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國際視角與哲理延伸：收入分配理論與實際結合的概略考察及對中國的啟示
一、經濟增長能否自動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庫茲涅茲曲線述評
收入分配問題一向是經濟學家關注的重點研究領域，從威廉·配第、馬爾薩斯、大衛·李嘉圖、卡爾·馬克思到後來的亨利·喬治，都非常關注貧富分化問題的考察分析。這些理論大家的關注除了基於時間節點上的橫斷面，也涉及時間序列的縱向維度，如結合相關的變量，馬克思考察了無產階級的貧困化趨勢；馬爾薩斯考察了社會財富增長及其分配與人口規模的動態制約關係等。
1954年，美籍俄裔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茲在美國經濟學年會上發表了著名的《高收入階層在收入和儲蓄中佔有的份額》一文，基於這篇論文所闡述的“庫茲涅茲事實”提出了“庫茲涅茲曲線”（Kuznets Curve），他在1913年至1948年美國數據的基礎上，觀察並總結了美國收入不平等隨著經濟增長出現的下降趨勢，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總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例從45%～50%下降到了30%～35%，從而提出了收入分配不平等隨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加將呈現出先增後降的假說，在圖形上表現為倒U曲線。經濟學研究中有許多條倒U曲線，但都比不上庫茲涅茲所提出的這條絕非簡單的倒U曲線影響大，原因就是這條曲線引發了對一個重要問題的反思，即伴隨經濟增長，收入分配格局究竟會何去何從，經濟增長是否能夠自動解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當然，按照庫茲涅茲的概括，收入分配差距雖然一開始會隨著經濟增長而擴大，但是隨著經濟繼續增長，這種差距會逐漸縮小，而且這種改善是自動的，即經濟增長會自行解決收入分配中的差距過大問題。
“庫茲涅茲曲線”及其結論性認識在經濟學界掀起的討論浪潮可謂一波接一波，視角也呈現出多樣化，但主要線索有兩條，其一就是沿著庫茲涅茲的研究方向繼續探討和驗證是否真的存在這樣一條倒U曲線，其二就是何時實現以及如何實現這樣一條倒U曲線上關鍵性的拐點。值得強調的是，首先，對於庫茲涅茲曲線難以自動實現的論證已經得到較廣泛的認同，這是建立在學界對此曲線進行研究的熱烈回應和歷史繼續發展的客觀事實基礎上的。隨著1948年以後數據的獲得和處理水平等方面的提高，不少學者都利用模型得出了與庫茲涅茲曲線相悖的結論，因而庫茲涅茲曲線也一度遭學界摒棄，認為其錯誤的結論使之喪失了被關注的意義。但其實庫茲涅茲曲線所提出的問題及其引發的關注與探討是有重大意義的。在首先承認庫茲涅茲曲線不會自動產生，即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改善不會隨經濟增長而自動發生的基礎上，學界對庫茲涅茲曲線如何實現的探討，主要集中在庫茲涅茨轉折點相伴劉易斯轉折點而生、政府縮小差距的意願和政策力度至關重要、產業和技術結構以及全球化影響收入分配、單純分蛋糕的民粹主義政策適得其反四個方面，是頗具參考意義的“新庫茲涅茲事實”（蔡昉，2015）。
對於經濟增長不會自動解決收入分配問題這一結論，學界已陸續有許多研究得證，其中包括具有一定說服力的夏威爾·薩拉-伊-馬丁《全球收入分配》（2002）一文。從國際視角分析，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增長實踐已經造成了三個結果：
第一個結果：整體收入水平提高。首先，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增長實踐導致的整體收入水平的提高，可詳見圖1和圖2。其中，圖1是世界範圍內1970年的收入分配情況圖，圖2是世界範圍內1998年的收入分配情況圖，將兩幅圖進行仔細對比，不難發現，世界收入分佈的曲線呈現出了整體的右移，而這兩幅圖的橫軸所代表的都是收入水平，那麼這種右移顯然就意味著世界範圍內人均GDP出現了顯著增長，這兩幅圖的縱軸所代表的都是在相應人均GDP指標下的人口數量，那麼不難看出處於峰值即最多人口所在的GDP區間也出現了顯著右移，這同樣意味著人均GDP出現了顯著增長。鑑於此，國際視角下經濟增長的第一個結果就是使整體收入水平得以提高。
第二個結果：貧困顯著減少。如圖3所示，無論是以每天少於2美元為臨界值標準（位於下圖中上半部分的曲線），還是以每天少於1美元為臨界值標準（位於下圖中下半部分的曲線），都可以看到，自1970年以來，世界貧困率都呈現出一種不斷下降的趨勢，這意味著隨著經濟增長，世界範圍內的貧困顯著減少了。
第三個結果：貧富差距顯著擴大。從圖1和圖2不難看出，雖然世界範圍內的人均GDP水平分佈曲線呈現出了整體右移，而且世界範圍內位於峰值的人均GDP數值也出現了顯著右移，但是世界範圍內的收入分配分佈卻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圖1所顯示的1970年世界收入分配分佈中，世界收入分配的曲線相對更加收斂，而發展至圖2所顯示的1998年世界收入分配分佈中的時候，世界收入分配的曲線相對而言變得更加離散了，這顯然意味著世界範圍內隨著經濟增長出現了貧富差距顯著擴大的現象。
圖1 1970年的世界收入分配分佈圖
資料來源：Sala-i-Martin Xavier（2003a），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1970-2000，Unpublished，Columbia University.
