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回首大蕭條與羅斯福新政”線上研討會上的發言

本文系賈康先生2020年3月20日下午在​“回首大蕭條與羅斯福新政”線上研討會上的發言。

賈康：謝謝文煉。大家好！前面小魯教授講後，文煉主任做了點評，嘉明教授也做了點評，很受啟發。我前些天拿到小魯教授大作，拜讀以後自己的想法非常願意跟大家交流。我的發言分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首先要充分肯定小魯教授這個研究成果有不同凡響的發現，但從時間上考慮，這方面我點到為止，儘量簡潔地說一下，有三點：

第一點，這個研究成果所揭示的歷史圖景，是新政並沒有以財政赤字作為關鍵性的政策要件——而這是我們過去普遍接受的說法，中國的學者，據我所知，大家都說羅斯福新政肯定了實行政府幹預和擴張，那是離不開赤字手段的，而小魯教授說明不是這麼一回事兒。那麼是怎樣一個情況呢？根據小魯教授的研究，按我的理解，我願意表述為：新政是以政府適度干預的結構性供給管理為主要的實質性內容，赤字手段不是它的特點，而財政支出結構優化調整（特別是選擇性增加公共工程投資）、一系列的社保與分配製度的變革等，是新政的關鍵。

第二點，我認為小魯教授的研究成果非常清晰地告訴我們，凱恩斯主義的理論成果是成型於新政之後的，他的政府幹預主張的具體內容，和新政實踐有相當大的區別，而這一點過去也是模糊的，過去總認為新政和凱恩斯主義至少是同時產生，他們互為印證，一個是理論，一個是實踐，而小魯教授說清楚不是這麼一回事兒。當然，有一個具體表述，小魯文字裡是說他們是根本性的區別，我後面要說到我的理解：應該是相當大的區別，但似乎他們還確有重要的共通之處。

第三點，是對主流經濟學理論的反思和梳理，十分必要。其實這也印證了我們這幾年致力於做經濟學研究創新中的一個要點，就是中國學者雖然在經濟學理論研討方面起步比較晚，但是我們的研究中間要注意到，全球範圍內一些影響重大的經濟學流行觀點、主流認識，其實未必紮實，往往會以訛傳訛。這一次小魯教授的研究成果，又一次表明了這樣一個重要問題。

第二層次，我想稍微展開一點談談可進一步細化討論的一些地方，也是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純粹是技術性的，點到為止說一下。小魯教授這個非常好的文本，原來的題目是《美國大蕭條與新政再思考》，我理解“大蕭條”概念肯定是出於美國，但後來一般人接受它，已把它看作一個所謂席捲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全球性的經濟危機，莫不如按現在小魯教授這個PPT的題目，把它表述為“大蕭條與羅斯福新政的再思考”，似乎就更貼切一點，這純粹是一個技術性的表述問題了。

第二點，大蕭條和原來中國學者們就接受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後所揭示的，也是很多非馬克思主義者也認賬的“十年左右一次的經濟危機”，顯然在形態上有傳承的特點，它是又一次危機，但是這個危機的力度是明顯升級了。而在新政和凱恩斯革命以後，正像小魯教授和前面的點評者都說清楚的，明顯緩解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壓力，這是基本事實。那麼就非常值得在這方面再進一步地來反思，來認識。小魯教授這篇重量級的論文我讀下來以後是這樣一個看法：凱恩斯主義和新政還是有某些重要的相通之處的（前面我已經點到這個意思），它們主要相通在“政府幹預”這個認識框架的確立，而在此之前，主流的認識是古典經濟學更接近於自由放任的、一般均衡理論揭示的政府傾向於無為而治的這個認識框架。在新的這個政府幹預的認識框架之下，就自然要討論怎麼樣叫做適當的政府作為。顯然我們必須認識到，羅斯福新政於實踐上和凱恩斯主義在理論上所帶來的結果，是通過這種適當的政府幹預，可以緩解生產社會化和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這是馬克思主義給出的危機深層根源的一個解說。所謂生產社會化，體現的是生產力發展，所謂私人佔有，體現的是生產關係，作為研究者我認同這個分析框架是深刻的。當然，它不一定覆蓋所有的問題，但這是不可迴避的一種解說。接著要想，既然是緩解了這樣一個矛盾，那麼它們就是防抑了危機，即防止和抑制了危機的因素在“資本主義”並非通過暴力革命的自我調整之中，使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的程度大為提高了。在這樣一個視角上還要講，凱恩斯主義與新政的區別，就是它在理論框架中更突出了“反週期”這樣一個政府幹預（“國家干預”）的具體範式，也就是後來經濟學普遍接受的“需求管理”，很簡潔。就理論建樹說，實際上這樣一個認識是回應、肯定和發揮了新政干預的新意，又有進一步的運用赤字財政等等“政策工具”的理論指引——赤字的運用，是小魯教授已經說清楚新政在實踐上沒有作為重點、而凱恩斯特別作為重點的。凱恩斯的這樣一個把赤字財政包括在內的政府幹預的理論認識，確實以後風行於全球的市場經濟體，明顯有助於緩解經濟危機風險，一直到上世紀70年代出現美國“滯脹”為代表的難題，這才面臨所謂凱恩斯主義的“破產”問題，而到了2008年金融危機又使凱恩斯主義有所抬頭。那麼，對此作一簡要回顧，我個人的看法——也涉及一些理論界的爭議點，我們在學理的總結中，實質性的問題是應該適當肯定凱恩斯主義在經濟學說史上的理論進步，又還應該得到的認識，就是它本身還有重大的侷限性。我們現在如果把題目點破，就是它忽視了“供給管理”，缺失對於新政在供給管理這個重要方面的理論認識、總結和昇華。同時，應該強調，這一點也是凱恩斯主義和非凱恩斯主義有影響的各流派的通病。在70年代以後，凱恩斯主義已開不出藥方的“滯脹”怎麼解決的呢？最簡要地說，就是由美國引領的新技術革命、硅谷為代表的新經濟在供給側的創新來解的圍（里根的減稅也是很好的助力），這很值得進一步來探討，來深化認識。

