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妖氣
一般認為歷史上發動滅佛運動的帝王為“三武一宗”，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後周世宗柴榮，這四位帝王發動滅佛運動的動機各有不同，其中拓跋燾更傾向政治理念，宇文邕更強調儒教文化，李炎更加註重經濟利益，柴榮則出於救亡圖存。具體說：
一、拓跋燾滅佛的特殊背景
大乘佛教僧團在貴霜帝國曾經是顯赫一時的僧侶貴族階層，因此北朝佛教也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具有完整的寺院領主特徵，可以說是統治階層的重要成員之一。在某些時候，寺院甚至擁有獨立的司法權，以及僧兵武裝。北魏創制，折中遊牧封建與中原郡縣，寺院與各族領民酋長、漢族門閥一樣，既有一定的自治權力，同時也受到王政的管轄（如沙門統）。但這裡的界限在北魏初期頗為模糊，統治者敏感的神經很容易被觸動。“長安沙門事件”就發生在這個特殊的背景之下。
當時關中發生蓋吳叛亂，且不久前剛剛平定涼州政權，大量佛徒和國人向東遷徙。拓跋燾與司徒崔浩等於是進駐長安，從官偶然發現長安寺院既有麥田，又有許多兵器，僧侶還習慣飲酒。於是拓跋燾認為與蓋吳叛亂有關，下令調查。結果非常震驚，長安眾多寺院擁有大量釀酒器具、鉅萬的富人寄存財物，甚至還有僧侶與富人女眷淫亂的秘密場所。在崔浩的鼓動下，拓跋燾下令在一個月之內誅殺長安僧侶、破毀佛像，並嚴令私藏僧尼，否則滅門。再往後一個月（三月），又追加更為殘酷的詔令，“有司宣告徵鎮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
沙門無少長悉坑之”。《魏書·釋老志》：帝乃西伐，至於長安。……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便室，見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產，大得釀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又為屈室，與貴室女私行淫亂。帝既忿沙門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敕留臺下四方，令一依長安行事。又詔曰：“彼沙門者，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自王公已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官曹，不得隱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妄假睡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無此也。……自此以來，代經亂禍，天罰亟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為丘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跡，皆由於此。……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雲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強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有司宣告徵鎮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可以說，這次滅佛是對一個政治勢力階層的集中打擊，目標是在肉體上、財產上、政治上徹底削弱佛教寺院勢力。經此事件，中國大乘佛教徹底改換面貌，被納入王政體系的管轄之下，戒律觀念也得到強化。從另一個意義上講，也獲得了新生。
二、宇文邕滅佛實為獨尊儒教
宇文邕滅佛事件，在正史裡僅有少量記載。一是《周書》記錄的二年十二月的“釋道大辯論”（573年），周武帝確定三教先後，“以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二是緊接著的三年五月詔令（574年），令禁止佛、道二教及其他儒家禮儀所不載的異端宗教。這些史料的內容相當簡潔，似乎沒有後世傳聞那麼聲勢浩大。
《周書·武帝本紀》：（周武帝二年）十二月癸巳，集群臣及沙門、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釋三教先後，以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周書·武帝本紀》：（周武帝三年五月）丙子，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並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與官方相反，佛教界卻非常重視這次事件。《廣弘明集》、《歷代三寶紀》、《高僧傳》等都有細節記載，尤其談到了二教辯論和周武帝本人的思想主張。佛教界認為這次滅佛事件對中國大乘佛教的未來發展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南北佛教從此大規模交流，反而成就了一大批高僧大德。瀏覽這些佛教史料，似乎頗為可信。例如《周書·藝術》也提到了道士衛元嵩，說他“性尤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