圖2 1998年的世界收入分配分佈圖
資料來源：Sala-i-Martin Xavier（2003a），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1970-2000，Unpublished，Columbia University.
圖3 世界貧困率趨勢圖（1970—1998年）
資料來源：Sala-i-Martin Xavier（2003a），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1970-2000，Unpublished，Columbia University.
依此實證分析結果，可知：①在所考察的時間段內，世界視野而言的多經濟體實現了整體收入水平的上升與貧困率的降低，換言之，沒有出現絕對貧困化而且可觀察到總體而言的致富趨勢；②但與此同時，多經濟體總體而言可觀察到相對貧困化，即高、低兩端群體的收入差距有明顯擴大。這項研究實際上否定了庫茲涅茲的倒U曲線認識框架。考慮到以上這兩項研究一個是用美國數據，一個是用多國數據，具有不可比性，又都只覆蓋30年左右的較短時間段，故均不足以給出關於收入分配格局變動長期趨勢的較有把握的論斷。更長時間段的考察分析，便成為很有價值的延伸研究了。
二、收入分配不平等主要緣自資本：《21世紀資本論》述評
經濟學界於2014年出現了一部產生廣泛影響的關於收入分配的著作，即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而其中最引人注目之處，就在於皮凱蒂將庫茲涅茲當年所做的研究做了推展，進一步證實，雖然在1913—1948年期間美國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的確有顯著下降，但是進入20世紀50—70年代後，這一程度開始趨於穩定，並沒有繼續下降，而進入20世紀80年代之後，這一程度重新開始擴大，以至於截至2000年，這一程度已重新回到1913年的水平。這一研究可以說是對庫茲涅茲曲線最直接的顛覆。換言之，皮凱蒂的一個重要結論，就是基於實證視角的庫茲涅茲曲線在美國經濟實踐中從近百年的視野看其實並不存在，或者我們轉而從規範視角去理解，即庫茲涅茲倒U曲線不會自動地穩定形成，至少基於美國的實踐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雖然在諸多媒體當中，顛覆庫茲涅茲曲線這一點都被當作皮凱蒂這一著作的最大亮點，但是我們認為，這一點還是應當排在“資本／收入比”這一指標認知的後面。因為在《21世紀資本論》之前，學界已陸續有許多相關研究進行了如上所述對庫氏倒U曲線的顛覆性證明，而皮氏的原創性貢獻，在於正面解釋關於收入分配差距形成機制的重要新發現。
《21世紀資本論》的最大亮點，在於使用資本（財富）與國民收入的比例這一指標來研究分析收入不平等問題。皮凱蒂認為，基尼係數將所有的不平等因素都囊括在一起進行反映，不盡科學，因為由於努力工作而導致的不平等是應當得到鼓勵的，而由於繼承財富以及財富的膨脹所帶來的不平等擴大則是應當抑制的。基於此，與大多數情況下總是簡單關注流量有所不同，皮凱蒂基於資本（財富）這樣一個存量概念，構造了資本／收入比這樣一個融合了存量與流量的指標，這個指標的高低能夠反映資本所帶來的收入究竟是不是越來越多地集中在了少部分富人手中。按照皮凱蒂的分析邏輯，這一比例越高，就說明擁有相對更高儲蓄率、更多投資機會和更高回報率的富人更多地擁有了該國資本帶來的收入。經過對一個相當長曆史時期翔實數據的分析，得到了隨著經濟增長，收入分配不公平會加劇的結論。具體而言，皮凱蒂計算出19世紀和20世紀初，歐洲的資本／收入比為6～7，美國為4～5，也就是說，歐洲的資本總量相當於6～7年創造出來的國民收入，而美國是4～5年；到20世紀50年代，歐洲的資本／收入比降至2～3，美國也降至4以下；而後又開始一路飆升，截至2000年，歐洲的資本／收入比已上升至5~6，皮凱蒂估計這一數值會在未來進一步上升至6.5。
《21世紀資本論》的另一亮點和認識貢獻，就在於提出資本的收益率雖然在經濟學理論上已有（常規投資）邊際遞減規律存在，但是在現實運行中由於條件總在變化，資本總是相對於勞動而言有更多的投資擴張機會，並且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越來越多的市場主體都在為了吸引資本而相互競爭，能夠得到資本支持的市場主體往往能夠將技術再向前繼續推進，所以在經濟實踐當中，資本收益率呈現逐步上升的趨勢。以這一認識再加上資本／收入比不斷提高的事實，皮凱蒂得出資本在國民收入中所佔比例將會越來越高的判斷。自19世紀以來，儘管貧富差距有過不繼續惡化的時期，也有過縮小差距而改善的時期，但總體來講卻是趨於惡化的，而且唯獨可認定的改善時期出現在兩次世紀大戰爆發時期，並非市場經濟自發形成的結果。鑑於此，皮凱蒂主張對資本徵收累進稅來扭轉21世紀貧富惡化的趨勢。
