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根據賈康先生2018年7月20日在“2018東北振興大講堂”的發言整理）
李凱：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來賓，老師們，同學們，同志們，大家好，為進一步解放思想，助力東北全面振興，中國東北振興研究院積極策劃了東北振興大講堂，東北振興大講堂結合東北振興的年度論壇和東北振興的專題論壇一起成為東北振興研究院策劃了一系列高端智庫活動，東北振興大講堂以關注東北發展、研究東北問題的高層專家為主，通過專家為東北地區領導幹部和廣大群眾提供搶佔性、戰略性創新的改革思想、改革理論和改革實踐的案例。本次是東北振興大講堂的第三期，本次講堂得到了遼寧省委組織部、遼寧省委黨校等部門的積極支持，也得到了新華社、新華網、澎湃新聞、遼寧廣播電視臺等媒體的大力支持，我代表東北振興研究院對以上這些單位表示衷心的感謝。
參加本次論壇的有遼寧省廣播電視臺省工會、省物價局、省交通廳、省就業和人才服務局、省委組織部、省衛生計生委，省工信委、省知識產權局、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省法院、檢察院、省財政廳、住建廳、林業廳、發改委等50多個單位和200餘名領導幹部參加了本次會議，還有瀋陽市參事室、瀋陽市政府研究室、東北大學師生共400餘人參加了本次會議，在此對大家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首先我們有請東北大學副校長（徐東）教授來致歡迎詞。
徐東：尊敬的賈康老師，各位領導，各位來賓，大家習下午好。今年是全面宣傳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也是實施新一輪東北老工業基地全面振興戰略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為進一步落實黨的十九大關於深化改革、加快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和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落實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舉措的指示精神，使東北的領導幹部、專家學者、企業家更好地理解東北振興這一國家戰略，學習經濟發達地區先進做法，東北大學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中國東北振興研究院聯合創辦東北振興大講堂活動，並致力於將東北振興大講堂打造成推動東北地區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高端智庫品牌，中國東北振興研究院是在國家發改委指導下著力打造服務國家發展和東北振興戰略的新型高端智庫，作為在白山黑水中孕育而生，與東北地區的繁榮發展同呼吸、共命運的東北高校，我們和兄弟高校、各大研究院所、機構以東北振興重大問題為研究導向，助力建立起專業化、多元化開放型的智庫平臺，凝聚共識，服務決策，為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貢獻智力和力量。東北大學為敢為人先的人為情懷，2015年10月，學校積極響應國家戰略，整合各界資源，創辦了中國東北振興研究院，兩年多來，研究院緊密圍繞中央關於東北振興的重大戰略部署，結合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中最迫切的體制機制創新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需求，搭建起東北振興研究政策的平臺，組織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決策諮詢和培訓工作，顯示出蓬勃的生機和活力。
各位領導，各位專家，下一步我們將在國家發改委指導下，把助推東北老工業基地全面振興作為使命擔當，以問題為導向，依託優勢學科，打造高端智庫品牌，打破機構壁壘，推進產學研用媒協同合作，創新體制機制，吸收融合國內外的合作資源，努力培養專門人才，匯聚東北振興動態數據信息，為黨和政府的科學決策提供高質量的智力支持、信息服務和人力保障。未來，中國東北振興研究院將繼續精準對接國家和東北地區各級政府的政策需求，進一步深化同國家發改委、東北各級政府媒體朋友的合作關係，繼續打造東北振興高端品牌活動，進一步發揮資政建言和輿論引導職能，努力使中國東北振興研究院成為研究東北問題、破解振興難題的建言者和社會輿論的引導者，在推動東北振興中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在座的各位都是遼寧省和瀋陽市有關部門的領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東北大學一流大學建設，多多支持東北振興研究院的工作，常來學校指導工作，再一次感謝賈康老師，祝本期東北振興大講堂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李凱：東北大講堂都是國內非常有名的專家，本期我們邀請的是我們國家在財政方面、財稅方面非常著名的經濟學家賈康教授。他的題目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東北振興”，重點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他給大家介紹這個政策的來龍去脈，它的理論依據和現實意義以及在這個期間東北振興的機會和挑戰。
