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而“近世人家，一人宦途即习于骄奢。”因此，力戒亲属子女沾染官家习气，设法避免亲属子女利用他的地位和声望谋求特殊化，成为曾国藩治家教子的一大重要任务和特色。
自1838年仕进以后，曾国藩除了在次年回家探亲一次，1853 年母丧回籍和1857年父丧守制总共不到两年的时间以外，终年在外地过官宦生涯，担心亲属在家乡因门第改变，养成官家习气，时常写信告诫家人刻刻注意克服骄、奢、逸三字，即使对父母有时也直言不讳。
早在他为京官之时，即写信给父母说:“ 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人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
后来，他身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统辖四省军务，对家乡亲属的要求日益严格。就在他统辖四省军务不久，发现其在家乡的二弟信中“有一种傲气”，立即复信告诫说:
“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揭发指出别人言行之伪，使露出真相)，皆骄也。无论所指未必果当，即使一一切当，已为天道所不许。....弟欲成子侄之骄，必须将自己好议人短、好发人覆之习气痛改一番。”
时过不久，其二弟似有不服，来信说“家中子弟无不谦者”，曾国藩不禁有点动气，以信中有评论他军营诸将长短的词句，严厉批驳说:
营中与弟生疏之人，尚且讥评，则乡间之与弟熟识者，更鄙睨(斜着眼看)嘲斥可知矣。弟尚如此，则诸子侄之藐视一切，信口雌黄可知矣。谚云:“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非必锦衣玉食、动手打人而后谓之骄傲也，但使志得意满毫无畏忌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极傲耳。余正月初四信中言戒骄字，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戒惰字，以不晏(迟)起为第一义。望弟常常猛省，并戒子侄也。
自1858年后，曾氏家族中在家主持家务的全靠曾国藩二弟一人，他对二弟常常感恩戴德。对二弟如此严厉，于妻室子女等可想而知。在他封侯拜相之后，对家人言行影响就更加注意，不仅坚持要家人不参与乡间诉讼，不到地方官那里说长道短，设法避免与地方官接触；而且警告亲属在家乡邻里之间“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即宅院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
对于子女在乡间的衣食起居，曾国藩要求极为严格。他说:“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因此他不厌其烦地写信叮嘱子女：要尽力做到“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
1868 年他的孙女染病夭折，儿子曾纪泽夫妇感恼伤怀不已。曾国藩从信上得知这一消息后，非但未加劝慰，反而写信批评他儿子说:“乡里贫家儿女愈看得贱愈易长大，富户儿女愈看得娇愈难成器。尔夫妇视儿女过于娇贵，....爱之反以害之”。表面看来，这似乎不近人情，实际恰恰是曾国藩对后世子孙真正爱心的体现。他要求他们衣食起居与寒士相同，实是出于希望他们最终不同于寒士而出人头地的目的。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意指一个人做了官，家属子女甚至亲友都跟着沾光，是封建社会老百姓嘲讽统治阶级政治腐败常用的一句俗语。这种现象在晚清时代触目皆是。作为立志要做一代“圣贤”的曾国藩，从维护家庭和封建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对此格外注意。
1865 年秋，他的二儿子曾纪鸿赴长沙参加科举考试，他写信告诫说:“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属(瞩)。....场前不可与州县往来，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
在此前后，他的身体日益衰弱，各种病症时常发作，家中妻子儿女颇不放心，难免有时前去探望。每当这种时候，他总是行前写信告诫，走时再三叮嘱：沿途经过各府州县，“不可惊动官长，烦人应酬”，“可避者略为避开”；避不过的，“除不受礼物酒食外.....须有一种谦谨气象，勿恃其清介而生傲惰”。
那时曾国藩权势极隆，大江南北巡抚、提督以下，可谓一呼百诺，其对亲属子女能如此要求，在晚清社会，确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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