皮凱蒂的論述在全球範圍內產生廣泛影響而引發的熱烈討論中，得到了一些經濟學家的支持。保羅·克魯格曼認為《21世紀資本論》是“本年度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甚至將是21世紀10年代最重要的一本書”，也認為富人的鉅額財富在現階段已經不能那樣理所當然地獲得，因為越來越多的富人財富來自於繼承，而非創業和工作。羅伯特·索洛也認為皮凱蒂“總體來看是對的”，甚至認為其以資本在國民收入中所佔份額這一指標作為衡量標準的“富者越富的動態學說”填補了經濟學分析的重要空白。
同時，皮凱蒂的論述也受到一些經濟學家的批評。勞倫斯·薩默斯首先對皮凱蒂的論述條件提出了質疑，針對皮凱蒂所認為的資本收益率下降緩慢，薩默斯指出這一前提條件沒有考慮資本貶值，認為如果將其考慮進去，資本收益率顯然下降得更快，而針對資本收益全部用於再投資這一前提條件，薩默斯則以美國為例說明每增長1單位財富居民就會增加0.5單位的消費來進行了反駁。此外，對於不平等問題的日益加劇，薩默斯認為主要是技術創新和全球化所導致的，這種以天賦為條件的不平等是具有合理性的。其次，薩默斯還對皮凱蒂所提出的對資本徵收累進稅的政策建議提出了質疑，認為存在特殊資產定價難題、可能引發非理性消費等。曼昆認為皮凱蒂所論述的收入最高的1%的人其收入在國民總收入中的佔比高達20%這一結論不科學，因為沒有考慮個人稅收支付和非現金收入，而如果將所有因素都綜合考慮，那麼收入末端20%的人其總收入上升了50%，而中間20%的人其總收入也上升了36%。阿西莫格魯則認為收入分配不平等在長期看來與資本／收入比這個指標關係並不大，主要還是制度在起作用，而且僅用最高的1%的人的收入狀況作為研究指標存在偏頗。（大衛·哈維則認為雖然貼上了“馬克思主義者”的標籤，但是皮凱蒂這本書與馬克思關係不大，甚至認為這是一本以“資本論”為題目卻不是關於資本論述的專著。）中國學者在討論中，李稻葵指出皮凱蒂的實證研究沒有覆蓋近幾十年主要發展中經濟體如中國的情況，考慮到中國等國減貧等方面的成效，皮凱蒂的輿論恐需做出重大修正（當然，如考慮到三十餘年中國基尼係數的狀態，李稻葵的觀點又有可商榷之處）。秦暉在肯定皮凱蒂論述涉及的冷戰時代全球化的確造成了發達國家內部分配不均平的重新擴大時主要使用“%—倍數”指標（即頂端的n%人群之總收入佔比為底端的n%人群的若干倍），同時強調經濟高增長時期“資本優勢”會上升而相反時期則下降的原因，並非皮凱蒂所說r＞g（資本收益率高於經濟增長率規律），而是全球化時代資本、商品雙向流動中“低人權優勢”經濟體與相反的高人權優勢體間“畸形互動”：外向型發展中的全球市場均衡條件下使兩類大相徑庭的“社會市場經濟”的要素配置帶來收入不均年度擴大的如此結果（秦暉的分析確有其深刻之處，但其量化分析還需做更多的工作）。
不論上述見仁見智的討論如何發展與演化，皮凱蒂研究成果的貢獻應得到充分肯定，其認識意義與價值至少包括：①更長期視野的關於倒U曲線的研究可以引出十分重要的發現，顯著地豐富相關認識。②關於收入分配格局的認知十分需要把資本、財富的存量與收入流量結合做出動態的關聯性考察研究，以揭示更為深層的收入變動機制問題。③延伸的研究已推進到收入分配不均平之成因的全球化時代全球資源配置的綜合性均衡條件、利益格局形成機制，以及區別對待式的分析認識框架與區別化對策的明顯必要性問題。④抑制收入分配結果不均平程度的制度與政策設計（涉及稅制等）顯然是十分必要的，推演到即使認可長期存在倒U曲線，在此曲線達到其“爬坡”的峰值之前，就應積極研討抑止收入差距擴大的“全要素”（流量+存量）方案。
三、民粹主義福利趕超拖垮經濟升級成長：關於拉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訓
拉美民粹主義基礎的福利趕超最為直接的觸發原因是應對20世紀“30年黃金增長期”帶來的社會收入差距擴大。拉美國家經歷過長期殖民地生活，加之種族十分多樣化，始終對平等問題非常敏感，又疊加了遺留下來的制度因素，使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舉步維艱，創造就業和解決城鄉一體化發展問題更加困難（社會收入差距擴大問題也與多語種、多信仰等人口結構問題有一定關聯，多元民族間的差異性與歧視因素，容易催化收入差距矛盾）。外部發達國家的榜樣效應本來是經濟趕超的催化條件之一，落後經濟體運用後發優勢對發達經濟體進行技術學習和制度仿效而實行趕超，是中等收入經濟體趕超階段的合理路徑。然而，拉美后來的趕超路徑並沒有沿著學習技術和依託長久有效制度體系繼續推進經濟趕超的方向來進行，而是扭曲地轉向了忽略本土財政約束、機械照搬發達國家福利水平和福利體制的方向。當時的發達國家已經經歷了幾輪的“經濟迅速增長—工資福利上漲—經濟繼續迅速增長”，在經濟發展水平到達一定高位且逐步穩定後，才進入“工資福利上漲—建立福利保障體系”的轉變，又經歷一定時期的福利覆蓋面擴大和福利水平提高，終於建成福利國家體制。拉美作為經濟落後的經濟體，在民粹主義情緒與政治家爭取選票的契合之下，過早地照搬發達經濟體歷經多年發展才得以推行的體制，只能是力不從心、適得其反。