第三個方面，我想強調的，就是我們在小魯教授這一非常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基礎之上，是不是還可以進一步做一些理論創新和澄清這方面的討論：

一個是小魯教授涉及的，干預是要“有限”的，那麼我理解這個有限是“度”的問題，應該更進一步明確指出的，還有干預的機制和合理方向的問題。剛才小魯教授在他的陳述裡，其實已經很好強調了這一點，就是你說政府幹預有必要性，它還必須有合理性，這個合理性應該怎樣處理它機制上順應、疏導和兼容市場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這在中國的實踐中是非常有意義的。中國很多的討論都說，我們的體制優勢是國家怎麼樣更有力量，“強政府”，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兒，但說到這裡還絕對不夠，這種國家干預、政府幹預後面跟著的機制，怎麼掌握？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凱恩斯主義和非凱恩斯主義流派的認識框架中，都是隻討論了政府幹預之下的需求管理，還有對干預的必要性和非必要性有不同的認識，但他們認識框架的覆蓋面和深刻性，我認為還是明顯不足的，其實實踐早已經走在了理論的前面，小魯教授回顧的新政，還有我們這些年看到的無論美國也好、中國也好的實踐，都實際上已經遠遠超出了這個框架，我們需要在理論工作者這方面，更盡責地去討論另一“供給管理”角度上的重要問題。

第二個要澄清的細節之處，也是我覺得很有意義的一個小結性認識，是我們可以藉此對弗裡德曼代表的貨幣主義流派的悖論性質，來進一步指明——這個事情我也是基於實證考察反覆結合理論思考過的：所謂貨幣擴張造成了大蕭條這樣的生產過剩危機，而在解救危機的時候，很有影響的弗裡德曼這位代表性學者的解說，又是需要貨幣擴張而當局沒有實施貨幣擴張，你怎麼想他這個邏輯，都沒有打通，這個解釋是相當乏力的。其實對這方面應該戳破窗戶紙：我認為到這個時候，我們要清醒認識到流傳甚廣的弗裡德曼的金句“通脹總是一種貨幣現象”，它的侷限性太明顯了，就像小魯教授說清楚的，人們認為物價上漲等於通脹，物價下降等於通縮，這是有嚴重誤區的。物價的升降並不直接等於通脹或者通縮，這方面要緊密結合供給結構的問題，結合貨幣供應量旁邊不可缺少的流通速度、以及市場預期等等問題，做更復雜的全面考慮（比如對中國當下CPI的上升表現，應作何成因解釋，以及主打何種政策）。按這個視角講，政府無為，或者按照貨幣主義的說法，最簡易地按照比如3%這樣一個貨幣供應量增速掌握，政府就盡責了等等，這個認識的侷限性是研究者不可迴避的，這也是一點評論。

第三點，我覺得對於危機成因，以及對於危機成因認識以後“對症下藥”的討論，應該強調“多重因素”這樣一種認識。具體說危機的成因，我認為其中生產關係的原因是相當根本的，生產關係不能適應生產力，制約了生產力，這個我想來想去是不可迴避的一點，但同時光講這一點又不夠了，現實生活中如此豐富複雜的現象裡，我們必須考慮更有針對性的、以及不同層次上的解說，比如說在大蕭條之前那麼長的時間段上，貨幣的過於寬鬆加大生產過剩，邏輯上顯然是有道理的，小魯教授已經在文本里強調了這一點。另外，小魯教授沒有說到的，而前面嘉明教授已經強調、現在一些學者也注意到的，在危機局面冒頭前後，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那個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起的“貿易戰”不良作用，這也是現實中非常值得我們反思、並結合著當代世界的問題來進一步闡發的。所以，危機的成因只強調某一點似乎都還不夠，這裡面成因也確有不同的層次和不同因素組合之下它們之間這樣那樣的制約或者互補，但是總體來說，還是應該把它看作多種原因的集合體，這裡面深刻的問題，肯定還要涉及生產關係，但是和多種主體各自的作為以及觀念對於他們作為的影響，也都是不可忽視的。

