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18年5月9日
这是馒头说第
255 篇文章关于这份条约，有很多形容词
最多的一个形容词，是“丧权辱国”
签署这份条约的袁世凯，也由此开始有了“卖国贼”的身份
百年之后，再回过头看
条约依旧是“丧权辱国”
但背后的故事，可能并非我们当初想的那么简单
【今日由头】
1915年5月9日
袁世凯被迫接受“二十一条”
1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坐立难安。
在他的同意下，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以及中方谈判代表施履本，将一份条约的最后修订本，交给了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
没有找到关于当天袁世凯心情的记录。
但曹汝霖事后有回忆：
“当时，我心感凄凉，有一种亲递降表的感觉。”
那份协议，不是一份降表，但从某种程度上，确实和降表无异。
那是一份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协议，叫做《中日民四条约》。
但现在，很多人还是习惯把这个条约，叫做“中日二十一条”。
2
要说“二十一条”的背景，就先要回溯到1914年。
在这一年，一直觊觎中国的日本，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军伤亡90万人以上，法军伤亡120万人以上，元气大伤
当传统的英法俄三强在欧洲与德国和奥匈帝国陷入血肉磨坊一般的苦战时，日本在8月23日向德国宣战，随即派出了2万多名海军陆战队在中国山东的龙口登陆。
没错，日本虽然向德国宣战，但却不派一兵一卒去欧洲。
他们要的，是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
但问题是，日本登陆的地界，是中国的国土，日本在之前根本没有和中国政府打过任何招呼。而且，中国当时已经声明保持中立，日本这样的举动，是公然违背国际法的。
于是，一场紧急会议在中华民国的总统府召开，所有的内阁部长都必须出席。
据当时也在会上的顾维钧（时任外交部参事）回忆，大家在会上纷纷认为日本这样做是违反了国际法，但却拿不出什么对策。最终，是袁世凯本人拿着一张小纸条发言，认为只能参照1904年至1905年间在中国境内发生的“日俄战争”，划出一条“交战走廊”——走廊内，日本可以进攻德国，走廊外，中国保持中立。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当中国政府通报给日本之后，根本就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由于日军在人数上大大多于德军，所以在山东境内如入无人之境。很快，日军就占领了胶济铁路全线和沿线的各个矿山，所有路矿的中国员工全部被驱逐，改为日本人管理。
谁管你什么中立不中立？
日本在一战爆发后迅速派兵占领青岛。在整个一战期间，日本作为战后的“五大战胜国”，一共只死了300个士兵，都是在中国进攻德国租界时的伤亡。
在屡次抗议无效后，袁世凯政府最终正式照会日本和英国两国公使（因为当时英国和日本结成联军进攻在山东的德国，以日军为主），要求两个国家在中国撤军。
但袁世凯政府实在是太小看日本的野心了。
事实上，一战一爆发，日本国内就认为，这是日本获取东亚权力的天赐良机，而进占中国的青岛乃至山东，只是第一步而已。
就在袁世凯政府等待日本给出“撤军”答复的时候，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大使日置益直接拜会了袁世凯。
但他带来的不是撤军的公文。
是要袁世凯限期签字的“中日二十一条”。
3
纵是见多识广的袁世凯，在看到“二十一条”具体条文时，也傻眼了。
因为这基本上就是一份亡国的条约。
归纳来说，“二十一条”的内容分总共有五号文件：
第一号文件有四条，要求中国承认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由日本继承，山东全省不能再租借给其他国家。
第二号文件有七条，要求在满洲南部，蒙古东部，中国政府必须允诺日本人的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和开矿等一系列特权，并且将旅顺和大连以及南满、安奉两条铁路的租借期限，延展至99年。
第三号文件有两条，要求汉冶萍公司（注：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组成，是当时中国重工业的命脉）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的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
第四号文件只有一条，要求中国所有沿海的港湾、岛屿都不准租借给其他国家。
第五号文件 有七条，要求中国中央政府以下，都必须聘用日本人作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国的部分地方警察局改为中日合办，或聘请多数日本人；中国的兵工厂要改为中日合办；日本人在中国开设的学校、医院、寺庙拥有土地所有权；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
