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宋朝的名臣，曾經發生過一場風波，震動了朝野。從這場鬥爭中，人們可以看到他們的性格、思想和精神世界，也可以看到封建社會里的“民主”氣息。
當我們瞭解了包拯與貪官汙吏的激烈鬥爭，瞭解了他彈劾寵臣張堯佐、彈劾宰相宋庠和一大批大臣，把他們趕下臺的艱難過程，大體上就可以瞭解了包拯剛正不阿、廉潔奉公的高貴品格。另外還有一個引人入勝的事件，很值得我們回顧，這就是包拯與另一位聲名顯赫的大臣歐陽修的那場矛盾和糾葛。
包拯與歐陽修，是北宋仁宗時代的兩位名臣。可是，就是在這樣兩個人中間，卻產生了一場不小的風波，不僅震動了當時的朝野，直至今日，回顧此事仍然有一種動人心魄的力量。
這場風波是由歐陽修挑起的。當時，包拯正得到仁宗皇帝的信任，事業還比較順利。就在這個時候歐陽修對他提出了批評。
1059年春（嘉祐四年），任三司使的張方平，利用職權賤價收買他人的房地產。擔任監察御史的包拯，對他提出了嚴厲的彈劾，指出他失去廉恥，不宜身居高位。結果，張方平去職，由宋祁擔任三司使。上任不到20天，包拯又提出，宋祁遊宴太多，鋪張浪費，不懂理財，同時他的哥哥宋庠在朝中任副宰相，他不宜同時執掌財政大權（三司使執掌財政大權）。宋祁又被免去了三司使之職。宋仁宗經過一番考慮和選擇，便任命包拯為三司使。
包拯曾經擔任過戶部判官、戶部副使，又長期擔任過州郡長官和轉運使，在管理財政方面是有經驗、有政績的。他沒有謙讓，就準備上任了。
張方平、宋祁，是兩位有聲望的大臣，包拯在彈劾這兩位大臣時，已經得罪了一些人。當時，宋朝的統治者，提倡名節、謙讓，避免形跡。
這次包拯的任命，雖然是宋仁宗提出的，包拯在接到任命之後沒有表示謙讓就準備上任，於是，在朝臣中就產生了一些議論。
這時，威望很高的歐陽修公開表明態度。歐陽修博學多才，既是散文家、詩人、詞人，又是史學家、經學家、金石學家，後人稱他是“宋學”的開創者之一。他還是一位思想家，論文也寫得很好。“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仁宗曾經說過：“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就是這位歐陽修於嘉祐四年三月向仁宗送上了《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的奏章。
歐陽修在這篇有名的奏章裡，有三個主要的部分。首先，他很嚴厲地提出了包拯的不妥之處：包拯“逐二臣，自居其位”，“中外喧然”，“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他舉出一個比喻：有人牽牛糟蹋了別人的莊稼，固然不對，而乘機把別人的牛牽過來，變為己有，也太過分了。不愧為文學家的歐陽修，又舉出一個生動的比喻：“猛手探物，口雲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
歐陽修把包拯的行為，提到理論的高度來進行分析：“軍旅之事先才能，朝廷之事先名節。”朝臣是“主教化”的，以風動天下，要“知廉恥，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利於苟隨”。他希望包拯“執節守義”，“以避嫌疑”。而使他驚異的是：“常人皆知可避，而包拯豈獨不畏哉！”
第二個內容是：歐陽修對包拯的批評雖然很嚴厲，但是並不一棍子打死，在批評的同時，卻又明明白白地肯定包拯的一些優點和長處：“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不思。”“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好一個歐陽夫子，在批評人的時候，又肯定
“剛”、“直”、“孝”，全是一派讚揚的口氣，多麼難得，多麼可貴！在近千年前，歐陽修在實事求是方面已經做出典範來了。時至今日，善良的人們在對人的褒貶方面，有時一風吹，有時一邊倒，“苟得”、“荷隨”的行為時有，片面性、一刀切的錯誤常犯。而歐陽修在批評包拯的時候，並不否定包拯，這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把眼光放遠點，我們就會發現從總體上說來歐陽修仍然是肯定包拯的。
早在四年以前（1055年），包拯在出知池州的時候，歐陽修就曾經給仁宗皇帝寫過一個奏摺，其內容有這樣一段：“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說言正論，聞於朝廷，自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網義之時，拯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伏乞更廣採詢，亟加進耀，置之左右，必有補益。包拯是因為保舉官員不當受降職降級的處分，出知池州，歐陽修主動向皇帝提建議，稱讚包拯的政績和人格，請求把包拯調到京城來，給予重用。很明顯，四年後，歐陽修雖然對包拯提出批評，還是包含著善良的愛護、惋惜之情，是沒有惡意攻擊之意的。
