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提到九一八事變，就不能不提到張學良。在大家普遍的映像中，張學良與九一八事變的關係就是張學良尊奉蔣介石的命令不抵抗。但事情遠沒有這麼簡單，九一八事變可以說與張學良緊密纏繞。事變前，張以無知者的無畏和自己都承認的無能創造和加速了九一八事變的爆發。而事變爆發後他又以軍閥的自私與懦弱違抗中央政府抵抗的命令將東北拱手讓人。可以毫不誇張地總結——張學良就是九一八事變中國最大的罪人。
皇姑屯事件到東北易幟：中國得到最好外交環境
原本試圖繼續進一步竊取中國東三省利益的日本政府，在關東軍皇姑屯事件幫倒忙自亂陣腳的干擾和東北易幟事件的進逼下，已經被迫追求維護已得利益的防禦態勢。
東北易幟讓日本政府更加被動
皇姑屯事件關東軍幫倒忙自亂日本政府陣腳
在張作霖多年來引狼入室的賣國之下，日本在東三省獲得了大量的利益，被稱為“滿蒙利益”，日本也將東三省視為“滿蒙生命線”。
1927 年，廣東國民政府的北伐節節勝利，奉軍的敗退和中國統一的趨勢震動了一向把中國的滿蒙視為自己生命線的日本。田中義一組閣不久即出兵山東阻止國民革命軍北進，而且召開東方會議研討對付張作霖和解決滿蒙問題的方法，做出了 “萬一中國戰亂波及滿蒙，有害及日本特殊權益之處時，不問其為中國之任何方面，日本均將對之採取適當措施”和 “對張作霖鐵路土地商租及違約問題繼續交涉”之決定。
田中這麼做是因為他認為在南北對抗不利，北伐軍大舉北上的形勢下，只要日本“馴服”有術，已經有點“不聽話”的張作霖仍會“回心轉意”。在他們看來這個合作多年的代理人仍有相當的利用價值，仍然是華盛頓體系下日本攫取在華利益的最佳代理人選。
因此田中希望在蔣介石統一中國本土之前，有必要使張作霖先同意商租權和敷設滿蒙五鐵路的問題。如果用條約的形式保證了這些權利，那麼，即使革命波及滿蒙，田中自信日本能使那時候的當局無論是張還是蔣承認這些條約。
為防止或延緩革命軍的北進，日本外務省採取公開支持張作霖的路線，“讓張迅速返滿，以便維持東三省治安”，在此情況下，山本條太郎來到北京強迫張簽署五鐵路合同，張因日本有掩護他撤回關外且幫助阻止北伐軍出關的許諾，5月7日同意秘密簽署，5月13日簽了延海、洮索兩線合同，5月15日簽了吉敦延長線、長大線合同，這4條鐵路定於3個月後開工，吉五線則留待去奉天籤。正是這個留有尾巴且沒有換文的密約成為後來日本向張學良多次要求交涉的依據。關於《滿蒙新五路協約》的簽訂，山本條太郎曾得意地說：“這等於購得了滿洲，所以不必用武力來解決了。”
與田中內閣的打算不同，日本關東軍的打算是除掉張作霖，在東北製造動亂，於亂中建立親日政權。6月4日張作霖從北京乘專列撤至皇姑屯時被關東軍過激分子秘密炸死，是為皇姑屯事件。該事件發生後，東北局勢並未朝著肇事者關東軍所希望的亂中取勝的方向發展，反倒是打亂了田中的外交部署。特別是《滿蒙新五路協約》的簽字文本在皇姑屯的炸車中隨張作霖的列車灰飛煙滅，令田中長時間來的努力頓時化為泡影。之後日本所有試圖讓張學良承認此條約的努力都相當於從0開始。
以田中為首的逼張派根本沒有料到關東軍真會幹掉張作霖。據田中義一的長子田中龍夫（原眾議院議員）說：田中首相接到這一情報時，正在吃飯，不由得摔掉筷子冒出一句：“糟了!”，他非常憤怒地說:“陸軍幹出這種事來，使我們的計劃化為泡影”。——豬一樣的隊友完全幫了倒忙，田中原本絲絲入扣的計劃頓時陣腳自亂。
東北易幟日本更加被動
而更加讓田中內閣被動的是“東北易幟”。
日本對於“東北易幟”南方國民政府的態度，在1928年7月16日林久治郎特使拜訪張學良的時候已經徹底揭露：林十分清晰地表達了這一立場，他說：“（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國在東三省保衛既得權益方針是絕對不能兩立的,與南方合作就無異於同我國對抗。”