日本公使日置益提二十一条汉译原件 (资料来源：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其中的任何一点，都足以让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看得心惊肉跳——尤其是第五号文件，如果答应之后，中国已等同于日本的附庸国。
事实上，日本当年将朝鲜完全变为附庸国，靠的也是第五号文件的内容。
现在，这份条约摆到了袁世凯的面前。按照日本大使日置益的说法，是要求中国政府必须严守秘密，并且尽快答复。
袁世凯到底签，还是不签？
袁世凯
4
1月18日当天晚上，袁世凯就召开了紧急会议。
这场会议，由国务卿徐世昌、陆军总长段祺瑞、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等出席。
从1月18日到21日，连开四天。
与会人士的观点首先很一致：这完全就是一份会导致中国亡国的条约。
袁世凯尤其指出第五号文件，认为这和当时日本将朝鲜沦为附庸国的手段是一模一样的——袁世凯的起家就是在朝鲜，对日本的手段可谓是一清二楚。
那么，如何回复日本？
外交总长孙宝琦（后辞职，陆徵祥接位）和次长曹汝霖都认为，已经没有余地了，只能接受。
梁士诒和陆徵祥认为，不管结果如何，必须要先谈判，不谈判就接受，外交上没有这种先例。
那么，难道只能谈和接受？没有第三条路？
陆军总长段祺瑞，表示可以武力抗争，甚至不惜与日本开战，阻止日本进入山东内地。
段祺瑞，当时号称“北洋之虎”
袁世凯直接就问段祺瑞：
“如果开战，能坚持多少时间？”
段祺瑞回答：
“可以坚持48小时。”
袁世凯问：
“那48小时之后呢？”
段祺瑞回答：
“听候总统指示……”
袁世凯思考良久，决定派团和日本人谈判。
5
关于这场谈判，袁世凯花了不少心思。
一个核心关键字，就是“拖”。
袁世凯换了外交总长的人选，让比较会应对外国人的陆徵祥代替了孙宝琦。这样做可能还有另外两点考虑：陆徵祥新官上任，可以有“很多事情需要交接”作为理由拖延时间；第二，陆徵祥不懂日语，需要翻译，这样又可以拖延不少时间。
中日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在1915年2月2日正式开始。
双方谈判的照片。左一为曹汝霖，左侧居中为陆徵祥，右侧居中为日置益
对袁世凯心思了然于胸的陆徵祥，开始使出浑身解数，与日本代表团开始了一场“拖延战”。
根据顾维钧后来的回忆，按照日本大使日置益的想法，是双方代表团天天谈，谈全天，尽快结束谈判，以免夜长梦多，引起列强干预。但陆徵祥坚决不同意天天谈，以“公务繁忙”为由，硬是改成一周谈三次，每次从下午2点开始，谈到5点结束。
但即便是在三个小时的谈判时间里，陆徵祥也想尽一切办法。比如开会前一定要发表礼节性的开场白，嘘寒问暖，能有多长就多长。然后命令侍者上茶，敬烟，点烟，整个程序一丝不苟，能有多长就多长。一般正式开始谈判，已经是下午3点了。
然后在谈判过程中，因为陆徵祥不懂日语，所以先要中译日，然后再日译中，然后陆徵祥有时会故意讲得很轻让翻译听不清反复确认，有时候又说听不懂翻译的话要重复几次，总之是能拖就拖。
还有，陆徵祥一碰到稍微棘手的问题，就说“我必须禀告大总统，等他亲自判断”。事实上，整场谈判的台前人是陆徵祥，背后一直是袁世凯在一手操控，他对“二十一条”的很多条款，都做出过批示。
袁世凯对日方“二十一条”的部分批示。资料来源：《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版》岳麓书社2006年版，引自《袁世凯因“二十一条”被骂卖国贼有点冤》（腾讯历史频道，于瀚制图）
这个从2月份就开始的谈判，楞是给陆徵祥拖到了5月份。
那么，在“拖”出来的这三个月里，中国政府究竟在干什么呢？
6
在这三个月里，袁世凯倒还真的没少干事。
首先，袁世凯开始派人去日本刺探和游说。
刺探的目的，是要摸清日本的底牌，比如最要命的第五号文件，日本人到底有多大决心要执行到底。而游说则是要说服日本政府做出让步。
为此，袁世凯派出了自己的日本籍顾问有贺长雄赶赴日本，和日本的元老派沟通联络。有贺长雄出于长远考虑（倒不是为中国，其实也是为日本），确实认为第五号文件如果达成，会大大加重中国国民对日本的怨气，不宜长期发展，且会让袁世凯很难签字。
结果，有贺长雄还真的说服了一批日本的元老去和日本外相加藤沟通取消第五号文件，而在国内得到消息的中国政府，则在第五号文件上坚决不肯让步。
袁世凯的外籍专家顾问团，前排老者为有贺长雄。他在1913年开始成为袁世凯顾问，对袁世凯后来的称帝也起到关键作用
第二，自然就是求助英美俄列强的干预。
由于英国深陷欧洲战场，袁世凯第一个找的是还没战火烧身的美国。顾维钧每次和日本代表团开完会后，都会去见美国公使，通报会谈情况。但美国的关注点只是在自己在华的利益不受损，当“二十一条”中涉及美国的利益被保证后，美国随即和日本站在了一条战壕里，而且还是那个“门户开放”的老调调：其他国家有的权益，美国也要享有。
袁世凯同样没放弃英国。每次与日本谈判之后，顾维钧也会向英国大使朱尔典通报情况。但英国的问题是在一战中与日本是盟友，而且无暇分身的英国在亚洲的一些利益，比如香港、新加坡等地，还需要日本提供保护。为此，英国除了对日本要求自身利益不能受损之外，也没有动力来帮中国出头。