仍然是這位歐陽修，做了兩件截然不同的事。在包拯失意的時候，歐陽修推薦他、表揚他；在包拯得意的時候，又實事求是地批評他、規勸他。歐陽修是以理和道來衡量是非，沒有幫派，沒有惡意，光明磊落，胸懷坦蕩。大臣與大臣之間志同道合者有時也會有矛盾，英雄與英雄之間，有時也會有誤解，只要不懷惡意，把意見談出來，就化解了。
第三個內容，歐陽修對宋朝數十年來關於增設諫院、鼓勵朝臣批評朝政這一重要措施，作了很精彩的總結：“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為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頹惰寬弛，習成風氣，不以為非。”也就是說由於過分地提倡服從、紀律、集中、聽話，有些朝臣便產生了看風使舵、不講真話、幹勁不足、紀律鬆弛等毛病，後來發展到“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
“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於是，“久弊之俗，驟見而骸駭。”
當批評的空氣形成了，又有人不習慣、不滿意，指責諫官“或以謂好評陰私，或以謂公相傾陷，或以謂沾激名譽，或以謂自圖進取。群言百端，幾惑上聽”。這種矛盾現象，幸虧仁宗皇帝能夠“至聖至明”，察見諸人，“非為己利”，“讒間不入”，才使這種批評之風保全下來。歐陽修這段描述，應該說是一個很全面、很有概括力的總結。
坦言直諫，開展批評太重要、太美好了。難就難在“非為己利”，追求正“義”，追求真“理”，實事求是。不搞一棍子打死，不搞片面性、一刀切。實事求是最重要，也最費力，有許多人想做到而又很難做到。歐陽修對包拯的批評，雖然有些過於嚴厲，也有人認為，有點追求“形式”。但是有其合理的部分，並沒有否定包拯。包拯辭世以後，包拯的學生張田在整理《包孝肅公奏議》的時候，抽掉了包拯彈劾張方平、宋庠兩篇奏議。張田可能也是好心，以為這樣可以淡化對包拯的批評，後來，《四庫全書》的編繁者對這種做法表示不滿：“包公為人剛正，決不是把別人趕走而貪圖他的官位的人。歐陽修雖然寫了這份奏議，不過是宋人好作議論的一種習慣，不一定是包公的缺點。包公的心跡，天下後世都能諒解，為了忌諱，竟然把他的原稿抽掉，反而使人覺得包公真有這個短處。這說明張田的編輯水平不高，缺乏見識，不是包公的本意呵！”
性格剛直、大歐陽修8歲的包拯，未作任何爭辯，冷靜地採取了迴避的態度，回家休息了一些時候，等待皇帝的安排。包拯的這種做法，實際上是接受了這一批評。仁宗皇帝經過一番認真的考慮，仍然堅持要包拯上任。這時，包拯才泰然出山。
這場軒然大波，就這樣解決了。
包拯擔任三司使以後，做出了許多政績。他不單單想方設法增加國庫的收入，而且還關心人民疾苦，減輕不合理的負擔，提高人民生產的積極性。如後宮寵妃太多，加薪太濫，加封一個才人，賜銀5000兩，金500兩；月俸每月從2.7萬提到20萬，將近八倍；得寵的妃子多達10人，開支相當龐大。包拯領導的三司中重新提出，要按仁宗即位時的標準核算，超過的一律取消。其他方面的開支，也進行了相應的整頓，國家的財政收入，轉虧為盈，有了顯著地改觀。包拯在州郡工作期間，發現有些地方官，利用折變加重對農民的剝削，他就改變為由政府直接向市場購買的辦法，從而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他把這些行之有效的辦法，推廣到全國，受到了普遍歡迎。
開封西面的唐州、鄧州，由於長期乾旱，連年歉收，土地荒蕪，人煙稀少，因而有人提議把這兩個州改為縣。唐州知府趙尚寬則認為，這裡潛在的地力很大，應該開墾，人煙稀少應該招募，不能在困難面前退卻。包拯贊成他的意見。趙尚寬調動部隊，休整了三大陂堰，開挖了一條大幹渠，又發動農民開挖了許多支渠，形成了一個灌溉網，從此旱澇保收。周圍好幾個省的農民都奔到那裡去，趙尚寬就給他們分配土地，購買耕牛。只用了3年的時間，荒脊之地變成了豐產之田，人口激增3萬多戶。包拯大力表彰趙尚寬，並在他任期將滿時，向朝廷保舉他繼續留任，進一步安定民心、促進生產。
包拯在三司機關裡裁減冗官，選賢任能，重用了一批有才能的人，其中就有王安石、司馬光等。這些人才在稍後一個時期，都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包拯在整頓稅收、發展養馬、減輕負擔、裁減冗員、選賢任能、發展生產等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宋仁宗讚揚他“強志盡瘁，夙夜匪懈，任重權專，不可以非理撓；使吏謹其職，下安其業，民不加賦而國有餘財，以成朝廷大禮”。