對於張學良易幟的謀劃，日本方面的對策主旨是“堅決阻止東三省政府同南方合作”,並軟硬兼施。一是向張學良強硬表示,“如果同南方妥協,將嚴重傷害兩國關係”;一是採取收買策略,“假如張學良不傾向南方,恪守保境安民的中立態度的話,日本願支持張學良的現在地位,並考慮協助抵抗南軍的進攻”。
日本在東北易幟時間上的強硬（也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引起了英、美各國的不滿，他們以日本干涉中國內政違反華盛頓條約，向日本政府一再施加壓力，日本在野黨也乘勢指責田中內閣的對華政策，加強了反對田中內閣的活動，田中內閣開始陷於內外交困的境地，在國際輿論的壓力和日本國內形勢的演變下，1928 年 11 月，田中不得不暫時有所收斂了對中國東北易幟的干涉，在日皇加冕典禮上，特向張學良派去的特使莫德惠等人承認東北易幟是中國的內政問題，表示: “東北易幟事，只要維持日本在滿蒙的既得利益即不反對。”這一表態標誌著，原本試圖繼續進一步竊取中國東三省利益的日本政府，在關東軍皇姑屯事件幫倒忙自亂陣腳的干擾和東北易幟事件的進逼下，已經被迫追求維護已得利益的防禦態勢。
而很快，在田中內閣倒臺後，濱口雄幸組建的內閣中，整個20年代主持日本外交提倡融入華盛頓體系，對中國不干涉內政的幣原喜重郎再次擔任外相，新內閣宣佈：“刷新日中邦交，敦睦善鄰之誼為當前一大急務”。東北的外交態勢進入最有利的環境中。
無能的代價：張學良浪費最佳外交態勢
1929年5月1日，在旅順召開的關東軍“情報會議”作出結論：張作霖死後，日本解決滿洲問題，除行使武力之外，別無選擇。
張學良的無能使得奉張集團獨特的政治位置沒能發揮作用。
張學良所在的位置本可承擔外交緩衝作用
在張學良面前的，是一個微妙的外交格局。一方面6月9日，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完成了北伐。在濟南事件後的日益高漲的反日民族運動推動下，7月7日國民政府宣佈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國掀起了收復國權運動的潮流。
另一方面，日本方面的表態言猶在耳“（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國在東三省保衛既得權益方針是絕對不能兩立的,與南方合作就無異於同我國對抗。”、“東北易幟事，只要維持日本在滿蒙的既得利益即不反對。”
兩者之間是絕對的對立：日本追求的是保護已有的“滿蒙利益”，而南京國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廢約”、“收復國權”則不能容忍日本的“滿蒙利益”。
兩者之間的絕對對立，同時也提供了極大的外交縱橫捭闔的空間。東北易幟後的張學良集團，正好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服從南京國民政府，但在財政、外交、軍事、交通等各方面又保有相當的獨立性，正可在日、蔣間予以外交彌縫填補，以保證東北領土主權的安全：一方面擺出與日本可以合作的態度，使日不會因“滿蒙利益”斷然無望而鋌而走險，破壞華盛頓合約對東北進行直接軍事佔領——就是後來九一八事變發生的那樣；另一方面則可利用外交態勢的改善，經由談判漸次回收被張作霖大賣特賣的權益。同時也給予幣原在“滿蒙利益”上實際交涉的“外交成果”，從而使其可以壓制日本國內的激進派力量。
如此操作，需要操作者本身具有長遠的政治眼光和真正的政治智慧，以及圓滑、靈活的外交手腕。
而張學良恰好不具備。
張學良的無能導致無法勝任
