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英國著名小說家塞繆爾·巴特勒的《月亮上的大象》是一部諷刺作品。它描述一群科學家圍聚在望遠鏡旁觀察月亮時，發現一隻大象在月亮上行走。科學家們準備把觀察結果記錄下來，在下一期的皇家科學院雜誌上發表。不料，一個男孩偷偷溜到望遠鏡裡面，意外地發現那個被認為是“月亮上的大象”的東西，其實是躲在望遠鏡裡的一隻老鼠。
對科學家的揶揄和嘲諷堪稱英國文學的一大傳統。莎士比亞譏諷過以占星術邀寵的天文學家，本·瓊生諷刺過以化學家身份招搖撞騙的鍊金術士，而對科學家攻訐最為激烈的無過於斯威夫特的一系列作品：《書的戰爭》《桶的故事》以及《格列佛遊記》。在《格列佛遊記》中，斯威夫特借亞里士多德之口斷言：他發現伽桑狄極力宣揚的伊壁鳩魯學說和笛卡爾渦動學說都會被推翻；他預言當代學者熱心推崇的萬有引力學說最終將落得同樣的下場；他還說新的自然體系不過是一種新時尚，隨時代不同而變化。即使是那些經數學原理驗證過的理論，也不過是曇花一現，若干年後一樣會過時。在科學家看來，上述現象是科學進步的動力。而在斯威夫特眼裡，這無疑是科學的可笑之處。
斯威夫特對科學家的反感由來已久。追隨“古今之爭”論戰中崇古派代表人物、他的恩師譚普爾，斯威夫特對十七世紀科學革命以來的任何科學改進和發明一律持反對態度。在《格列佛遊記》之前，他曾經寫詩諷刺發明顯微鏡的科學家列文虎克——“跳蚤，自然主義者們這樣說：身上有小跳蚤在折磨它們，還有小小跳蚤在將小跳蚤撕咬……”如此循環往復，以至無窮。
格列佛發現勒皮它飛島（作者J. J. Grandville）
斯威夫特在《格列佛遊記》一開始便展示出勒皮它飛島所代表的科學成就：“飛島，或者管它叫浮島，是正圓形的，直徑七千八百三十七碼，或者說四英里半左右，所以面積有一萬英畝。島的厚度是三百碼。從下面看起來，島底或者說它的下表面是一片大約有二百碼厚的平滑、勻稱的金剛石。金剛石的上面是一層層的礦物，最上面一層才是肥沃的土壤。”其壯觀景象令人震撼。但明眼人一望可知斯威夫特是在刻意模仿英國皇家學會會報的論文風格；而他調侃的對象，則是當時著名科學家吉爾伯特及其磁學原理。
斯威夫特對天文學家愛德蒙·哈雷也不無微詞。哈雷曾預言1715年的日蝕，同時又指出這次日蝕並不具有占星學的意義——照斯威夫特的說法，“研究天文學的人，十分信仰人事占星學，但這點他們卻恥於公開承認”——由此造成飛島上“崇尚科學”的居民“惶惶不安，得不到片刻的安寧”：他們害怕地球被太陽吸收、吞沒，害怕下一次彗星尾掃過，使地球化為灰燼。
斯威夫特對牛頓也大加鞭撻。他在書中挖苦飛島居民的生活方式：島上的學者們任何時候都有可能陷入沉思，走路會撞牆、撞人，或者突然中斷正在進行的談話。為此，他們必須僱傭名為“拍擊官”的僕役：這些人手持短棍，時時跟從主人，一旦發現他陷入沉思，就敲打他的耳朵或者嘴巴，將他喚回現實——有學者考證，此類描寫源於牛頓的生活軼事。事實上，斯威夫特對牛頓的諷刺在作品中可謂比比皆是。比如在飛島中，島上的裁縫為格列佛裁製一件衣服——這位高明的裁縫動用了當時極為先進的四分儀等測量工具，花費六天時間，精心為格列佛製成一件衣服，結果卻發現根本不能穿，因為裁縫在計算時偶然弄錯了一個數字——這一細節諷刺的正是牛頓的故事：這位大科學家的一篇論文在出版時被印刷工人排錯一個符號，結果弄錯太陽與地球間的距離，淪為笑柄。至於斯威夫特對牛頓為何如此仇恨，據說乃是由於伍德銅幣事件——身為皇家造幣局長的牛頓負責檢驗愛爾蘭鑄幣的質量。他在檢驗完貨幣後宣佈：雖然硬幣的重量並不完全相同，但都符合要求。斯威夫特認為事實並非如此。小說家堅信在這一事件中，科學已淪為政治的工具，而牛頓則一變而為英格蘭在愛爾蘭殖民擴張的幫兇。
另一位大科學家培根也未能倖免。在《格列佛遊記》中，斯威夫特用勒皮它飛島來反諷培根的新大西島，用拉格多科學院來譏誚培根的所羅門宮。勒皮它島上的科學家和統治者終日痴迷於抽象科學，對人世的習俗與生活一無所知；他們拙於行動，凡事都需要他人指引，其滑稽可笑而不通人情簡直令人噴飯：他們對話需要傭人提醒，妻子則當面與人偷情。培根認為科學知識作為一種福音，將會給人類文明帶來福祉。但斯威夫特卻力陳科學統治的恐怖圖景：勒皮它島上的飛島，懸於島的上空並可以任意調整位置和高度，如果島上有一方人民反抗它的統治，那麼他們的家園頃刻間會被飛島壓成廢墟。與柏拉圖描繪的由“哲學王”統治的理想國相反，斯威夫特對科學家的統治一直心存警惕：他認為在科學與政治兩門學問之間存在天然界限，用科學來指引政治必將導致政治的失序。以培根為代表的啟蒙巨人並不僅僅滿足於為自然界立法，他們還妄圖以理性的力量征服自然。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權力（power）”正是這一功利主義思想的最初表達。
