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國》是柏拉圖最重要的哲學著作之一，該書集中體現了他的奴隸制階級貴族制的政治理想，該書也是他的以理式論為核心的文藝思想體系的基礎。我覺得，該書第十卷是全書的核心之一，尤其值得精讀。
這卷大約2500字的篇幅點到了柏拉圖的文學就是政治的觀點，並著重以三種床的比況來解釋抽象的理式論。
柏拉圖說，有三種床，一種是自然中本有的床，由上帝制造的；另一種是工匠製造的；第三種床是畫家制造的。他總結說：“模仿者離真理很遠。”
在柏拉圖的哲學中，上帝創造的理式是萬物的摹本，感性世界是對理式的第一次模仿，藝術世界是通過對感性世界的模仿來體現理式，也就是說，藝術世界是對理式的再模仿，而“模仿者只能觸及到事物的一小部分，或形象的部分”，因而，上帝關於床的理式是真實的床，工匠根據理式製造出來的感性的床離真實的床有一段距離，而畫家模仿工匠造出的床而畫的床離真實的床就更遠了。由此，他又以荷馬為例，認為無所不知的偉大的荷馬，固然把對象描繪得非常出色，但是他也同樣與作為理式的真理隔了兩層，從而通過幻覺欺騙讀者。
英國當代哲學家拉曼·塞爾登用“想象性再現”這個概念來概括柏拉圖的理式論，這個詞組雖然沒有概括出理式論的精髓，但也算精闢。
理解了理式論，我們就不難理解柏拉圖的文藝即政治觀。
柏拉圖反對雅典的奴隸主民主制，希望實行奴隸主貴族制，這體現了柏拉圖以完全的奴隸制取代舊的原始社會氏族制殘餘的理想，這應該說是進步的。那麼，怎樣建設奴隸主貴族制的“理想國”呢？柏拉圖把國家公民分為三等：靠智慧支配一切的奴隸主貴族、靠勇敢維護奴隸主貴族專政的軍人和靠節制服從奴隸主貴族統治的農夫與手工業者。當然，奴隸不算人，不在三等人之列。
由於藝術是對理式的第二次模仿，因而藝術遠離了理式，藝術中的情慾主動迎合人性中脆弱的部分，那麼，藝術就會使奴隸主貴族的智慧受到矇蔽，使武士的意志受到削弱，使農夫和手工業者的情慾得不到節制，從而影響“理想國”的穩定。因此，柏拉圖在第十卷的開頭這樣寫道：“我們的城邦制度有許多出色的地方，其中想起來最使我高興的是對詩歌的規定。”他規定的什麼呢？他一方面要讓人們知道文學所模仿的源頭是理式，使人們不至於在被文學迷惑時喪失了判斷力；另一方面要求文學通過描寫神的偉大和完美無缺達到對奴隸主貴族制的“效用”。這樣，文學就不能自由抒發作家的性情而成為政治的傳聲筒了。
我們不能說柏拉圖的以理式論為基石的文學模仿說是正確的，也不能說柏拉圖由模仿說和他的理想國思想相結合提出的幾乎可以取消文學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是，我認為，柏拉圖是偉大的，他的這些觀點中的合理因素就足以成就他的偉大。其合理因素至少有三個：首先，模仿說強調了作家與所表現的對象之間的互動關係，強調了作家主觀能動性的巨大和“可怕”。其次，他關於文學是模仿的模仿的說法，實際上肯定了文學形象與其原型之間存在著空白，這是文學能夠不斷走向完美的動力所在，而這些“空白”同時也是文學對接受者的巨大吸引力之所在。第三，柏拉圖的文學即政治的觀點固然極端，但是，他看到了文學對政治的促進作用和政治對文學的改變作用，這無疑是對的，這有利於文學與時代主流政治思想共呼吸，沿著正確的方向服務人類社會，而不至於變成旁門左道或者譁眾取寵的雕蟲小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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