張學良曾說：“我父親是想和日本合作的，我自己也是同一心情。但幹這種事的正是日本人，我怎麼還能與日本合作呢？換句話說，我父親與日本人合作被殺了，如果我還和日本合作的話，那不是我比我父親更容易被暗殺嗎？因此我不能和日本合作，合作就是賣國賊”。
這段話實際上承認了其父張作霖的賣國賊身份。但另一方面也說明的是，他真正是因為“不是我比我父親更容易被暗殺”而“不敢”。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沒有這個才能。
對於接任其父的職務，張學良一直以自己資歷不夠推讓不就，他剖析自己不堪重任時說：
“我的性情：放逸、急躁、嫉惡如仇、不能容忍。徒有求治之心志，而乏治理之才能，不適于軍政大任。”
這話非推脫之語，而是實情。
張學良面對的政治變局比張作霖時代更加變幻莫測。而其需要面對的對手，無論是已經在東北獲得巨大利益的日本，還是北伐氣勢正盛的國民政府，都比張作霖一直要面對的對手更加強大和難纏。張作霖的死已經證明，他那種小聰明加流氓式的外交手腕已經無法應對，更何況連小聰明都沒有張學良？
而張學良麾下，又繼承的是瀕臨絕境、僅靠一點封建意識和死者餘威勉強維持的政治集團。
張學良由此從心底發出慨嘆：“我沒有我父親的能耐……我應付不了。”
沒能耐、應付不了——這是張學良的真心話。
於是，張學良的選擇，讓最好的外交態勢得到了最差的結果。
因為自覺應付不來，張學良面對日本方面的外交交涉，乾脆直接踢給國民政府處理。本來外交方面,總的說權力歸於中央政府,但東北亦有自行外交活動。張學良與蔣介石商定,東北外交完全歸中央辦理,而在內部決徵詢張學良之意見。此後南京政府控制了東北的外交機構並直接任命東北外交官員。到九一八事變前夜的萬寶山事件時,南京政府外交部稱,萬寶山事件是地方事件,由地方當局處理,但當時負責對日交涉的是外交部駐吉林特派員鍾毓,對日交涉是在南京政府的主導下進行的。
又如面對日本對《滿蒙新五路協約》的交涉，張學良聲稱鐵路交涉問題須由中央政府作主，而南京國民政府早在 1927 年 11 月 23 日二次北伐前發表的四項聲明裡第三條 “未經國民政府參與而進行修改和批准的條約一律無效”; 第四條 “有關中國的條約而國民政府未曾參與者，對中國無約束力”。此後，但設此類交涉張學良就以“需要國民政府的同意”之語迴避日方提出的要求。張學良自己固然不再有責任，但原本可以在日、蔣間起到的外交緩衝作用也就完全不存在了。
張學良的不願和不能作為，讓態勢回到了日蔣直接對立的狀態：日本視為必須守住的既得“滿蒙利益”蔣政權視為必須不能存在，雙方連談判的空間也不存在。連一直以來對華使用不干涉內政協調外交的幣原，也對此束手無策。
幣原決定先解決現實問題，同中國締結關稅協定，對棘手的“滿蒙懸案”日後待機提出再議。1930年1月11日，日本代理公使重光葵與中國外長王正廷簽訂《中日關稅協定》，南京接受在3年內不增加主要日貨關稅，並允償還“西原借款”等舊債。日本承認中國關稅自主權。重光葵在其著作評論道：這是“幣原外交”的“全盛時期”。1930年，“日本政府和軍部都同國民政府建立了良好關係”。兩國邦交“開始走上了正軌。”
但事實上，“良好關係”只是假象，雙方在最核心的“滿蒙利益”上沒有談判空間，原因在於，本來可以存在的緩衝空間，被張學良的“應付不來”和“不能”直接壓縮為零，幣原也只有一招“拖”而不決。
也因此，向以“協調外交”為標榜的幣原外交，屢屢被國內激進勢力抨擊為 “軟弱外交”、 “迎合外交”。1931年1月24日，滿鐵總裁松岡洋右在日本國會上公然提出：“滿蒙問題關係到我國的存亡問題，是我國民的生命線，無論在國防上、經濟上均是如此”，接著，松岡質疑 （濱口）內閣 “成立一年半以來，究竟在滿蒙之地有何作為？”指責幣原外相 “絕對無為的旁觀主義”。幣原喜重郎答辯稱， “對松岡君的批評感到意外”，並闡述他的 “外交經濟化”。但幣原的辯駁毫無疑問是無力的，日蔣雙方在“滿蒙利益”問題上勢同水火已經人盡皆知，並在日本國內引起了巨大的要求“強硬”的民間呼聲。