由此培根乃成為斯威夫特重點攻擊的對象。小說家在《書的戰爭》中描寫道：“培根氣勢洶洶地衝來，亞里士多德彎弓搭箭，對準他的頭射了過去，但沒射中這位勇敢的現代人，箭從他的頭頂上嗖地穿過，射中了笛卡爾。”在《格列佛遊記》中斯威夫特進一步指斥，“培根相比笛卡爾更狡猾”：培根的狡猾在於他“通過隱微書寫技藝，在古人學說的掩護下，肆意表達激進的學術和政治主張”。在《格列佛遊記》第三卷中，格列佛一開始被丟棄在荒島，正準備烤“蛋”吃——按照列奧·斯特勞斯的說法——此處的“蛋”正象徵著培根的“科學教”，象徵著科學作為一種新的信仰自以為是地取代了原有的宗教，並妄圖以自然真理代替宗教啟示：“培根將歐洲過去的政治基礎——基督教和相應的倫理體系——替換成現代技術和政治科學”。如此狂妄悖逆，作為崇古派中堅的斯威夫特，真可謂是可忍孰不可忍。
格列佛與慧駰國人士交談（作者J. J. Grandville）
於是，斯威夫特在書中借慧駰國人士之口挖苦道：“對於一個理性動物來說，自然和理性就足以指示它們該做什麼事，不該做什麼事。”然而事實是，它們最後把格列佛變成了一個立志要爬行的呆子。從詞源學角度看，格列佛的名字“Gulliver”與“gullible”(易受騙的、輕信的)詞源相同：他天真地相信見到的一切，完全沒有自己的主見和判斷力；他努力試圖融入慧駰的社會，以至於最後成了極端理性的崇拜者和效仿者，從而失去了自己最後殘餘的一點理性。
斯威夫特生活的年代，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時代。當時的科學家，基本沿襲中世紀傳統，以附魅（enchanted）的眼光（即一切自然現象都受上帝或神祇這樣的精神體支配）來看待自然，甚至在他們的學術作品裡也充斥著神明與精靈。開普勒將行星運行軌道確定為正圓，是由於正圓“最能體現神的完美”。託利拆利進行大氣壓實驗後認為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是“自然不喜歡真空”。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後，認為這種超距作用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整個自然都是上帝的身體”。早期解剖學家孜孜不倦地研究人體構造，因為精妙的人體結構“最能體現造物主的智慧”。凡此種種，不勝枚舉。與之相反的是，時代精神已悄然發生鉅變。一方面，十七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使英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新興的工商業資產階級登上政治舞臺，開始要求和土地貴族分享統治權力。為了從根本上動搖舊有的社會體制，為資產階級代言的啟蒙思想家們鼓吹理性的力量，旨在充分破壞一切不符合“自然法則” 的東西，如王權觀念、等級制度、經濟管制、封建迷信等，人們被“擺正一切事物的人道主義衝動”所鼓舞。但另一方面，同歷史上任何一個社會轉型期一樣，舊有權力結構和經濟秩序的改變所帶來的混亂必然導致腐敗、奢侈、貧富分化等現象，宗教和道德的約束力日益鬆弛，而販賣黑奴和殖民擴張的罪惡本質，也是任何有關理性勝利和歷史進步的說辭都無法徹底掩飾的社會現實——由於“私慾被以追求最大利潤為目標的商品經濟所鼓勵張揚，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人的本性和世界秩序”。在斯威夫特看來，培根和牛頓之流的科學家便是為虎作倀的工具。