賈康教授是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和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是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是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士導師，賈康教授多次受朱鎔基、溫家寶、李克強等領導同志之邀到中南海參加經濟工作座談會，曾經在2010年中央政治局第18次集體學習時，擔任專題講解人，題目是“財稅體制改革”。賈康教授還獲得了很多個獎項，是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的委員。下面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賈康教授作報告。
我再簡單說一句，我們在賈康教授演講期間，大家可以準備問題，考慮到大家都是領導幹部，可以傳條子，站起來講話不方便，我們有工作人員收集條子。下面我們把時間交給賈康教授。
賈康：尊敬的徐校長和在座的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今天很榮幸接受邀請來和各位做個交流。我彙報的主題是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認識，結合東北振興，來交流一下作為研究者的基本看法。
我先從自己所理解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方面開始彙報。關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家一定有深刻的印象，在十九大之前被稱為中央的戰略方針，十九大的政治報告裡把它表述為在新時代走向現代化強國所需構建的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線。新時代有“新的兩步走”戰略部署：我們在2020年全面小康之後，要在2035年基本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到2049到50年這個節點，也就是鄧小平所說“三步走”第三步戰略目標達到偉大民族復興的那個時間，建成現代化強國。在這條主線上，將會遇到很多挑戰性的問題。
我自己是這樣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戰略方針提出的背景的：可以把它概括為兩條線索。第一條背景線索要說到十八大以後，中央新的領導集體在短期、中期、長期怎麼樣考慮大政方針，從當下一直到我們整個現代化戰略的實現即“三步走”目標這方面的治國理政大政方針，在逐步地清晰化和體系化。應該提到：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體”，對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形成全面的把握、總體的佈局，到了三中全會，實際上開始進入“四個全面”的戰略佈局，即原來已經明確的“全面小康”目標，配上“全面改革”的部署。三中全會的“60條”大家都反覆學習過，這個頂層規劃對於全局的部署，落到336項有改革切入點的任務上，中央還在不斷督促推進。到了四中全會，第三個全面是進一步明確為“全面依法治國”，依憲行政，到五中全會又系統化地提出我們發展的新理念，以創新發展作為第一動力帶出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最後落到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嚮往要變成現實的共享發展，還有後面六中全會強調的“全面從嚴治黨”。
關於中央大政方針，可以由幾個關鍵詞形成這樣一個連接起來的認識：三中全會那麼豐富的內容，60條裡邊非常重要的這些指導意見，如果做最概括的濃縮，它的核心理念是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我們可以簡稱為“現代國家治理”。治理這個概念和過去說的管理調控的管理，有重大的區別，管理講的是政府作為公權在手的社會管理者自上而下地掌控這樣一個架構，而治理所強調的是政府和非政府的多元主體，更多平面展開充分互動，把管理和自管理、組織和自組織、調控和自調控結合在一起、釋放一切潛力活力，進一步解放生產力，來支持高質量的發展，來對接中國現代化戰略目標的實現。這個治理的深意，帶著整個一套制度安排和機制聯結必須得到改造這種條件建設任務。由“現代國家治理”，在三中全會文件裡，又直接聯繫到一個非常明確的概念，即建設“現代市場體系”。