關東軍倒是在1929年就已經明白地認識到張學良不願也無能作為的最終結果。1929年5月1日，在旅順召開的關東軍“情報會議”作出結論：張作霖死後，日本解決滿洲問題，除行使武力之外，別無選擇。
九一八事變不發生，東北不淪陷的可能，就這樣被張學良揮霍了。
無知者無畏：張學良的妄想和蠻幹促成蘇日聯手
即沒有能力，又沒有自知之明，不自量力的張學良，坐鎮東北這個各方利益錯綜複雜的敏感地區，結果只能是外交慘劇。
中東路事件是張學良一手製造的外交慘劇。
張學良為何製造外交慘劇中東路事件
20世紀2、30年代的東北是這樣一幅勢力格局。日本和蘇聯均在中國東北擁有之前條約規定的權利，兩大強國分南北將東北納入其勢力範圍，並極力排除有第三家列強勢力進入東北的可能。中國作為東北主權的擁有者，因為國力孱弱，只能容忍兩者勢力的存在。而美英等列強，雖然在國際上有重大影響，卻因勢力沒有進入東北而無法直接處理東北事務。
在這樣的環境下，作為實力最弱的中國，應當持怎樣的立場呢？無論是與日蘇兩方哪一方結盟對付另一方，還是持中立態度以便利用日蘇雙方的矛盾，都是在情理之中的選擇。以當時中國的國力，一旦發生單獨與兩強之一的直接衝突已經是外交失敗了。
還能有更失敗的嗎？
有，而且這種最失敗的情況恰好就是歷史本身：張學良試圖靠自己打敗日本也打敗蘇聯——而且是同時翻臉。
這就是中東路事件，關於中東路事件，上期《重讀抗戰》中我們已分析過。但從張學良的角度上看，中東路事件尤其能體現張在整個走向九一八過程中的責任。
對於中東路事件，晚年的張學良回憶時直陳是自己挑釁挑起的。
張學良在回答採訪提問時說：“那後來有了所謂“中東路事件。中東[路]這件事，你那天問我是誰挑釁，換句話，不是人家挑釁，是我們挑釁。”
作為最弱的一方，直接向日蘇兩個強大得多的勢力之一挑釁從而挑起事端已屬匪夷所思。張學良究竟是如何想的？對此，張學良在口述史中直白地說明了：“那時候，可以說是我大膽的作風。當時我想要樹立自己的威權，總要把日本打敗，或把俄國打敗。那時，我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
“不自量力”四個字的自評可謂恰如其分地反映出1929年的張學良是個什麼樣的心態。也就是說，當時的張學良根本對日本、蘇聯有多強，自己的東北軍有多孱弱沒有一點概念，才會生出這樣的妄想。
可是，張作霖是日本人炸死的，東北易幟，滿蒙利益，一直以來令對張學良威逼利誘，令他頭疼的也是日本，張學良自己也說“總要把日本打敗”。張學良的一系列舉措，也在事實上一改其父與日本合作的態度，處處不合作，與日本撕破了臉。那麼張學良為什麼不打日本人，卻去打與他矛盾並沒有那麼深，更不是無法調處的蘇聯呢？
對此，張學良回憶中東路事件時是這樣解釋的：
“我怎麼會跟俄國……因為那時我看，日本我們自己打不敗了，所以我的目標是要跟俄國打……我就想站起來……也是對日本一個表示，我敢打。”
為了向日本示威“我敢打”，張學良選擇了向蘇聯挑釁挑起事端，最弱的奉張集團選擇盤踞東北的蘇日兩強國同時翻臉。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邏輯，只能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張學良既不知己（奉張集團無論在蘇還是在日面前都是弱小），也不知彼。為了向日本現實“我敢打”而去挑釁蘇聯的下場只能是頭破血流。
對此，東北軍內部也怨聲載道：“有的說：‘東聯孫吳，北拒曹操，乃策之上也；而今東抗孫權，北拒曹操，是乃走麥城之路也！’”
誰都明白的道理，對“不自量力”的張學良來說，是聽不進去的。即沒有能力，又沒有自知之明，不自量力的張學良，坐鎮東北這個各方利益錯綜複雜的敏感地區，結果只能是外交慘劇。