科學家的形象遭到惡意嘲諷並被肆意醜化，還因為在這樣的時代，科學家們並沒有將科學知識大量應用於生產實踐。雖然十七世紀產生了伽利略、哈維、波義爾、牛頓等偉大的科學家，但他們並非無神論者，也無意推翻基督教神學的傳統教諭，其科學實踐也不廣泛。而斯威夫特恰好生活在科學研究正在勃興，而工業革命尚未全面展開的年代：小說家生於 1667 年，死於 1745 年。英國的科學熱第一次在全國廣泛流行是在斯威夫特出生之前，而科學真正運用到社會實踐是從十八世紀英國皇家學會（科學院）成立以後才會開始。
斯威夫特在書中的描寫看似荒謬可笑，但的確是當時“科學至上”觀念的真實寫照：人們用一種數學化和機械化的思維方式來看整個世界，使科學凌駕於人性之上，“人類的生存模式變得與機械運行的方式相一致”，而“自然的定量化，導致要求根據數學結構來闡釋自然，將現實同一切內在的目的分割開來，從而將真與善、科學與倫理分割開來”。人們對科學的期望也越來越高，科學似乎變得無所不能，這在某種程度上刺激了科學家發明慾望的無限膨脹——皇家學會的科學家曾試驗過永動機和萬能藥，結果當然一事無成。科學主義的擁躉忽視了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和科學技術的負面作用：科學狂人會不擇手段地實現自己的研究計劃，甚至會將科研成果用於某些邪惡的目的，明顯有悖於科學研究的初衷。火藥的巨大威力本來可以用來促進工程建設，但格列佛卻向巨人國國王誇耀它驚人的破壞作用：消滅軍隊、擊沉船隻、炸燬房屋、摧毀城牆……火藥這一近代科技進步的重要標誌，被描述成人類自相殘殺的工具，這也是當時歐洲社會的真實寫照。
事實上，就在歐洲人相信理性時代已經到來、將理性等同於真理的時候，他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其實正在編織著理性的神話，播撒著歷史非理性的種子。當代法國思想家埃德加·莫蘭曾指出，歐洲人奉若神明的理性並不是真正的理性，而是理性普遍論與經過合理化加工的歐洲中心主義的混合產物。一方面，理性主義同人本主義接軌，後者從理性的角度肯定了人類的價值，認為人生而具有理性，都有獲得自由的權利，因此強權、暴政和一切不合理的制度都應當被廢除；然而另一方面，歐洲人並不願意真正平等地對待歐洲之外的其他民族和文化，因為正如薩義德所言，歐洲文化的核心其實是“使這一文化在歐洲內和歐洲外都獲得霸權地位的東西——認為歐洲民族和文化優越於所有非歐洲的民族和文化”。如此一來，理性主義和人本主義潛在的適用於全人類的普世性質，與這種根深蒂固的歐洲中心主義，就產生了尖銳的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當判斷科學研究是否有用、是否可行之時，斯威夫特這樣的諷刺家往往是根據常識來進行判斷，而科學家則更傾向於依靠專業知識和直覺。當然，常識並不是一項用來判斷科學研究是否合理的可靠標準。對科學研究長期保有興趣且對歐洲科學進展瞭如指掌的斯威夫特對此自然也心知肚明。其實，斯威夫特真正反對的不是科學，而是科學方法的濫用——具體而言，是反對將科學的研究方法運用到人類一切知識領域，尤其是人文藝術領域。在近代歐洲，笛卡爾首先嚐試用數學模型構建科學方法論，認為科學的研究方法適用於哲學研究，也適用於探求所有學科的一般真理。笛卡爾科學方法論的基礎是人的數學理性，它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認識自身理性和外部世界的全新視角，但笛卡爾並沒有意識到人類理性的侷限性，也沒有認識到理性獨裁所產生的嚴重負面後果，是所謂“啟蒙的神話”。在笛卡爾思想體系形成之初，他的同胞、與他同時代的哲學家帕斯卡就駁斥了他的唯理主義認識論，認為這一學說過於倚重科學，並強調單憑理智並不足以認識人生。帕斯卡在他的鉅著《思想錄》中寫道：“科學的虛妄——有關外物的科學不會在我痛苦的時候安慰我在道德方面的愚昧無知；然而有關德行的科學卻永遠可以安慰我對外界科學的愚昧無知。”由此可見，理性的數學方法雖然適合自然科學研究，但卻無法量化和計算人的精神生活與內心感受；自然科學在探求人的本質，構建人類道德體系和人類精神家園方面可謂毫無用處——上述這一切問題，在啟蒙人文主義者斯威夫特看來，都必須訴諸人文科學教育方能迎刃而解。而這或許也正是他創作《格列佛遊記》等一系列諷喻作品背後的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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