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几乎没有哪一件事可以和李鸿章脱离关系：从翰林院出来回乡督办团练，接着组建淮军，镇压太平军、平息苗乱，督办洋务，筹建北洋舰队，遣学生赴美留学（其中包括后来京张铁路的设计师詹天佑等人），马关议和，签订辛丑。可以说，李鸿章，是晚清政府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是慈禧肆无忌惮的资本。
李鸿章
他在处理国内事情，可以说是处处受打压，他所要做的事情，很多都会触及到顽固派的既得利益，尽管有慈禧罩着，但君臣间的猜忌总不会少，如修建铁路，顽固分子以破坏京城风水为由，一直被压着，甚至后面还出现“马拉车”的闹剧。
但在处理外交事务上，李鸿章可以称得上是晚清外交第一人，他也是中国近现代“两个半外交家”中的一个（周恩来一个，顾维钧算半个），晚清海外诸国，“只知有李”，对于处理外交，李鸿章可是比他的老师曾国藩要聪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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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险些晚节不保，在同李鸿章交接时，曾问李：“你于洋人交涉，准备怎么办？”李回答说：“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和他的痞子腔。”靠着这种痞子腔，李鸿章成功处理好了“天津教案”。
此外，李鸿章还是近代保护华工的第一人。
在接到在秘华工发出的求救信和控诉信后，李鸿章通过外交手段，在1874年同秘鲁方面签订了《中秘查办华工专条》，并且后来还派容闳、陈兰彬到秘鲁去调查条约的履行情况，得知在秘华工的实际情况没有多大改变后。在1875年，同秘鲁使臣艾勒莫尔交涉，表示如果不能保证在秘华工的合法利益，将取消和秘鲁方面的一切合作。
再后来，在秘华工的权益得到了保障，有了属于自己的私人财产，尽管还是会受到一些压迫，但相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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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74岁的李鸿章受邀游历世界诸国。
在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两次秘密召见李鸿章；
在德国，德国举行盛大仪式欢迎李鸿章，德皇亲自邀请李鸿章阅兵；
在荷兰，皇太后亲自设宴邀请李鸿章；
在比利时，军火商送其一门新式大炮，比利时国王设宴款待李鸿章；
在法国，7月17日，法国外交部在埃菲尔铁塔设宴款待李鸿章。
在美国纽约，正在休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得知李鸿章到来，马上结束休假。
以当时清政府的综合国力以及在世界诸国中的地位，李鸿章能有此待遇，可想而知，李鸿章的外交能力有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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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为后人所诟病最多的，莫过于签订马关和辛丑条约了。签订马关，每当日本提出赔偿内容后，李鸿章都会发电报请示光绪帝，只要没有光绪帝同意，李鸿章是绝对不敢在条约上签字的，可以说，签订马关条约，李鸿章只是清政府的“替罪羊”，因为朝中谁都知道，谁签了这个名，谁就将为世人所唾弃。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
七十多岁的老人，在日本还被一个小浪浪打了一枪，这一枪，将赔款的金额足足减少了1亿白银，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时，可以说是尽自己全部能力去减少赔款了。
签订辛丑，八国使臣指名道姓要和李鸿章谈判，要知道，此时的李鸿章已经病得非常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把原本10亿白银的赔偿直接减少到4亿，4亿，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数字，当时中国人口号称四万万，七十多岁的老人含泪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李鸿章被外国人称为“东方俾斯麦”，可他一生却以悲剧收场，自己也落了一个“千古罪人”的骂名。少年科举，中年戎马，老年洋务，悲国事飘摇，无奈自诩糊裱匠。生于晚清，可以说是李鸿章的无奈吧，但也铸就了李鸿章的成就。
临终前，李鸿章写下了一首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餐。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就是这样一位晚清外交第一人，却因为中学期间不系统的历史教学，使得很多人对李鸿章的了解只停留在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签订《马关条约》的“卖国贼”上，这不得不说是应试教育的一个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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