史失其事，故不為傳。”但《廣弘明集》提到衛元嵩的上疏名為《省寺減僧疏》，其內容實際上頗為公允，如“唐虞無佛圖而安國，齊梁有寺舍而祚失，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為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民”等。這次滅佛事件在佛教史料裡也顯得規模極大，《歷代三寶紀》記載“毀破前代關山西東數百年來官私所遣一切佛塔，掃地悉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八州寺廟，出四十千，盡賜王公，充為第宅。三方釋子，滅三百萬，皆覆軍民，還歸編戶”。這裡有一個很大的疑點：宇文邕在北周境內滅佛是見於《周書》記載的，其主要目的是獨尊儒教，加強中央集權，控制關隴門閥，從而對北齊和南朝形成政治軍事優勢。而佛教史料《歷代三寶紀》記載的“佛寺4萬座充作王公第宅、勒令300萬僧尼還俗”並不見於正史。無論是573年、574年還是滅北齊的577年，均無此類記載。北周滅北齊後的主要舉措，是遷徙其軍戶4人到關中。且統計戶口，北齊共有2000餘萬人，應該不太可能有10%以上是僧尼。因此，宇文邕滅佛應該存在被誇大的成分，這次滅佛的重點始終都是獨尊儒教。
三、唐武宗滅佛的重點是經濟
安史之亂後，唐朝轉入更強的中央集權統治，同時也面臨持續的財政危機問題。唐武宗即位後，在名相李德裕的輔佐下，與宦官勢力形成平衡，唐朝在各種危機之下得以喘息。李德裕是著名的法家傾向的人物，而唐武宗在道教信仰上頗為沉迷，於是一拍即合，“會昌滅法”就成為一次力度特別大的事件。這次滅佛有較為完整的正史資料，可以清晰看到這是一次意識形態比較單薄，實用動機特別強烈的運動。
根據著名史料《入唐求法巡禮記》（日本僧人圓仁著），早在會昌二年，唐武宗就開始打擊佛教，目的是純經濟的：“若僧尼有錢物及谷鬥、田地、莊園，收納官。如惜錢財，情願還俗去，亦任勒還俗，充入兩稅徭役”。會昌三年、四年和會昌五年上半年，朝廷都在查驗、摸底、試探，終於在會昌五年七月、八月達到滅佛高峰。
可以說， 這是一次有計劃、有目的的滅佛事件，從頭到尾都有嚴密部署，重點是調整經濟結構、增加財政收入，同時打擊隱藏在佛教裡的“三夷教”。對佛教寺院和僧尼，先是控制度牒數量、寺院規模，然後是藉助打擊摩尼教名義試探性打擊一部分寺院，而後是禁止佛骨、佛塔、石幢、莊園等，最後是摸清底細之後的一次性打擊。可謂相當徹底，成果也非常理想。
在佛教史料和民間傳說中，道士趙歸真和一個讖語也起了主要作用，即“
李氏十八子，昌運方盡，便有黑衣天子登位理國”。這裡的黑衣人就是指佛教，這個讖語早在北朝時期就有流傳，版本都是針對當時在位的皇帝。但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讖語並不會發揮主要作用，因為整個過程都是嚴密部署的，是當作一項重要的政策來執行的。四、柴榮滅佛是救亡之舉
五代是大亂時期，河東武人集團與中原流寇的長期戰爭對社會的打擊是後人難於想象的，往後又因為契丹人的介入，中原地區就很難產生一個具有基本治理能力的政權了。生存，是當時最大的問題。而生存的前提，是重建秩序。這個機會直到郭威崛起才真正到來，郭威得到中下層漢人軍戶的支持，通過宮廷政變掌權，開始了重建秩序的第一步。
柴榮即位後，迫切問題是積攢實力，在契丹、南唐兩邊的夾擊下打開生存空間。這種需求特別迫切，柴榮需要大量的生產人口，才能維持軍隊的數量優勢；他還需要大量的金屬銅，用於鑄錢。尤其是因為時間太緊迫，必須在一兩年之內就要見效，否則契丹、劉漢、南唐不會給中原政權任何生存機會。因此，柴榮滅佛就顯得特別急迫、暴力，民戶私藏五斤銅都是死罪。
《舊五代史·世宗紀》：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廢寺院凡三萬三百三十六，僧尼系籍者六萬一千二百人”。《新五代史》：“悉毀天下全銅佛像以鑄錢；民間保存銅製佛像限五十天上交，過期不交，滿五斤者，其罪死；五斤以下論刑有差。這是最為特殊的時期，根本來不及考慮意識形態、文教政策，如果不能在短期內得到足夠補給，後周政權可能連三年都撐不下去。
歷史咖啡
中國的封建王朝歷史上，一共有四次大規模的滅佛運動，分別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後周世宗柴榮的禁止佛教運動。這四次滅佛運動，又被稱為三武一宗法難。
僅以北周武帝的滅佛運動來看，在周武帝繼位時，整個國家都在循例事佛，寺僧日多、滋生是非，國庫收入驟減。佛教的存在，已經嚴重影響力國家的正常運轉。
就如同現如今的股市房市一樣，當年的佛教也是極度繁榮。雖然封建王朝對農民的盤剝極其嚴重，但是寺廟卻是法外之地。只要當了和尚，不僅有供養，還無需交稅，不用服役，最重要的是皇帝們還庇護著他們。
在這種背景之下，佛教怎能不野蠻生長？放眼看看國內的石窟，有幾個不是開鑿自南北朝時期？