從包拯與歐陽修這段故事，我們可以看到，歐陽修比包拯還要耿直，還要大膽。“慶曆新政”失敗、范仲淹和杜衍被貶謫的時候，包拯當時是比較沉默的，沒有正面站出來為新政辯護；歐陽修卻不同，他在當年正月，給仁宗送上了《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公開提出不同意見，為改革派辯護。當高若訥詆譭范仲淹時，他又寫了一封《與高司諫書》，憤怒地指出：平時，你“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
“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歐陽修這種嫉惡如仇的性格和勇氣，幾乎是不顧一切的。
正是因為這些行動，歐陽修才被貶謫滁州，但他卻仍然我行我素，生活得很瀟灑。他在滁州建立了醉翁亭，並寫下了《醉翁亭記》那篇絕妙的好文章。“環滁皆山也”，開篇這5個字，他就改動了好幾次。然後浩然噴出：“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步步推移，漸入佳境，最後落腳在“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歐陽修能夠寫出這樣的千古名句，既表現了他那深厚的文學功底，也反映了他那豁達的思想境界。在苦難中，他仍然保持著一定的幽默和豁達，這也許就是天才的歐陽修與眾不同的地方。
包拯與之相比，就要謹慎得多。在正面鬥爭時，他保持沉默，沒有及時地公開表明態度。但是，包拯的沉默，不是“苟隨”，也不是順從。他的言論和實踐證明，他是一直支持新政的。他在認真分析形勢，尋找鬥爭的方法。當時的宰相和御史中丞都是保守派。他是在御史中丞王拱辰的手下任職。保守派的力量已經相當龐大，他自己的力量太小。公開站出來鬥爭，沒有取勝的可能，必然像歐陽修一樣要受到貶謫。他是一個講究實際的人，在他看來，那也許是不明智的，是得不到效果的。他暫時保持沉默，避免發生正面衝突。但是，這絕不是屈服，不是順從。他認識到，仁宗皇帝害怕動亂，想求穩定，但也還是想改革吏政的，只是對推行新政的方法不夠滿意。至於對反對貪汙腐敗，仁宗還是堅持的。包拯一向行事謹慎，講究實際，主張多做少說。當時的鬥爭是如此尖銳複雜，對蘇舜欽等人舉行那樣的詩會，他也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包拯暫時保持沉默，保存實力，然後採用他自己特有的方法，腳踏實地向貪官汙吏發動一個又一個震動朝野的彈劾。包拯的這種鬥爭，仍然是頑強的、堅定的。
歐陽修在40年仕途生涯中，曾經3次被貶謫。王安石曾經為之驚歎：“鳴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
包拯是剛直的、堅定的。他的應變方式與歐陽修有異，但目的是相同的。所謂的包拯“官運不敗”，從其中可以看出一些眉目。從歐陽修對包拯的批評，我們還可以看到早在7年以前，封建皇帝宋仁宗，就大力提倡對權力的監督而成立了諫院，並且賜給他們獨立行使監督的大權（在皇帝的直接領導下），除了皇帝本人以外不受任何大臣的制約。這種監督體制是獨立的，權力是相當大的。這種監督經常是在集體的、公開的場合下進行的，不是暗箱操作，允許當面辯護。因此，批評監督之風盛行。連包拯這樣的清官也要接受別人的監督和批評。
國外有些學者認為，中國的封建社會制度竟然長達幾千年，是一種超長規的延續。這種超長規，這種延續，可能有它的內在原因。朝臣公開議論朝政，這種比較有保障的監督體制，可能是其中比較重要的因素。當然，這種監督體制還是有其侷限性的：王權至上，就是它最致命的弱點。一旦皇帝昏庸，監督體制和法律也就被破壞了。這一弱點，也就是歷代王朝幻想萬歲、實則短命，並不可挽回地走向覆滅的重要原因。
古往今來，批評和監督是一件難事。有些掌權者認為：搞不好會惹出一些麻煩來，所以就喜歡依靠少數親信，依靠個人的聰明才智。事實證明，只要有決心，只要品行端正，批評和監督是可以辦好的，益處是很大的。志同道合的人，有時也會有矛盾、誤解，只要光明磊落，也是能夠化解的。怕批評監督會惹亂子、找麻煩，這種顧慮是站不住腳的。凡是昏庸的君王，一旦取消了批評和監督，往往會惹出更大的亂子來。這種教訓，歷史上很多，當今的社會也並不鮮見。說穿了，拒絕監督的人，往往使用一些美好的詞句為自己辯護，實際上是一些留戀集權專政、不喜歡民主、不相信人民群眾的人。這是一種很腐朽的落後於時代的意識，遲早是要被人們所唾棄的，是不可能有出路的。
包拯與歐陽修的這段衝突，是一個美麗的故事。它閃耀著我國古老文化的燦爛光輝。它與世界的文化是相通的，與今天的生活也是相通的，很值得人們深思、回味、反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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