小平南巡以後，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這個目標模式之下，資源配置機制終於前所未有地在“60條”中表述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即市場決定論。鄧小平於1992年那個時候，以老同志所說的他有生之年的“天鵝之舞”，以南巡這種非常規的安排，倒逼最高決策層在幾個月內形成中央文件，確立了市場經濟目標，但在表述上，由於種種約束，當時還只能表述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又經過這麼多年的實踐，終於昇華為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在漢語語境裡把市場在現代市場經濟體系裡所發揮的作用說到位了。緊跟著一句“政府更好發揮作用”，需要把它和前面那一句放在一起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而且這個整體的把握，就是總書記說過多次的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問題是改革的核心問題，是最具挑戰性的，我們還在不斷地探索如何把市場的決定性發揮好，以及同時把政府作用發揮得“更好”。後面將說的東北振興，同樣是這個問題。在這裡可作個粗線條的觀察：我們改革前面進程中，是討論政府如何劃清跟企業的邊界、跟市場的邊界，“井水不犯河水”的思維慢慢被大家接受了，而到了近年最新的發展，是“螺旋式上升”，在一些重要的、關係經濟社會發展的建設領域裡，如公共工程、基礎設施、產業園區的打造、產業新城的建設和運營等等，政府和企業要走到一起，以合作伙伴的關係一起做事，也就是推行PPP創新機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是要形成夥伴的關係來一起推進創新發展。怎麼處理好這裡面的種種問題？處理得好就是中國在追趕與實現趕超的現代化過程中，能夠出奇制勝，而處理不好，就會是我們雖有好的原則、美好的意願，但是遲遲不能達到我們所設想的化解矛盾、不斷前進狀態，難以在已有的歷史新起點上如願地完成“新的兩步走”。新的歷史時期的考驗，正在我們眼前展開。
與“現代市場體系”相連，還有一個非常關鍵的“現代財政制度”的表述，這是因為政府更好發揮作用，首先要解決自己的物質條件依託問題。政府履行自身職能的任何一件事情，沒有財政作為後盾，都是不可能做出來的，所以三中全會說，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內部談話裡面，領導人還說財政是全面改革的支撐。國家治理基礎和支柱所要求的現代財政制度必須打造，所以在三中全會之後，政治局首先審批通過的配套改革文件，就是財稅配套改革方案，後邊跟著，有一系列其他的改革文件陸續推出。它再次表現出，財政必然要在全局中發揮它不可替代的特別的作用，就好像當年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宏觀層面率先能動作的，就是以分配環節的財政分灶吃飯來實施放權，來鬆動整個計劃經濟體制；到了小平南巡以後，又一次選擇讓朱鎔基同志在一線主持經濟工作，加急準備財稅配套改革方案，在1994年1月1號推出分稅制改革，形成宏觀間接調控的體制框架——這是從全局推進深化改革必然要選擇的突破口或者先行的重點、重心。現在於改革持續推進中，現代財政制度的打造有一些進展，但是實話說，已經落後於中央要求的時間表。中央要求是2016年財稅改革重點與基本的事項要做出來，現在已經到了2018年下半年，一些重點的和基本事情，還有待於攻堅突破。但是現在依照中央總的口徑，還是2020年改革要取得決定性成果，剩下的時間非常緊張，我們也別無選擇，要繼續攻堅克難，爭取成功。
到了四中全會，“全面依法治國”解決的是什麼？就是過去中央文件裡面所說的政治文明問題，現代國家治理必然要求“現代政治文明”，法治化、民主化這樣通盤的制度安排一定要建設起來，但是它的難度也是可想而知的。中央把現代政治文明這個任務，實際上通過全面依法治國的要求，擺在了“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中成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五中全會解決的，則是系統化表述的五大發展理念——這個以創新發展為第一動力的系統化“現代發展理念”，必然要求思想解放，我後面還要強調，這是改革中要一輪一輪解決的問題。
上面所說這條線索對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戰略方針的提出而言，講的是中央的大政方針是一步一步的在一些核心概念上確立起來而條理化、清晰化、系統化的，十九大就是在這樣的一系列大政方針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強調了我們要把握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主線。