最後，第三方面的第四點，我想談一談就理論創新這個視角上的一些看法。文煉主任剛才也談到了，現在回顧和總結面對現實、有啟發性的一些東西，可以進一步來討論的方面，有兩個關鍵詞，一個是“結構”，一個是“預期”——這是後來的學者已越來越看重的——結構和預期管理的重要性和挑戰性，也是非常明顯的，對於研究者來說，往往是非常艱鉅的研究任務。但我認為這是非常值得在經濟學的資源優化配置基本框架裡，總結和深化認識，來支持理論創新的重大方面。我們這些年致力於發展的新供給經濟學的基本點，如果在這個視角上來講，特別願意強調的就是認識上不走極端，整個資源配置機制要強調“有效市場加上有為、有限的政府”，要特別地、充分地注重有效制度供給和理性的結構優化引導方面的機制建設。我覺得小魯教授的研究報告給我們的認識，實際上是給出了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支撐。比如說新政其實是早已有之、但人們認識上還明顯不足的以“供給管理”來主導的抗禦和消解危機的案例，也非常好地印證著新供給經濟學強調的、前面所說的供給結構和預期管理這個問題。特別是新政在這方面的制度建設的貢獻、或者說以制度建設為主的貢獻，小魯教授已經總結了十條之多，非常值得我們進一步認識。嘉明教授也把新政點評為它是開創時代的。在新政的制度建設之後，這種制度調整、利益格局的調整，以及整個經濟運行的資源配置機制在這些影響之下的重大的變化，是歷史性的。為此要特別感謝小魯教授的研究貢獻。

順便說一句，剛才小魯教授也說到一個視角：凱恩斯主義強調的投資如長期化，會引發供給增長，顯然這是邏輯上必然引出的一個認識，而按照我前面的說法，這一問題的關鍵要落在投資帶來的這種供給，如果是在結構優化的這個軌道上形成的有效供給，那麼總體來說應該是加以肯定的。

以上這些看法供大家批評指正。謝謝！

（討論環節）

主持人：下一個問題是問賈康老師的，有一個提問，請問賈康老師，您認為當前我們國家出現的是絕對的產能過剩，還是由於經濟結構造成的供需錯配？就是說並不是產能過剩，而是供需錯配，請賈康老師來回應。

賈康：我覺得這個問題提得很好。其實所謂的“產能過剩”概念是非常容易把人們引入認識誤區的。我舉個現實的例子。比如說人們總是說中國的鋼鐵、水泥等等產能過剩，從一般印象上，似乎也可以印證這個判斷，但是在很多具體的場合看，如果我們把中國發展的有效投融資的空間打開的話，那麼判斷會非常不同。比如說北京，城市現代化管理的基礎設施條件，一定是要學習紐約、東京代表的國際經驗，加快建設四通八達、密度足夠的軌道交通網，首先就是地鐵系統。加快建設地鐵系統碰到什麼問題呢？就是政府財力不夠的制約。那麼能不能政府少出錢多辦事兒呢？就要拉動社會資本、民間資本進來，以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PPP的方式做。那麼，在這種壓力下，北京的地鐵四號線用了PPP，引入港資，在取得一定經驗以後，另外一條重要的幹線16號線又是PPP，也是引入了境外的資本。那麼我們設想，如果沒有PPP這個機制創新，產能過剩這裡面所說的相當大的一部分鋼鐵、水泥等等，還有包括可能用於軌道交通建設的設備等等的產能，它們就是沒有出路的，就是過剩產能，而一旦有了機制創新，只要合理的PPP項目一啟動，訂單進入市場，瞬間相當可觀的一批所謂過剩產能便轉為有效產能——它調動的什麼呢？是我們支持現代化長期發展的潛力。當前可應對經濟下行，中長期改善民生、優化結構增加經濟發展的後勁兒，一舉多得。那麼限於討論產能過剩還是不過剩，是不是這個眼界太窄了？就好像咱們今天討論的問題，如只說刺激還是不刺激，是不是說得太單一了，一定要強調製度建設和機制創新伴隨著的結構優化問題，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視角。所以，光討論政府是政策上刺激還是不刺激，很不夠，這個覆蓋面一定要結合著我們怎麼樣在順應市場決定作用的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裡面的政府如何引領一些機制建設、把我們的潛力空間充分調動出來這個支持中國超常規發展的重要問題。這方面實際生活中間，單獨把產能過剩概念放在這兒以後，引致很多時候是簡單地按照官員的想法拍腦袋式的定指標，要砍多少鋼鐵產能、多少水泥產能等等，這是非常容易陷入誤區的。對於“結構優化”和消除資源錯配、閒置的“機制”問題，要念念不忘。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和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中國一帶一路PPP項目開發委員會委員，中關村公共資源競爭性配置促進中心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