袁世凯还派人去找过俄国，事实证明这完全是“饮鸠止渴”。俄国做出的唯一表态就是：日本在满洲和内蒙古获得的一切权益，俄国也一定要享有。
英国公使朱尔典
无奈之下，袁世凯只能冒险使出第三招：将条约内容捅给国内媒体。
日本政府为了怕条约泄密，专门与中国签订了保密条款，并严嘱内容不能外泄。但袁世凯却安排身边的人，将“二十一条”的内容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程度地透露给美、英、俄三国记者，以及国内的一些报社。
一时之间，国内舆论大哗，全国各地开始出现示威游行，以及自发组织“抵制日货”的行动，海外华侨、留学生的捐款也纷纷汇来，要求坚决顶住日本的压力。就连当时被袁世凯通缉的黄兴、陈炯明等革命党人，都呼吁“暂停革命”，共同抵制日本。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袁世凯也深知“民心可用”是一把双刃剑——万一民情高涨，矛头很快就会转向自己。所以，他每天都密令相关人员严密监控各地舆情，有些报道一出格就立刻被禁止，有些聚会影响一大就会被取缔。
不过，通过全国上下踊跃的民意，在谈判桌上谈判的陆徵祥毕竟还是获得了一些筹码，在拒绝日本代表团要求的时候，陆徵祥终于可以用“我国民意不允”这样的词句了。
时间一转眼，就到了1915年的5月7日。
日本人失去耐心了。
7
历经整整三个月，日本人自己也觉得苗头不对了。
一方面，中国国内的民情越来越激愤，另一方面，欧洲列强虽然没有明显干涉，但也越来越重视中日谈判的进程。而在日本国内，由于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大隈重信内阁并没有通过御前会议的首肯，压力也越来越大。
终于，在1915年5月7日，日本向中国下了最后通牒：
限48小时之内做出答复，不然就很可能兵戎相见。
5月8日，袁世凯召开国务会议，发表讲话：
“此次日人乘欧战方殷，欺我国积弱之时，提出苛酷条款。经外部与日使交涉，历时三月有余，会议至二十余次，始终委曲求全，冀达和平解决之目的。但日本不谅，强词夺理，终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
……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英朱使关切中国，情殊可感，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使何等痛心！何等耻辱！”
袁世凯最终决定在协议上签字。
5月9日，消息一出，举国大哗，“袁贼卖国”之声在大街小巷不绝于耳。
事实上，中日双方在5月9日签订的是《中日民四条约》，严格意义上已经不是日本当时提出的“二十一条”了。
在这个版本中，最严重的第五号文件七条经中方力争，全部去除，第四号文件全部删除，第三号删去一条，最终只签订了原来二十一条中的十二条，且很多条款都加了限制条件和“留待日后协商”的字眼。
但是，从整个条约来看，确实依旧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1915年的5月9日，由此被中国人称为“国耻日”。
而同意这个日子称号并要求写入教科书的，其实是袁世凯。
【馒头说】
小时候看书，最恨的就是“二十一条”，耻辱感犹胜“马关条约”。
但长大后了解得多了，也算是明白，原来不是日本人条约一来，我们的人就点头哈腰，摇尾乞怜地接受了。
袁世凯不喜欢日本人。他起家在朝鲜，靠的就是不停粉碎日本人吞并朝鲜的野心而获得了清廷的信赖。当然，日本人也不喜欢袁世凯，只是因为袁世凯权倾朝野没有办法，只能把他选作自己在中国的代言人。
事实上，袁世凯后来被迫签字，也有一个原因，是日本人威胁如果不签字，就资助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推翻他的政府。日本不希望中国出现一个大集权的强人，这个逻辑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并不是一篇想为袁世凯翻案的文章，但从这一点上说，袁世凯也有他不容易的地方。
不敢说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已经做得最好了，但至少他还是努力过的。
现在回看，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在世界列强的夹缝中求生存，除了做拆东墙补西墙，拉南虎压北熊的事情之外，好像真的是没有什么筹码可以用了。
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还是那个道理：
落后就要挨打，吾辈当生生世世，自强不息。
本文参考：
1、《袁世凯因“二十一条”被骂卖国贼有点冤》，（腾讯历史，责编 于瀚）
2、《真正内幕：二十一条签订的前因后果》，（多个百度百家号，来源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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