另一條線索，是中國的經濟運行中出現了明顯的階段轉換，我們必須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從龍頭指標GDP來看，GDP增速曲線表現，在2010年，我國成功抵禦了世界金融危機衝擊之後，中國的經濟景氣和增長速度指標，就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幅，是10.4%的兩位數，這種兩位數的增長是高增長，和我們前面改革開放30年算總帳年均水平9.8%（四捨五入就是10%）這種兩位數特徵一脈相承，特別是和小平南巡以後近二十年年均10%以上的增長速度高度一致。但是當時中央已經有了一個冷靜的分析判斷，認為這以後中國經濟必須尋求的，是“軟著陸”，不可能再維持這樣一個高速增長局面了，已經意識到了我們的“矛盾累積和隱患疊加”必須重視和化解。在實踐中大家也看到了，2010年以後，伴隨中央所說的軟著陸、引領新常態，我們的增長速度一降再降，開始兩年迅速降到8%以下，再往後稍有平緩，以後又降到了7%以下。現在可以非常確切地說，2010年這個兩位數增長局面，是中國整個經濟起飛後的高速增長階段最後一年的迴光返照。緊跟著的這個新階段的到來，如果從經濟史上來比較，不出意外，中國就是在2010年穩穩地坐在了中等收入經濟體的交椅上，人均GDP是四千美元左右，世界銀行給出的可比口徑說，人均國民收入3000美元以上就是屬於中等收入經濟體。到了中等收入階段，各個經濟體大同小異，基數抬高了，前面的高速增長階段難以為繼，必須要完成一個調整，增長速度要下臺階。中國跟其他經濟體在這方面沒有多少區別，就是要往下調整，但是不能一降再降，中央的說法是，我們軟著陸是要從高速向下降到中高速，而經濟增長的質量（這是實質性的追求），要從低中端往上走向中高端，這也被形象地稱為“打造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的升級版”。這個過程展開中，一步一步的演變，可能各位地方領導同志感受是最深的，有各種各樣的困難、困擾，紛至沓來，地方層面的困難和企業方面感到的陣痛交織在一起，而中央反覆地說，只要經濟運行在可接受區間之間我們不會貿然啟動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言下之意就是讓市場這個決定性的資源配置機制起決定性作用，通過市場競爭——我們希望是公平的優勝劣汰的競爭，來經受這種痛苦，達到化繭成蝶，最後形成經濟增長質量在結構優化支撐之下的升級版。中央的意圖，現在看來已經可以說在複雜局面之下得到了基本實現：在2015年之後到現在，十幾個季度了，中國經濟運行是在一個很窄的區間裡面，以6.7%到6.9%的經濟增長速度這樣一個很窄的波動幅度，平臺狀地展開。在微小的波動中間，這個平臺已經中期化。今年一季度報6.8%，二季度是6.7%，上半年算總帳還是6.8%，還是在6.7-6.9%之間。我們總體上經歷的，是一開始挑戰性就非常明顯的，要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過程，現在新常態“由新入常”已有希望真正表現出來：這個大寫的L型，尾巴拉出來後，要進入一個時間越長越好的經濟中高速增長平臺。
當下一般而言，市場人士、企業界人士，一定要持平而動態地看待中美貿易摩擦升級。有關部門，不客氣地說，先大講厲害了我們國，到現在其實感覺又是“掐住了我的脖”，人家在這方面給你施以打壓之力，重點像中興芯片事件，可以一劍封喉。壓力來了以後，宣傳部門改口，不能提貿易戰了，所有的媒體跟我們都說，按指示只能使用“貿易摩擦”的字眼，那我就是用的中美貿易摩擦升級概念，而我們商務部、外交部，公開場合還是用貿易戰這個說法——我們自己的管理部門相互都協調不起來。媒體必須服從媒體的主管部門，人家說不能講貿易戰就是不能講貿易戰，但其實講的都是一回事，這表明我們在壓力面前的種種矛盾，已在國內發酵。比如說前所未有地出現了中國的宏觀間接調控兩大部門——央行和財政部的“互懟”，在大眾場合兩邊公開論戰。實話實說，我真的有點看不下去。前兩天有媒體找我，一定要寫篇東西，我開始答應時，明確了是要匿名來寫，有一位“財經界資深人士”和我一起合作。到了晚上就要發稿了，報社那邊又說總編室講，按照規定這種文章的作者信息來源必須是真實的，就得用實名了，我趕快打電話問合作者，合作者說堅決不能用實名，因為不願意捲入漩渦，我只好犧牲自己，乾脆就同意新京報提議的辦法，我還用實名，合作者用一個筆名，這才交代過去。要不趕了半天的稿子卻不能用了，新京報那邊也是實心實意想約成這個稿，所以採取了這個辦法。我觀察我們這些觀點，社會反響還是認為比較中肯和有深度的，今天氛圍上已好一點了。講這些，無非印證的就是我們國內在壓力之下，在各種各樣的矛盾發酵面前，我們還得有一個自調整過程，來形成一些新的基本共識。這是前面回顧起來的兩條線索，很多還可展開的內容，就不說了。
以這樣兩條線索作為背景，展開到一定的環節上面，便是五中全會之後，總書記在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上明確所說的這樣一段話：“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升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發展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這五句話最濃縮地、而且邏輯鏈條上環環相扣、層層展開、比較好地代表了中央決策層怎麼樣認識和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這之後，總書記還有長篇講話，各方面的文章那就已經汗牛充棟了，但是我們現在領會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思路、精神實質、關鍵要領，仍然可以主要看這五句話。
