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两位主张对外开放的湖南人郭嵩焘、曾纪泽，郭嵩焘曾被人骂为汉奸，而曾纪泽尽管晚年也不得志，但守旧派还不至于公开骂他。
黄濬曾比较郭嵩焘和曾纪泽在官场不同的境遇：
曾劼刚辈行后于郭筠仙，而奉使欧洲，实与筠仙同时。筠仙以通晓洋务自负，亦负天下重谤，劼刚则赖其老世丈先任其谤，得以差全其名，抑亦文正公之门荫也。
这段话颇有意趣。同样的话，同样的事，郭嵩焘说了做了，朝野守旧派会炮轰；而曾纪泽说了和做了，这些人虽不以为然，但很少上奏折大加挞伐。黄濬的解释是曾国藩办天津教案时忍辱负重，替儿子把被毁谤之苦受了。其实根本的原因还是曾国藩有平定太平天国、挽大清江山于即倒的不世之功，朝廷特别是太后对他的儿子自然要高看一眼，其他人也就不敢放肆像对郭嵩焘那样攻讦了。
曾纪泽《使西日记》中载他被任命为驻英国法国钦差大臣后拜别慈禧太后两人的对话，曾纪泽向太后讲到办理洋务的难处。
慈禧太后：这些人明白这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
曾纪泽：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在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分付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报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慈禧太后：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也是国家气运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吏，总是瞻徇的多。
曾纪泽：李鸿章、沈葆祯、丁宝桢、左宗棠均忠贞之臣。
慈禧太后：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
曾纪泽：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此次亦是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
慈禧太后：上头也深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
可见正是因为慈禧太后对曾国藩功劳的肯定，荫及子孙，曾纪泽办洋务扛住非议的资本远超郭嵩焘。——当然，他得乃父心法，也比郭嵩焘会处事。
后世评价曾纪泽，赞颂他最大的外交成就是赴俄国交涉，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收回伊犁。此前在光绪四年（1878年）崇厚出使俄国，擅自与俄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将伊犁卖得干干净净。光绪六年清廷更遣曾纪泽往俄更约，争回伊犁南路七百馀里，嘉峪关诸地缓置官。虽然这次外交上的胜利有多方面的原因，国际上俄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大战刚结束，势力大打折扣，而国内左宗棠等人积极备战，给沙俄有威慑。但如果换一个人，能从老毛子已经吞下的肚子里再吐出来这么一块肉，很难。
光绪十三年（1887），曾纪泽奉调回国，担任户部侍郎，至1990年4月12日逝世，此间三年，回国的曾纪泽其实是很郁闷的。重要原因的是1884年甲申易枢，因为对慈禧太后的绝对权力构成威胁，甲申年4月，慈禧突然发布懿旨，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大臣全班罢免的事件。
晚清的洋务及外交体系是由恭王居中支持，湘淮系大臣前赴后继构建的。甲申易枢后，太后起用的奕劻、奕譞、世铎的行政能力远不如奕䜣，所以时人把这次中枢机构的大换班比喻为：易中枢以驽马，代芦服以柴胡。讽刺这些新进王公的庸懦。新军机处的组成人员，在识见、威望、能力和人品上，与原军机处相比，相差甚远。他们是一些不谙国际事务、不懂国内政情的官僚，新军机处的特点是对太后惟命是从。
在此种背景下，曾纪泽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的作为。1890年他与叔父曾国荃同一年去世，年仅51岁，可谓英年早逝。对他的逝世，时人和后世多表达惋惜之情。接替他的薛福成在欧洲得知其去世后，在日记中写道:
窃思曾侯奉使八年，其丰功伟略，在驻英俄二国时为多。年未中寿，遽尔沦谢，眷怀时局，为之怆然。
薛福成几年后会见比利时国王和首相时，比国首相曰：
曾侯办理外务，亦颇有名，惟在此不久而归，归亦未闻别有建树，今已逝矣，真为可惜。
有人说如果曾纪泽多活些年头，应该更有成就，对清朝的大局会有好的影响。我以为此乃读史者一厢情愿，在恭王靠边站后，曾纪泽不可能有什么建树，就如比利时首先所叹息那样。如果他多活五、六年，活到甲午中日战争后，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他很可能会奉命出使，作为李鸿章的重要助手去签约，如此给太后背黑锅的可能就不仅是李鸿章李经方父子了，会加上外交高手曾纪泽。曾纪泽会拒绝么？当然他无法拒绝，他值得抱着与父亲处理天津教案相同的心态：“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
那么曾纪泽在当时一定是时人皆欲杀，所受的屈辱远大于其父亲，而在后世的历史教科书中，恐怕“卖国贼”的标签贴得妥妥的。寿则多辱，真是有道理呀，李鸿章活得太长了。
閱讀更多 水煮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