但，慘劇不僅僅是張學良的慘劇，也是中國的悲劇。
中東路事件造成的嚴重後果
中東路事件的後果之一，是如上期《重讀抗戰》所述，暴露了國民政府對“滿蒙利益”的底牌——動用武力強行收回條約規定的利益。這使針鋒相對動用武力強佔東北一勞永逸解決滿蒙問題成為日本的必然選擇。
1929年7月，張學良派出武裝強行收回中東路。
1929年7月，關東軍參謀長石原莞爾提出以“世界最終戰爭論”為前提，武力佔領“滿蒙”的“石原構想”。
這不僅僅是時間上的巧合。
中東路事件的另一後果，是日蘇聯手對付中國。原本在爭奪東北上利益對立的日蘇雙方，在面臨自己在東北的利益將被中國動用武力強行收回的挑戰時自覺聯手，站在同一立場上相互支持對付中國，這點上期《重讀抗戰》也說到過。兩強聯手對付一弱，東北的命運可想而知。
甚至，連九一八事變的形式，都與中東路事件有密切聯繫。正是張學良、蔣介石選擇悍然撕毀條約動用武力強行收回鐵路，讓華盛頓體系下講究遵守條約，在條約約束內依靠公開外交解決問題的列強全部站在了蘇聯一邊，抨擊中國。使得關東軍在設計九一八事變時特意設計了栽贓中國軍隊炸燬日本依據條約獲得的南滿鐵路這一安排，試圖將九一八事變打扮成中東路事件的翻版，使世界輿論認為是中國再次撕毀條約武力收回鐵路，從而將侵略偷天換日成日本保護正當利益的合理軍事行動，而這個設計，在九一八事變初期，獲得了非常成功的效果。
從這個角度上說，九一八事變的導演，一半是石原莞爾，另一半，卻是張學良。
這一切，禍源居然都是張學良的“不自量力”……
莽夫變懦夫：嚇破膽的張學良抗命不抵抗丟掉東北
九一八不抵抗的責任，無論從旁人分析，還是張學良自己認識，都毫無疑問在張學良身上。
九一八事件中東北軍不抵抗的行為，張學良的責任推不到蔣介石頭上去。
張學良的態度急轉
如果說，張學良能夠始終保持他“不自量力”的狀態，始終對日本保持那種“我敢打”的狀態，那麼，雖然他依舊是個缺乏能力，沒有自知之明的莽夫，但仍不失為抵抗到底的一條漢子。
但事實上，他不是。中東路的慘敗使他嚇破膽，他終於明白他的東北軍有多弱，而列強的軍隊有多強。
他的論調從此180度大轉彎。原來那個信誓旦旦，自信滿滿地“我敢打”、“想要樹立自己的威權，總要把日本打敗，或把俄國打敗”的憤青張學良不見了。
取而代之的，是他開始信奉“開戰必敗”。
張學良認為東北軍的實力不足以對日作戰,貿然對日作戰必然失敗。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發生時,東北軍主力正在關內支持蔣介石進行中原大戰,“東三省駐兵減弱”,防務空虛,張學良對與日作戰更全無信心。7月6日,張學良致東北政務委員會電文中還說：“此時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
敗則日方將對我要求割地償款,東北將萬劫不復”。7月10日,致外交部次長王家楨電,言“若有衝突,將重蹈旅順、大連之覆轍,致使滿蒙為日本人所佔領則是明顯的,所以我方應該避免衝突”。
既確信打不過，張學良又無權（外交權力已經上交國民政府）無能彌合與緩衝日蔣間源於“滿蒙利益”的對立，能夠做的，就只能嚴命部下“避免衝突”，以防“釁自我開”，從而給日軍動武的口實。而事實上，無論張學良還是蔣介石也都明白，日本離動武也就只有一個口實的距離，他們也因此同樣確信，當時不是對日開戰的好時機。這就是九一八事變前無論蔣還是張，都三令五申部下的中國軍隊“力避衝突”，不給日本以動武的口實。此為他們當時唯一可以應對的措施。
但口實你可以不給，不代表對方不能製造。九一八事變正是關東軍栽贓嫁禍製造口實發動的。而第一時間未能知悉對手製造了口實的中國方面，依舊保持“力避衝突”，不給口實的原則，自然就成了遺下罵名的“不抵抗”。
