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所得稅的“起徵點”，規範的用語是“基本減除費用標準”，意為考慮了保障納稅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後做出的稅基減除，但社會上多年間，以“起徵點”來表述這一概念，可以說是約定俗成，老百姓倒也一聽就明白：指的是計稅之前，可以先把免稅的部分扣除掉多少。
由於“起徵點”通俗易懂地聯繫著納稅人的利益，特別是低中收入群體可能遇到的納稅負擔的高低，所以多年來不斷形成社會熱議的“痛點”。在上輪個人所得稅法修訂，將起徵點提高到3500元之後，又有七、八年的時間過去了，許多人質疑：這個時間段內物價可是累計上漲了不少，那麼起徵點為什麼還不調高？更屢見一些有影響的企業家“登高一呼”般提出：“應把起徵點提高到1萬元，以便企業員工減輕稅負”，隨即可看到網上的贊成意見有排山倒海之勢。近日財政部劉昆部長向全國人大所作的關於個人所得稅修正案（草案）的說明中，給出的信息是考慮把起徵點提高到5000元，輿論界披露的一些人大代表意見建議，傾向於提高的力度仍然不夠，再次出現了提高到1萬元等建議。應當指出，現實生活中，關於起徵點的熱議，容易給人一種錯覺，似乎提高了起徵點，就解決了我國個人所得稅改革的全部問題，至少是解決了最為關鍵的問題。其實這屬於一種認識誤區。
個人所得稅制度安排，是由一系列相關制度要素、參數構成的，涉及除起徵點之外的稅制模式選擇（分類稅制、還是綜合稅制，或是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稅率設計（比例稅率，還是超額累進稅率；稅率的量值怎樣設計才合理）、與稅負密切相關的優惠條款（如何考慮專項扣除），等等。如本“系列談”之二所說的，我國推進稅制改革服務於經濟社會的現代化，需要以逐步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製為方向，所以，力求高水平地考慮個稅改革方案，就不能只看起徵點如何調整，一定要以“系統工程”思維，通盤考慮整個稅制設計中的各個要素和參數，尋求既符合改革方向，又具備實際生活中可操作性的解決方案。從這一視角可知，個稅起徵點，決不代表個稅改革的全部，也稱不上是最為關鍵的參數——當然，這是一個必須納入全面優化設計方案、特別注意回應百姓訴求的重要參數。
具體考察，假如現行稅制一切不變，僅僅提高個稅起徵點到1萬元，在不考慮“五險一金”情況下，可計算得出，月收入1萬元以下的納稅人減稅範圍為0.1-745元（即至多能減負達到745元），而月收入達10萬元的納稅人，將減負2925元。後者比前者多減2180元。這顯然是違背個人所得稅調節初衷的，是難以接受的。上一輪我國個稅起徵點上調為3500元，則是結合著超額累進稅率的調整，在不考慮“五險一金”的假設條件下，對社會成員個稅負擔的影響是：1.原起徵點2000元以下人群未受益，因為其原來的應納稅額為零。2.月收入2000元以上直到月收入19000元的人群是應納稅額下降的受益人群，其中月收入7500元至12000元之間的人群獲得了最大為350元的減稅額。3.月收入在19000元以上的人群，應納稅所得額增加。雖然上輪修改個稅稅法，未能邁出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步伐，但至少是在工薪收入部分堅持了系統性思維，達到了“降低端稅負，增高端稅負”的結果。
另外，單純過高提高起徵點，還會帶來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使我國繳納個稅的人群規模明顯減少，有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內在要求。上輪個稅修法後，伴隨起徵點提高，我國個稅調節覆蓋的社會成員數，開始時落到了僅有2400餘萬人，即略高於全國總人口數的2%。這種使個稅“邊緣化”的效應，需要加以防止，也是起徵點不宜提得太高的一個相關重要制約因素。
總之，即將進行的個稅修法中，我們還是應堅持把“起徵點”納入“系統工程”的思維，爭取有邁向“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新模式的一個較好的制度建設開端。
（本文主要內容發表於《經濟日報》2018年7月5日）
賈康介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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