我們在比較早的時候，作為研究者就鎖定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研究方向，我在世界金融危機發生以後的2008年，就開始公開發表文章，強調中國在宏觀調控優化方面必須特別注重怎樣處理好理性的供給管理。鎖定供給側這個研究方向以後，努力將理論聯繫實際，不斷地思索和交流之中，我們也形成了研究團隊，在2011年組成了供給側改革研究方向上的研究小組，2013年正式成立了民辦非企業智庫——華夏新供給經濟研究院。我在2014年離開了財政科研的行政領導崗位以後，可以更超脫地參加智庫活動，三中、四中、五中全會之前，我們研究群體的研究成果都曾給中央上報（當然是以內部文稿形式），以我們的研究文本給中央做決策參考。在中央明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戰略方針表述之後，我們受到鼓舞和鞭策，繼續在基礎理論領域層面深化研究，並引申出建設性意見建議。我們這種理論創新，不是為創新而創新，是我們感覺現實需要中國的學者、研究者在和實際工作者更多的互動，在共同的努力之中，要有所作為，不拘泥於西方主流經濟學已有的教科書，不拘泥於看起來很主流的一些經濟學已有認識。我們希望能夠以理論創新去回應實踐的要求，落到中國，以及中國與其他經濟體共同要解決的新經濟時代中，怎麼樣用供給側創新的動力機制支持我們的共贏式的發展。中國的和平崛起，就是要和其他經濟體共贏，不是你輸我贏的舊思維，而是要走出一條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路子。
按照這些總體而言的理念和所說到的創新意向，回到總書記的五句話來說，談一下我認為至少要把握住的一些基本內容。
第一句話，適度擴大總需求，表明中央對供給側的認識，不像某些人說的是否定需求側的意義和作用，需求管理要繼續做好，但是話鋒一轉，第二句話和第三句話，著力要加強的是供給側，首先是改革，跟著是整個供給體系和質量效益的提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個要素、三個話語單元組成的核心概念出來了。在開始一段時間，有不少朋友跟我說，這個表述跟原來鄧小平說的改革開放的改革什麼關係？怎麼現在聽起來這麼文縐縐的？還挺拗口，有的朋友一下念不順，不少人說成“側供給”。我的說法，這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鄧小平當年所說的改革開放的改革，就是在改革的深水區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關係，所表述的改革就是一回事，就是鄧小平所說的生產關係的自我革命。為什麼這麼表述？可以認為，中央決策層從總書記到其他的中央領導同志他們有一種訴求，要把現在的科學決策、政策優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的支撐更好地結合在一起。所以現在的表述有必要首先表明是供給側，因為生產關係就是制度供給的問題，這個改革的實質就是要形成有效的制度供給去解放生產力，這樣把供給側先標了出來。跟著講，這個制度供給要處理的是什麼？首先是制度結構問題，利益格局的改造問題，總書記說了多次的“衝破利益固化藩籬”、啃硬骨頭、涉險灘才能達到新境界的問題。制度性結構優化是要通過解放生產力帶來整個供給體系效率的提高，供給體系更是結構問題的交織——從生產力佈局結構，具體到產業結構、區域結構還有人文生態的種種結構問題，以及社會生活中間大家關心的收入分配結構問題，我們現在都強調美好生活裡面大家所注意到的各種各樣的和食品安全、環境保護、綠色發展相關的經濟技術結構問題，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基礎設施結構問題等等，一樣都少不了。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學理上說，表述是非常嚴謹的，而且是針對改革所包含的特別重要的內容拓展了關鍵詞，合成了一個集合的概念。所以跟著的第三句順理成章，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益，可知這是個系統工程，不是短期和局部的事情，整個供給體系質量效益的提高是長遠的、全局的系統工程。這第三句話表述出來可以使我們知道，雖然我們中國的供給側改革，直觀地看和美國的供給學派當然有相同之處，我們決不拒絕而且要吸收人類文明一切積極成果包括經濟學裡面的已有成就，包括美國供給學派有新意的、得到了方方面面比較主導的肯定意見的這些積極成分，但是在學說史上，一般的研究者都認為美國供給學派它的體系性不足，它強調的主要是政府無為而治、在供給側通過減稅使創業潛力活力得到充分的發揮，這當然有道理，但是它還是不成體系的。中國則恰恰強調了我們這個供給側改革是系統工程。