現在證明九一八前後蔣、張佈置了“不抵抗政策”的兩條最有力證據是當年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秘書處主任洪鈁和東北軍旅長何柱國二人的回憶。
洪鈁回憶：1931年8月16日蔣介石曾致張學良一電（稱“銑電”），謂：“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與民族於不顧。”張學良曾將此電轉知東北各軍事長官一體遵守。
何柱國回憶:9月12日,蔣介石曾由漢口乘專車來石家莊,張學良自北平乘專車前去,二人在專車上晤談。當時何駐防石家莊,擔任其二人會晤之外圍警戒。會晤後,張氏告何:日軍可能要在東北動手,蔣氏要求張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準抵抗。如果我們回擊了,事情就不好辦了。明明是日軍先開釁的,他們可以硬說是我們先打他的。他們嘴大,我們嘴小,到那時就分辯不清了。”
但這兩條實際上都證明了九一八事變之前，蔣定下的原則是“力避衝突”，不給日軍以開戰口實。
問題在於，就是這兩條所謂“不抵抗”證據，本身也都是有問題的。
洪鈁回憶中之“銑電”，不僅大陸無原始檔案作證，即臺灣所藏《蔣中正總統檔案》中亦查閱不到根據。專家認為：“洪鈁的回憶是否正確,則是一個疑問。”而對何柱國的回憶，專家也考證其不可能發生：9月12日蔣介石整日在南京活動，並未有至石家莊之行程；從蔣、張二人當日的活動看，二人不可能有時間見面。顯然，這些回憶資料的準確性實在堪憂，猶需考訂核實。
張學良要為九一八事件不抵抗負主要責任
九一八事變發生當夜,張學良未向國民政府蔣介石請示。洪鈁、顧維鈞的回憶均記載說:張學良18日夜至19日晨召集會議後,才決定向中央政府報告。蔣介石於事變發生的當天（9月18日）乘艦前往南昌督師剿共。19日晚,在南京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召開臨時會議,決定“電請蔣主席回京（南京）”，蔣介石於9月19日到達南昌後,方得知瀋陽發生日軍武裝進攻之事變。因此在事變發生後的第一時間擔負指揮任務的正是張學良，與蔣介石無涉。
事變發生後,東北邊防軍參謀長榮臻立即打電話向遠在北平的張學良請示應付辦法。榮臻對事變過程的報告中說：“報告張副司令……餘即電話詢問各方,得知日軍襲擊北大營。當即向北平張副司令,以電話報告。當經奉示,尊重國際和平宗旨,避免衝突。故轉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長,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繳械,佔入營房,均可聽其自便等因。彼時,又接報告,知工業區迫擊炮廠、火藥廠均被日軍襲擊。
當時朱光沐(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秘書兼東北電政管理局局長)、王以哲等,又以電話向張副司令報告,奉諭,仍不抵抗。遂與王以哲、朱光沐同到(遼寧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宅研究辦法,決定無論日軍行動如何擴大,攻擊如何猛烈,而我方均持鎮靜。故全城商民軍政各界,均無抵抗行為。守衛北大營的東北軍第七旅官兵是根據張學良的不抵抗命令退出北大營的。
這是無法用事變前蔣介石“力避衝突”，不給日軍以開戰口實這個原則能搪塞得了的。因為九一八事變中日軍已經自己製造了口實，發動的是正式的入侵，而非尋找口實的摩擦挑釁。張學良一則不能判明形式，二則出於“開戰必敗”的認識，面對入侵而非挑釁直接部署了不抵抗，應負主要責任，這是怪不到蔣介石頭上去的。
