麼驚喜——我業餘時間還是最喜歡逛美術館。就在這個月，我覺得紐約的美術館簡直是迎來了最好的時光——惠特尼美術館的安迪·沃霍爾、MoMA的布魯斯·瑙曼（Bruce Nauman）、古根海姆的希爾馬•阿夫克林特（Hilma af Klint，我最喜歡的一個）、新美術館的薩拉·盧卡斯（Sarah Lucas）、Dia基金會的巴勒莫（Blinky Palermo）等等。而且我覺得如果能和我的藝術家一起逛美術館那是最美妙不過的，他們總能指出我以前沒有注意到的畫作，而且他們看畫的角度是和我完全不同的，我從這些對話中學到了很多。
我也喜歡去大都會美術館布勞耶分館的餐廳Flora Bar吃午飯。有時候我還想逃離紐約人的身份，去做一個遊客，那我就會和我的太太Monica去中央公園的Wollman冰場滑冰。
我不愛購物，但是喜歡去書店獨處，比如McNally Jackson就是我最喜歡的。聽說他們明年要搬遷了，希望能找到個好地方。離畫廊不遠的192 Books也是我經常去的地方。
大衛·卓納畫廊的圖書出版項目，負責人正是大衛·卓納的兒子
象外：最近在讀的一本書，或者想對中國讀者介紹的一本書，以及推薦理由。
卓納：最近我放在枕邊的書是我們自己的卓納圖書出版社剛剛再版的《輕舞飛揚》（The Sweet Flypaper of Life）。這是我們今年宣佈代理的藝術家遺產——非裔攝影師Roy DeCarava與詩人Langston Hughes於1983年合著的一本攝影詩集，通過一個祖母的視角，講述紐約哈林區普通人的生活，如詩一般給人以溫暖。以往的很多書籍在描繪黑人生活的時候是側重痛苦的，但是這本《輕舞飛揚》卻讓人看到了困難時期黑人生活中的愉悅、愛與不屈。而且這本書只有一隻手大小，非常適合睡前閱讀。
象外：你想對中國年輕讀者說的話。
卓納：藝術是最好的心靈調節劑，無論讀者們從事什麼行業，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花時間去美術館、畫廊和藝博會。你不必喜歡每一位藝術家，也不必看懂每一件作品，但找到你真正喜歡的，並讓自己沉浸其中，去研究和學習，你會發現這個過程的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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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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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了
順便賣點書
比如看看下文介紹的這些書如何
把藝術拉出圈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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