更為可笑的是，南朝梁武帝數次剃度出家，然後讓國內大臣來贖身。雖然我們現如今以看笑話的心態在看這件事，可這足以反應佛教已經嚴重影響了國家機器的運轉。
如果說社會風氣是佛教發展的根源，那麼皇帝的縱容，便是佛教氾濫成災的主要因素。整個佛教就如同一個貪婪的巨獸，無時不刻不在吸收國家的血液。長此以往，便造就了國貧僧富的局面。
如此看來，這三武一宗的滅佛運動真的是明智啊！封建漢王朝歷史上，僅有的幾次神權覬覦王權的機會，就這麼被他們幾個無情撲滅。倘若沒有他們，我們可以想象一下雪域高原在解放前的樣子。
四位滅佛運動的皇帝，即便是在當時也是一代英主。奈何英年早逝，美志不就。用古人的話就是：武宗不夭，德裕不竄，唐其可以復興乎！要是唐武宗再多活幾年，大唐說不定還可以復興呢！
說起來，我朝也有一次滅佛運動，也是由武帝發動的。這一次行動針對的，並不僅僅是佛教，而是所有的牛鬼蛇神。此次專項行動以後，國內海清河晏，時至今日出門旅遊，不知道少花了多少香火錢！
祗樹
應該滅佛，現在佛也貪財了，不買門票你都進不去大門，所謂的義工知道嗎？就是和尚專門騙那些可憐人給那些禿驢洗衣服做飯種地打掃垃圾的。
王大61433846
有勇氣，有精神向當時野蠻生長的佛門發出挑戰的幾位帝王，三武一宗，都是有眼光，有魄力，勇敢的一代英主，敢於發動滅佛的行動，本身就是艱難的，須要銳利的眼光，不怕得罪鬼神的。
當時佛門勢力龐大，巳經到了影響國家根基，不斷增加人民負擔，降低本來就艱難的生活水平。打壓佛門，須要有不畏神明的大無畏精神。
當時全國佛寺眾多，裡面僧侶不事生產，仗著神權，不繳稅費，甚至有很多寺院暗藏女子，行淫樂骯髒腐化之事，風俗不好，一時間社會亂象叢生，年輕力壯之男子，都爭先恐後入寺院出家，躲避勞動，服兵役等，滋生很不好的事端 。
北周武帝宇文邕在滅佛前，召集佛門弟子，和尚討論滅佛事宜，就遭到當時有名的和尚回擊，那和尚挺厲害，威脅皇帝講道：“舉頭三尺有神明，吾皇一心滅佛，可知道神佛在上，得罪神靈，就不怕遭報應，死後下十八層地獄受極端的苦楚嗎？”
周武帝龍顏大怒，講道：“朕為國家，天下百姓，就不怕死後你們的佛神會把我怎麼樣，朕主意已定，不可再議。”
在周武帝決心下，大量和尚被強迫還俗，下地勞動，增加了國家勞動力，充盈了國庫，減輕了社會負擔，甚至增加了人口。所以說此乃明智之舉，制衡，平衡了社會各方矛盾。
三國水滸歷史狂
現在有多少人為點個頭柱香在寺廟等個三天三夜，破了牛鬼蛇神老百姓有病吃藥，年輕一輩專心生產建設。一個敢把天下妖魔鬼怪都砸了的人，敢做別人不敢做的事情，由衷佩服。
清風何處不為家54
所為滅佛運行無非是王權與神權之間的鬥爭罷了。從中國2000年的封建歷史看，神權就一直被王權壓制、利用。一旦神權有控制王權的跡象，馬上就被消滅，這就是滅佛的原因。由於王權一直壓制神權，也就有了中國人一直相信所謂“人定勝天”的理念。
看看再說XYZ
現在要是滅了釋永信估計沒人反對
隨遇而安394935
中國有句古話叫做“盛極必衰”，自佛教於兩漢時期傳入中國以降，就體現了其蓬勃的生命力和感染力，至兩晉、隋唐時期進入巔峰，更是和整個中原王朝的國運緊密相連，並且有著力壓中國本土宗教道教和儒教的趨勢，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了“三武一宗滅佛”的歷史事件，既“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唐武宗滅佛、後周世宗滅佛”。
其中“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和“北周武帝宇文邕“滅佛在動機上我們可以看成是一致的為了”漢化和儒化“，更或者說就是為了討“漢族百姓和貴族的歡喜”。為什麼這麼說呢？本身太武帝和周武帝就是胡族漢化，他們在信仰上並不敬佛，並且由於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那怎麼討中原本身漢民族的歡心，表示自己願意“以儒治國”，就成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恰恰是在這點上，他們把目標同時對準了一隻腳踏入鼎盛期的佛教。因為這個時候的佛教，已經在蠶食道教和儒家學派的信徒，正所謂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兩位武帝不約而同的採用了我幫你打敵人的策略，以表達自己對道儒的尊重。（北周武帝實際上同時也有在滅道，所以兩者只是相似，但最終目的都是捧儒）
而到了唐武宗和後周世宗滅佛，動機又完全不同了，當時的佛教已經進入巔峰，他們不僅佔有大量的私人田地，並且擁有無盡的財富，再加上數落頗具的教徒，對王朝的整個統治形成了隱患。如果一旦有人可以振臂一呼，那都是可以匹敵帝王的能力。所以滅佛也勢在必行了。
總之，不管是哪個宗教，對於統治階層來說，只有利用的價值。當初佛教能傳到日本，也是為了藉此統治，現在的宗教國家更不用說了。有用的時候好好利用，沒用了，或者對自己的統治造成麻煩了，那和其他的，又沒多少區別。
三觀粉碎機
道教才是本土正宗，看看現在的寺廟和尚，沒錢別進來，估計他們信的只是錢，為了錢而出家，都醒醒吧
用戶5604242136551
要是不滅，那些和尚早登鼻子上臉跳上天了。也給現代中國佛教警示，玩過火就要玩蛋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