這種福利趕超的結果不是單一因素所導致的。拉美地區在經濟高速增長了30年之後，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日漸尖銳，這種縮小貧富差距的願望在各個階層都非常強烈，加之從較低的收入水平步入了中等收入水平，生活各個方面都得到了顯著提高，公民於是更加關注自身利益，尤其是自身福利與發達國家的比較，形成一種“大眾情感的政治主張”即所謂“民粹主義”傾向，加之從宏觀經濟尤其是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國家財力水平、國民收入等發展與積累的理性角度來考慮，公民上述對福利無限的渴望本不應盲目地、一味地去迎合，但是拉美國家政治上的不穩定加上選舉制度下為了迎合選民的意願而推崇民粹主義政策的政治領袖當權，導致選民的這種非理性意願不斷地、簡單地、不計後果地被政治領袖所迎合與滿足，因而最終導致了拉美地區“民粹主義基礎上的福利趕超”。這種福利趕超導致國民收入分配中應當用於繼續推動經濟趕超的經濟發展成果幾乎都作為福利提前分配，而沒有強大的力量再支撐經濟的繼續增長，加上當時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的錯誤導向，推拉美的宏觀經濟進入幾近萬劫不復的境地，在短短的時間中內耗掉了難能可貴的經濟發展成果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一蹶不振幾十年，引發各種社會矛盾和惡性循環。
福利本來應是隨中等收入經濟發展、趕超的不斷推進而逐步提高的，然而，拉美的民粹主義基礎上的福利趕超把福利的增長作為重要的目的而忽視了福利增長的可持續機制，掏空了經濟發展的後勁和持續改進民生福利的基礎。拉美地區與中國經濟發展歷程具有相當程度上的相似性，都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時期，都存在收入分配不平等、市場體制機制等多重問題，因此特別值得我們關注和吸取其前車之鑑。
四、中國經濟增長中收入分配的抉擇：重要結論及啟示
以上國際視角的概略考察分析可為中國經濟增長中正確處理收入分配問題的抉擇提供重要啟示：第一，經濟增長不會自動解決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問題，收入分配差距先擴大再縮小的庫茲涅茨曲線不會自動實現；第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問題可能隨著資本（財富）向少數人手中集中而繼續擴大，並且隨著技術進步和全球化而呈現新的“加碼”特點；第三，高速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貧富分化問題決不能通過簡單的福利趕超即盲目提高全民福利來解決，短期行為式地內耗經濟發展成果最終將因吊高民眾胃口又不可持續、激發矛盾而導致經濟失去發展後勁，不僅福利將從雲端跌落塵埃，而且整個發展勢頭也隨之喪失，從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從中國的收入分配數據分析結果來看，中國經濟增長已出現了三個階段性結果，除了符合世界範圍內經濟增長所導致的成長性結果以外，還帶有自己的特點。第一個結果：整體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如圖4所示，中國的收入分配曲線在1970年、1980年、1990年和1998年呈現出整體不斷右移的趨勢，而且峰值也呈現不斷右移的趨勢，即中國隨著經濟增長實現了居民整體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第二個結果：貧富差距顯著擴大。隨著經濟增長，中國整體收入水平在呈現不斷提高的同時，還呈現出不斷離散的特點。圖4從左至右的四條曲線分別代表了1970年、1980年、1990年和1998年的中國收入分配分佈曲線，不難看出，1970年的收入分配分佈曲線最為收斂，隨後的1980年收入分配分佈曲線開始呈現出離散的特點，再後的1990年收入分配分佈曲線離散的幅度更大，至1998年，收入分配曲線已經呈現出非常顯著的離散特點，這個動態過程揭示的就是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不斷拉開距離的過程，顯示了中國隨著經濟增長呈現的貧富差距顯著擴大的特點。
圖4 中國的收入分配分佈曲線（1970年、1980年、1990年、1998年）
