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2019年1月6日在中國投資50人論壇上的發言）
2018年過後看2019年，以及2020年以後，我們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中美貿易摩擦升級，人家主動我們被動，許多因素我們無法左右。那麼，我們自己的確定性在哪裡？這是認識的關鍵。中央說的逆週期調節，實際上講的就是形勢上有壓力，外部壓力跟內部“矛盾凸顯”交織，形成制約情況之下，較大的可能性是走向低迷狀態，必須對這個勢態予以對沖。基於中國確有自己的市場潛力、迴旋餘地、成長性與韌性等等，我們當然必須加力擴大內需，處理得好的話，2019年和2020年還是很有希望把增長速度託在6%以上——這是全面小康的保證速度，有政治意義，努力中也是完全可以來爭取實現的。
2020年全面小康以後的中長期考驗，是能不能按照三中全會的要求，使全面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後勁，支撐我們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這方面，不確定性一浪接一浪來，總書記講話提到“可能的驚濤駭浪”，也是不確定性的可能衝擊和風險。現在於能夠把握的確定性方面，我們要把投資潛力用足，這是必然選擇，關鍵是形成有效投資，那麼相關機制靠什麼？當然就得靠配套改革。不是原來駕輕就熟的由主要決策人物拍腦袋、大家按照領導意圖或眼色做投資項目那種決策機制，現在創新的PPP，只要按照規範方式推進，一定比過去的投資機制要好——因為整個過程強調陽光化，原來的可研，現在只是最開始墊底的部分，可研以後要過物有所值評價、財政承受能力論證，有那麼多人監督，最後政府、企業在專業機構支持之下，自願簽字，按照協議來實施建設，一做好幾十年的公共工程、基礎設施、產業園區建設和運營、連片開發，等等。固安是一座城市幾十平方公里，到汕頭案例，是168平方公里、半個世紀以上時間段的連片開發，這些會源源不斷地釋放我們國內推進現代化過程當中的發展潛力，而這種投資的整個決策、約束、監督、績效方面的相關機制，是前所未有的進步，不僅是融資模式創新，而且是管理模式創新、治理模式創新。中國這種機會其實俯拾皆是。現在應藉著不期而至的這種壓力，把確定性方面的事情做好，把機會充分發掘出來。
舉個例子：北京公交體系建設有代表性。和北京類似，中國一百多萬人口規模以上的一百多個城市，總體來說除了極少數例外，都必須考慮儘快建設四通八達、密度足夠的軌道交通網，天文數字的資源要砸到地底下去。北京這個事情上值得總結的教訓較多，地鐵從戰備需要開始，起了個大早，很遺憾後來卻趕了一個晚集。
現在從社會矛盾凸顯來看，最簡單的直觀現象是：老百姓“美好生活追求”在北京涉及想買機動車，現在聽說快3000：1的搖號中籤率，這還是正常社會嗎？對紐約、東京查了一下，機動車擁有率都比北京高，卻為什麼不採取北京這種措施？是因為它們已是由公交體系的有效供給支撐起來基本運轉的狀態。總體的佈局已經是大量的上班族住在郊區，四通八達的公交節點上，上班族的機動車開到周邊節點上政府規劃的平價停車場，然後進入軌道交通系統，安全、準時、少汙染、少煩惱到達目的地。買機動車，主要是為應急和到了節假日、週末往外開享受生活，這是人家現代化社會的公交體系所帶來的社會和諧作用、美好生活支撐作用，我們就得學這個。正好現在有了機會。“適當充裕的流動性”幹什麼呢？要適應有效投資的選擇。只要配上好的機制，配上PPP（比如北京地鐵4號線、16號線都是PPP），資金鍊不會斷的話，這就是新形勢逼出來的擴大內需、優化結構、增強後勁的好機制。把這個事情處理好，中國其他城市，可以儘量避免走北京社會代價很大的公交建設彎路。
還有相聯繫的另一個例子：與軌道交通網匹配的，必須有機動車的停車位。現在有關部門說，全國現缺五千萬個停車位，數字不會很精確，但大體上差不多，北京差近三百萬個，深圳差近兩百萬個，那麼全國幾千萬個停車位需要建設，靜態算賬，一個車位10萬元投資，合在一起多大規模？比“4萬億”規模還大，是5萬億的投資需求。千頭萬緒中這麼一個“小事”，就會帶動至少5萬億投資。這事該不該做？未來十幾年、二十年內肯定應該做，早做早主動一些，社會矛盾少一些。北京公安局前面必須搞立體停車位，解決自己的幹警停車問題；到平安大道，兩邊什麼都規劃了，就是沒有規劃停車位，所以沿街店鋪的人氣總上不來，現在就必須搞立體停車位。一個立體停車位就不是十萬元的事了，但是這種事情完全可以調動我們的供給潛力來做。江浙那邊的企業已經開發出來：一個車位往上五層，往下五層，整個是十層，原來的一個車位現可停十輛車，最高、最低的車調到路面上可在50秒之內，這是適應社會需要的有效供給，又完全可對接PPP，解決資金投入問題。這種創新發展空間應該充分應用。機制創新非常重要，能保證有效性，當然規範發展也非常重要。有人說PPP像是要叫停，其實不可能叫停，就是穩一穩，引導鼓勵繼續規範發展，無非就是陽光化、法治化、專業化、從而規範化。這些因素加在一起，我們推進中國經濟從開始時切入的投資及其法治化，實際上還會帶出公眾知情、公眾參與，民主化。這些事情由短期而中長期去對接，非常值得大家進一步探討，而且給有關決策部門提供一些積極意見。只要用好中國巨大潛力裡的有效投資空間，那麼有效投資帶出來的一定是預期得到改善、以活力和增收支撐消費潛力釋放。這是尋求穩定大局、擴大內需中，我們應該考慮好的一個非常重大的要領。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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