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2018年12月30日於首都經貿大學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學術論壇上的發言提要）
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需要在重大現實與理論問題面前，密切聯繫實際，對一些值得關注的概念作深入思考。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在經濟社會發展道路上，進行了偉大的探索，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對人類社會發展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也面臨著“行百里者半九十”的考驗。
賈康首先從學術的角度，對如何理解‘’中國模式”進行深度探討。他認為，提及某種新的“模式”，內在邏輯至少包括三點：第一，有別於既有模式；第二，已具備基本的穩定性，無須非常“成熟”，但至少要已“成型”；第三，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為其他主體在類似的條件下仿效或複製。賈康認同已有學者從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的框架來認識某種經濟社會的模式，例如，亞當斯密的認識框架就是把國家政權的作用與經濟資源配置作為相聯繫的一個系統來把握的。如果追本溯源，經濟學的概念和體系正是源於早已經形成了明確概念的這一學科，只是後來在實際生活中，人們有時更願意把政治和經濟加以區分。賈康接下來從政治和經濟兩個角度進一步闡釋：從政治的角度，中國為了擺脫之前蘇聯模式下權力過於集中的弊病，進行了一系列體制改革，尤其是以“包容性發展”推進到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體”總體佈局，以及十九大以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治國理政踏上新徵程，都包含對政治模式的積極探索，但這一過程遠遠沒有完結。從經濟的角度，我們仍然在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方向上以創新發展為第一動力砥礪前行。如何在西方已較為清晰成熟的“市場經濟”之後，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在既有的大量借鑑的基礎上，我們還將繼續開拓和深化改革，攻堅克難，勇涉險灘，“啃硬骨頭”，只有這樣，才能為市場經濟模式貢獻出質變，才能讓未來可能的“中國模式”日益健康和清晰。當前，很多東西我們還在試，還在混合，中國案例、中國探索在思維指向和經驗積累上，還處於爭取走向成熟的過程中，而客觀的制約是我們做出不可避免的決定性選擇之前的選擇空間已經越收越緊。在經濟發展模式的視角上，我們經歷的“黃金髮展”還有空間，成長性仍然存在且十分令人鼓舞，但同時也可能面臨各種風險和挑戰，乃至歷史性的考驗。賈康指出，目前中國正處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決勝期和衝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期，應該將注意力集中於完成我國經濟增長模式和管理體制模式“兩個轉變“，借鑑美國“進步時代”的啟示，把實質性的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的配套結合在一起，爭取渡過改革“深水區”，衝過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歷史三峽”，面對“中國抉擇”盡力交出無愧於歷史和時代的答卷。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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