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包公”，不但在中國可以說是婦孺皆知，家喻戶曉，而且在韓國、日本、新加坡等東方國家，知道者也很多。不過，大家所知道的“包公”，大多是戲劇舞臺上或電影、電視屏幕上的“黑臉包青天”。他頭戴烏紗帽，身穿袞龍袍，打坐開封府，怒鍘陳世美，是一個剛直不阿、鐵面無私、斷案如神、為民做主、除暴安良的“清官”。這個戲劇舞臺或影視
屏幕上的包公，當然是有歷史根據的；但是，同歷史上的包公即宋代的包拯相比，又有著相當大的區別，因為他畢竟是人們塑造的一個藝術形象，其中加進了人民群眾和藝術家們的想像。那麼，歷史上的包公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他為什麼被譽為“清官”的典範而備受人們稱讚和敬仰？下邊，我們就談一談歷史上的包公。
中國古代的史書上，對包公有不少記載。現存的有宋朝人撰寫的《兩朝國史·包拯傳》，元朝人撰寫的《宋史·包拯傳》，包公的門人張田編的《孝肅包公奏議集》，以及南宋李燾所著《續資治通鑑長編》中的有關記載等等；1973年，在合肥市東郊又出土了包公及其家族的六方墓誌銘，為研究包公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我們談歷史上的包公，主要是根據這些史料，而不是根據《鍘美案》、《包龍圖公案》、《三俠五義》一類的戲劇、小說。
歷史上的包公，姓包名拯字希仁，北宋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宋真宗鹹平二年（999），出生於廬州合肥縣，就是現在的合肥市肥東縣包村；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五月，死於東京開封，就是現在的河南開封市，終年64歲。次年葬於廬州合肥公城鄉公城裡，就是現在的安徽合肥市東郊大興集鄉雙圩村。現在的包公墓則是1987年改葬重新修建的。
包拯自稱“生於草茅”，史書記載，他的父親叫包令儀，曾做過福建惠安縣知縣，官階至虞部員外郎。看來，他只是出生於一箇中小地主家庭，而非高官顯宦之家。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仰慕古代聖賢所為，有“竭忠死義”之志。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包拯29歲，一舉考中第一甲進士，授官為大理評事、知建昌縣（今江西南城）。宋代科舉進士一般分五甲即五等，天聖五年王堯臣榜，共取進士377人，其中第一甲為30人。包拯高中第一甲進士，授官知縣，這在當時是很突出的。不但可以藉此登上政治舞臺，而且預示在仕途上有著光明的前景。當時，包公的父母年事已高，均在家居住，不願遠離家鄉。包拯為了照顧父母，放棄建昌縣知縣的官職而改任職位較低的監和州稅。和州（今安徽和縣）雖鄰近合肥，父母仍不願意隨同前往，而讓包拯一人前去上任。是上任為國盡忠，還是在家為父母盡孝？使包拯進退兩難。將近而立之年的包拯，是多麼渴望實現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呀，但是經過比較，他還是毅然辭去官職，屏居鄉里，奉養雙親。直到父母去世、守喪三年期滿之後，已經39歲的包拯才正式登上仕途，出仕做官。包拯為了侍奉年邁的雙親，居家長達十年之久，不去做官，真可以說是“至孝”。由此足以證明，包拯絕不是孜孜追求功名利祿的庸人，而是一個淡泊名利、品德高尚的人。
在這十年之間，包拯都做了些什麼呢？歷史上沒有明確記載。不過，從他重登仕途時的一首明志詩中可以看出，他在居家盡孝的同時，仍然在做修身的功夫，即繼續研讀經史之書，培養高尚的情操，探求治國安民之道，為將來出仕之後報國盡忠做準備。其詩云：
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
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冊有遺訓，毋遺來者羞。
這首詩的大意是：居心清正（范仲淹《與中舍二子三監簿四太祝》：“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是治理政事的根本，正道直行是做人的準則。秀美的樹幹終將成為棟樑之材，精純的鋼鐵決不應該做成彎鉤。倉庫充盈老鼠麻雀也會歡喜，地光草盡狐狸兔子都要發愁。史書上記載著歷代先賢的遺訓，從政做官不要留下劣跡招致後人的羞辱。詩言志。這首詩充分表明了包拯廉潔奉公、剛直不阿的從政為人的道德準則，也表明了他立志做國家的棟樑、為民造福、留名史冊的決心。
從包拯39歲正式登上仕途，到他64歲死於任上，共為官從政26年。在這26年間，他先後擔任過知天長縣、知端州、三司戶部判官，京東、陝西、河北等路的轉運使，以及知諫院，知瀛、揚、廬、江寧、開封等州府，直至權御史中丞、三司使、樞密副使等職。同時先後獲得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樞密直學士等帖職。三司使、樞密副使在宋代相當於副宰相，後代戲曲、小說中往往稱包拯為“相爺”，其根據大概即源於此。後人又往往稱包拯為“包待制”、“包龍圖”，則是由於他曾任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的緣故。
無論是外任，還是在朝；無論是做州縣的小官，還是居於副宰相的高位，他都把明志詩作為座右銘，言必信、行必果，表現出高尚的為官道德，做出了卓越的政績，終於成為史冊留名的“清官”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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