同時，在哲理上，我們並不簡單認同供給學派所持“華盛頓共識”的政府越小越好無為而治的思路，我們要面對的挑戰性任務複雜得多，需要把有效市場和有為、有限政府兩方面“守正出奇”地結合好，只有應對好相關挑戰，中國才可能從追趕達到最後的後來居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第四句話，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是在延續前面中央領導集體已經提出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但是這裡面的新意，是把可持續發展中的動力機制問題直接表明了：新舊動能轉換是關鍵。新舊動能轉換靠什麼？我們新供給經濟學這方面的學理，可展開為十九大上總書記再次使用的“全要素生產率”概念，這一概念不是講供給側要素的等量齊觀，而是聚焦於科技與制度。供給側要素可以抽象出來五大方面：第一是勞動力；第二是土地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資源；第三是資本（資金運用中能夠產生增值，就有了資本屬性）；全要素生產率是強調第四，科技的成果運用，是鄧小平說的“第一生產力”；還有第五，制度與管理——中國學者已有的一個明確的認識是發展西方經濟學裡所說的全要素生產率概念，吸納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成果，明確地把制度供給列入供給側要素。我們強調製度創新是打開科技創新空間非常重要的一個先決條件，特別是在中國經濟社會轉軌這個過程中間，某種意義上講“制度高於技術”，沒有一個制度創新，我們科技創新的很多潛力釋放不出來。現實生活中這幾年不斷感受到這種制約：“第一生產力”的形成，一定要有改革所形成的制度突破、制度創新的“最大紅利”。一個“第一”、一個“最大”，合在一起，我們的理解中，當然二者也是互動的，科技創新也會倒逼制度創新，但是總體上完成中國經濟社會轉軌的現代化發展，須強調以改革為統領，以改革最大紅利帶出第一生產力的乘數放大效應，這就是要抓住全要素生產率的道理。第四句話裡面的重點內涵，就在於我們一定要掌握好新舊動能轉換，特別要抓住全要素生產率這個關鍵問題。
最後一句話，表述為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實現整體躍升，這對應著一個基本的戰略思維。我們的現代化發展在戰略思想上，是有爭議的。比如說很有影響的林毅夫教授，他強調推進中國的現代化在學理上講就是運用比較優勢戰略，把比較優勢的原理對應到戰略思維，可以優化結構、支持中國實現現代化，所以把它的學說表述為新結構經濟學。強調結構優化是對的，和我們新供給經濟學的共同點就是特別注重結構問題，所以特別要強調供給側怎麼解決結構優化機制的問題，但是它的戰略思維是斷然否定趕超戰略，認為只是依靠比較優勢戰略，中國就可以現代化了，而我們認為不行。比較優勢戰略只能解釋資源配置中的中低端的一般配置問題，到高端，比較優勢戰略一定會碰到天花板，這個天花板壓著你、你過不去的時候靠什麼？靠趕超戰略。運用趕超概念，我們在歷史上吃過苦頭，跌過大跟頭，如“大躍進”。但是從人類歷史長河來看，趕超是必然出現的現象，各個經濟體的發展從來都是你追我趕，不可能走在前面的就永遠走在前面，否則歷史上怎麼認識和解釋，英國追趕又趕超了荷蘭，怎麼解釋美國追趕又趕超了英國？有各種各樣從追趕到趕超的努力。中國作為世界上唯一古老文明沒有中斷的國度，在近現代落伍之後的發展，是“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們已有希望把現代化之路越走越寬，這個推進現代化的戰略思維當然需要運用比較優勢戰略——我們在貿易互通有無、互惠互利方面就有這個體現，但是當美國老大要打壓我們老二的時候比較優勢怎麼體現？空間還能展得開嗎？你花多少錢人家也不會賣給你的核心高端技術，我們永遠也不能掌握到手嗎？這時要運用的這個趕超戰略，在學理上，西方學者已經做了“蛙跳模型”等分析，當然這條路是顯然具有複雜性和挑戰性的，掌握不好違背規律的趕超，一定會吃苦頭，對我們過去的教訓還值得研究者不斷反思，但決不能把小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潑出去 。趕超成功的這條通道很窄，而我們需要守正出奇、出奇制勝，這就是我們實現現代化的希望之所在。所以一定要正確把握、運用好追趕-趕超的戰略思維。鄧小平的“三步走”就是相當清晰的趕超戰略思維，翻兩番，再翻兩番，最後達到偉大民族復興。他說得非常策略——鄧小平當年說，2050年中國在主要指標的人均水平上要達到當時發達國家的中等水平，這是指位居最前面的第一陣營裡面的人均而言的中等水平。這個他說的2050年目標，聽起來一點也不咄咄逼人，但是到了中國成為了世界老二的時候，我們最主要人均指標即人均GDP，只是排到了全球差不多100位。全世界大大小小都算進來，200多個經濟體，中國那時候只是已經排在了100位上下，又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中國佔整個世界經濟總量的份額現在已經到了12%、13%，人均GDP到了8600美元以上，全球排位剛剛在第80位往前一點。如果我們再經過幾十年的努力，人均的主要指標走到前面20位之內，想想中國那時候再配上其他的科技實力、製造業實力、還有我們必須要發展的軟實力，隨中國的綜合國力真正崛起而來的位置在哪裡？就是要通過追趕和趕超，與頭號強國一比高下了。沒有這樣的一個戰略思維，我們就無法真正把握如何在處理新的歷史時期、新的“兩步走”裡面一脈相承而來的這種挑戰的實質性問題。