資料來源：Sala-i-Martin Xavier（2003a），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1970-2000，Unpublished，Columbia University.
客觀而論，這種發展結果總體特徵尚符合我們在經濟趕超戰略下的相關預期，即符合鄧小平所說的“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現階段相關問題的重中之重就落在了怎樣實現“先富”帶動“後富”，從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結合以上考察分析中的初步結論，理論研究和國際經驗至少告訴我們這樣幾個要點：
第一，收入分配差距（不平等）的“兩極分化”問題不會隨著經濟增長而自動解決，需要通過政府“看得見的手”進行合理干預而謀求矛盾的緩解和最終得以解決，這必須作為相關制度機制和政策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第二，隨著中國步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收入流量指標所產生的差距可能不再像改革開放初期那樣突出，而由於資本（財富）存量指標所產生的差距可能會更加突顯，加之中國現在正逐步成為全球化的核心之一，並且日益成為全球技術創新的重要引領者之一，由於資本（財富）所導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會更加明顯，並且呈現出更為複雜的特點，正如薩默斯所說的那樣，這種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帶有資本結合天賦、資本結合創業、資本結合技術、資本結合機遇等多重特點，絕非像單純繼承大筆財產而導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那樣容易得到明確的對經濟發展具有積極或是消極影響的判斷。第三，已有學術研究論證表明，財政進行收入分配與再分配過程中，存在“三元悖論”，即指任一特定時期，人們在減少稅收、增加公共福利支出和控制政府債務及赤字水平這三個通常看來都“很有道理”的目標之中，至多隻能同時實現其中兩個，而不能同時實現，且未能達成的目標會同時制約其他兩個目標實現時的水平。這一結論也在一定程度上呼應印證了拉美地區因民粹主義基礎上的“福利趕超”而導致的消極發展結果。在統計現象層面歸結起來，1950年以來，全球100多個達到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體中，僅有十餘個國家和地區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為高收入經濟體，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先經歷了“黃金髮展期”而後又遭遇“矛盾凸顯期”，多種矛盾壓力之下，必須正確面對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等日益帶有風險、隱患特徵的問題，一方面須避免社會貧富分化而導致的社會失穩動盪，另一方面須避免民粹主義基礎上的福利趕超即以犧牲經濟趕超來飲鴆止渴或短期地平息社會矛盾而後卻導致整個發展難以為繼，在力求完成技術突破性進展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如何完成制度突破性進展，從而實現從計劃經濟傳統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成功轉軌、達成彌合“二元經濟”的平穩過渡，有足夠的支撐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大概率看2025年前後為考驗期），步入世界發達經濟體之林。
（本章執筆人：蘇京春 賈康）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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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秦暉. 全球化困境：原因與出路——兼評《21世紀資本論》（上）［J］. 領導者，2015（63）.
（未完待續）
賈康介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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