到了某個臨界點，叢林法則起主導作用了，美國是一定要壓你的，是一定要打壓已成老二的中國崛起的，貿易戰只是中美關係這座冰山水面上看到的一塊，水下是什麼較量？所有其他方面的要素，製造業實力、科技創新能力、金融影響力和控制力、防範風險能力、軟實力即文化與意識形態在世界範圍內能不能引起別人的認同和共振、有什麼樣的影響效應，以及國防在極端情況之下對於國家安全的保障能力，等等，都得考慮在內。冰山於水面上下所有的這些放在一起，這是全景圖。解決這樣比較之下的一箇中美之間關係，中國實際上要“善於守拙”、“有所作為”，抓住不得不做的交流，爭取鬥而不破，力求在時間的幫助下和平發展崛起。所相關的通盤的戰略思維，第五句話裡面已涵蓋了，是社會生產力水平整體躍升式的發展，那麼一定是超常規發展。這和我們地方政府層面研究發展戰略的時候不約而同所使用的“跨越式發展”、“彎道超車式發展”相一致，就是超常規發展。中央如此，地方也如此。實際生活中也有人說，彎道超車容易產生誤解，容易急於求成——掌握不好一定落入急於求成，但是你不跨越式發展，中國就一路現代化了？註定沒有希望。由此看來第五句話還是講的鄧小平南巡的基本思維：爭取在發展的每一波，上一個臺階。中國的發展必然是波浪式，不可能是直線，所以在這個戰略思維層面我特別願意強調趕超戰略、守正出奇。這個戰略思維也涉及到後面東北振興的問題。
今天這些問題如充分展開，時間有限，下面還需非常簡略地彙報一下需要勾畫的供給側從概念到思路和原理方面的認識。
如果結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央這五句話探究基礎的學理，首先從概念講，需求和供給誰都離不開誰，經濟生活中是相反相成的一對概念，供給是要以生產經營活動形成產品和服務，回應和滿足人類社會的需求，這就構成了經濟生活。經濟生活的循環就是供需互動中間，不斷地以供給對需求的響應機制來提供產品和服務，使人民群眾得到需求的一定滿足。對此客觀上也需要政府介入進來做調控（現在說的是優化治理），總體來說，首先是要實現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動態平衡，即全局來看的供需平衡，但是調控中的技術路線，又可以區分為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需求管理已是經驗比較豐富、比較成熟的一個套路，它要解決的，是我們搞市場經濟以後首先學習的——就是反週期，承認經濟有周期性的波動，經濟高漲了，必須降溫，那麼要收縮流動性；經濟低迷了，必須給它升溫，則要注入流動性。我們面對亞洲金融危機、世界金融危機，首先要從總量上擴張，實行這種需求管理，其指標是單一的——典型的指標就是廣義貨幣供應量M2。現在中國宏觀去槓桿也是針對M2。現在一般人擔心，這個貨幣量看起來是GDP兩倍，頭號強國美國也就是一倍或者是不到一倍，中國為什麼這麼高？已有很多其他的分析，我點到為止，強調一下：中國是間接金融為主，大量的融資活動靠貸款，貸款一出一進的間接融資不斷計算M2，這個特徵上中國和美國有重大區別。美國直接金融佔70%以上，中國卻是間接金融佔了70%以上甚至80%。以需求管理控制流動性，控制M2來反週期，非常簡捷，但是不夠用了，我們必須把供給管理這個問題更清晰地強調起來。
我們可以從實踐出發看一看，美國人是怎麼在金融危機衝擊之下跳出主流經濟學過去已有的成果，可圈可點地實施它的供給管理的：金融危機其實是美國人自己的金融創新走過了頭惹的禍，金融危機來了以後，由於它的世界頭號強國地位，它的貨幣霸權起作用了：風吹草動以後，特別是“金融海嘯”以後，大家爭先恐後以美元作為首選的避險資產，美國可以有持無恐地在貨幣供應方面實施幾輪的量化寬鬆，但是在這種總量擴張的同時，它從來不做正面宣傳說是供給管理卻實際上做得有聲有色的，就是結構優化方面的“油頁岩革命”、3D打印機的重點推行、信息高速公路的升級發展、“製造業重回美國”等一系列舉措，還有“引進全球人才為美國服務”的加碼，優化高端供給，對馬斯克搞電動汽車的項目，在華裔商務部長朱棣文視察其生產線之後，提供4億多美元的優惠貸款，等等。這些之外，還有足以影響全局、舉足輕重的政府注資，即使用過去經濟學主流教科書裡完全沒有提到過的操作模式，動用公共資源給花旗、兩房等注資，後來又給實體經濟層面的通用汽車注資，而這也就成為美國人應對世界金融危機的轉折點，原來市場上瀰漫的恐慌心態得到了收斂，實際上是進入了復甦過程。然後美國率先完成復甦，現在早已經進入了升息操作階段，在生息通道里至少還得操作兩年，預計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全年還得有至少四次的升息。這些方面的供給管理，稱得上是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國自己的實踐裡面，我們同樣少不了：我們一方面學人家西方的反週期，另外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後，髮長期建設性國債，總量擴張同時，處理的重點是結構問題，供給側不得不處理的投資六大重點，如第一大重點，是大江大河的治理，病險水庫的修復；第二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交通基礎設施的升級建設，當時稱為“鐵公機”，必須加快建設和改造等等，而且朱鎔基同時說，一分錢也不允許用於加工工業，生怕來一個在投資方面的擴大過剩產能。到第二年，又加上了第七大重點，動用長期國債資金，包括用貼息方式，支持大型骨幹企業的技術改造，有選擇地進入了加工業，為什麼？主要是考慮國有大企業必須在“三年脫困”中做好技術改造。這些都是供給管理才能解釋的重點和結構的把握。美國也好，中國也好，我們必須在理論方面做出回應，怎麼解釋、怎麼認識已走在前面的實踐？關於這些要說的話有很多，簡而言之，我們在概念界定後加上實踐的觀察分析，跟著所給出的理論上的解說是這樣的：我們認為可以從經濟運行中的動力傳導和階段劃分方面，做出一個清晰的勾畫：需求是經濟生活中的原生動力，但是要明確指出，供給側對於需求側的響應機制和特徵，是劃分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和不同時代最為關鍵的決定性因素。在生產力、生產關係互動中間，生產力特徵和根本上由它決定的生產關係特徵，都是發生在供給側。有這樣一個列表，說一下大家都能理解：第一列是講人類社會經過從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等等，一直到現在的信息時代。第二列是生產力視角上，以工具的升級換代為標誌，怎樣一個一個臺階發展上來，這些是生產力創新，這些創新都是在供給側，由這些創新對應著第三列，生產關係、社會形態怎麼變化？也是一個一個臺階往上走。人類脫離動物界的開端，供給側怎麼滿足需求？是以分工和合作來從事採集與狩獵，滿足這些社會成員活下來的基本需求，這就是那個時候供給側對於需求側的響應機制。經過了漫長的生產力發展之後，關鍵是出現了農業革命，其所形成的供給能力不僅使原始社會這些部落成員能夠活下來，而且其中有一部分人還可以得到物質支持，來得到所謂發展層面和享受層面的物質條件，這就是剩餘產品已可以穩定地形成，它帶來的就是私有制，從人的本性而來的私有制的產生，造成人類社會成員中的利益衝突必須有個君臨其上的國家政權來維護整個社會不解體，這就是社會不得不告別原始共產主義社會而進入階級國家社會的原因。再往後，一直走到咱們當下最前沿的情況，就是經過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後又可細分為蒸汽時代、電器時代），現在進入了信息時代，也被稱為這是第三次產業革命，是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以後的信息革命。無論怎麼表述，一個躍升而上的大臺階又在眼前。各位都已經體會到了，我們面對著日新月異的新經濟發展，“新經濟”最前沿的就是從半導體概念開始，到集成電路芯片、到了電腦普及與互聯網、再到了移動互聯，以及移動互聯支撐的我們的移動商務、移動金融和大數據，雲計算支撐的共享經濟，都出來了，而且還在不斷地變化和升級。這時候我們所對應的社會形態進步的認識是什麼？總書記說是要“摒棄你輸我贏的舊思維”，經濟已經走到共享經濟的前沿狀態，在人類發展中間不能再沿用過去“誰戰勝誰”的傳統思維，摒棄你輸我贏，這樣才能認識如何按照鄧小平所說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要和平崛起的大戰略，走“人類命運共同體”之路。這些大概念底下對應的學理研討，我們決不是特意去逢迎什麼新的時髦，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刻劃出來，前面所說的這些，最直觀的學術解說，是這樣一條“階躍曲線”：人類社會又要依託供給側創新而上臺階。
所以，考慮發展的動力機制，要突破原來只看需求管理“三架馬車”動力機制的侷限性，對整個供給體系的動力機制作完整的認識把握。是在需求這方面已經有不得不做結構化“三架馬車”的劃分之後，一定要把這個結構化的邏輯延伸到供給側，展開來是要加以通盤把握的一個動力體系全景圖。動力體系中新舊動能轉換的實質，就是追求整個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益的提高，關鍵是要供給側結構優化，而實現這個結構優化，當然要繼續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但是在對市場的認識中，我們也指出了不可能是理論上理想化的完全競爭，只能是非完全競爭，那麼非完全競爭之下，很多市場自身解決不了的結構問題，要靠我們政府更好發揮作用和引導社會力量，去克服市場失靈，在克服市場缺陷的同時，能夠使資源配置的優化超越一般的市場經濟規律，也就是由供給側要素組合的“推成出新”才能形成新的動力源，守正出奇地實現中國超常規的追趕而最後成功達到趕超。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概念，就是在中國已經到了改革深水區以後，怎麼抓住制度創新作為龍頭的整個供給體系新舊動能轉換，形成支撐我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後勁，形成我們超常規發展中的可持續性。面對一系列的挑戰性的問題，我們必須解決好定製化的方案，去迎接挑戰，做出合格的答卷。完成這種任務，要先認清供給側要素組合上的“推陳出新”，再講如何破解中國國情的非常之局。
（未完待續）
賈康介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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