9月19日蔣介石到達南昌，得知事變發生後立即致電張學良。電報全文為：“限即刻到。北平。張副司令勳鑑：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滬電,知日兵昨夜進攻瀋陽。據東京消息,日以我軍有拆毀鐵路之計劃。其藉口如此。請向外宣傳時對此應力闢之。近情盼時刻電告。中正叩。皓戌。”
從此電看,蔣介石是從上海方面的信息來源得知九一八事變發生的消息,可見所謂張學良於九一八之夜請示蔣介石,蔣命令不抵抗云云,均非可信。蔣介石此時只知日軍在瀋陽發動進攻,尚不知日軍已佔領瀋陽等地的消息。
蔣介石此時對於如何應付日軍進攻,東北是抵抗還是不抵抗,並未置詞,他只是指示張學良與東北當局,要力闢日方散佈的所謂中國軍隊有拆毀鐵路計劃之謠言。這是日軍藉以發動武裝進攻的口實，蔣介石的判斷一下抓住了事變的關鍵核心。
蔣介石於9月21日下午返回南京,即召集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緊急會議,商討對日方略。蔣介石同意19日中央常務會議的處置意見,主張以日本侵佔東北的事實,先行提出於國際聯盟與簽訂非戰公約諸國,訴諸公理,同時團結國內,共赴國難,忍耐至相當程度,乃出於最後自衛之行動。會議決定：“(一)外交方面,加設特種外交委員會,為對日決策研議機關;(二)軍事方面,抽調部隊北上助防,並將討粵和剿共計劃,悉行停緩;(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張繼、陳銘樞三人赴廣東,呼籲統一團結,抵禦外侮;(四)民眾方面,由國民政府與中央黨部分別發佈告全國同胞書,要求國人鎮靜忍耐,努力團結,準備自衛,並信賴國聯公理處斷。”
由於東北易幟後奉張集團在軍事和財政、經濟各方面處於實質獨立狀態，張學良的選擇實際上就是其勢力範圍內的東北戰事的最終選擇。在這個會議上，蔣介石能做到的也只有調兵北上“助防”，以他的實際控制力，無論是明著命令還是私下勸諭張學良進行抵抗，實際上都是沒有意義的。這一點在接著的錦州事件中被充分證明。
換言之，無論蔣命不命令張學良抵抗，只要張學良決定不抵抗，最終的結果就是不抵抗，這也是無法推卸責任給蔣介石的。
對於不抵抗的責任，張學良晚年在回憶時也親口承認是自己的錯誤，不關蔣介石事。他說：“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佔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儘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藉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
替張學良記錄口述歷史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張之宇記載：“張氏曾自疚,告訴筆者：我是封疆大吏,中東路,九一八事件,對蘇、日關係,平時我有自主權,不能說有了事,推卸責任。外間傳說我有蔣（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諭存在於鳳至手中,是扯淡。于鳳至不是那種人。”
張還回憶說：“從前許多學者的研究認為中央的國民政府指示不要抵抗,但其內容並不是不要抵抗,國民政府的指示是‘相應處理’,‘相應處理’是看情況去辦的意思。”
事實上，在自己能控制的區域，蔣介石的態度是——武裝抵抗。
9月22日,熊式輝自龍華向蔣介石呈報請示：“淞滬為通商巨埠,日艦駐舶甚多,交涉萬一不能迅速解決,日方擴大行動,對我要塞、兵工廠及重要機關施行威脅襲擊時,我陸海軍究如何行動?”23日,蔣介石批示：“應當防範。如日軍越軌行動,我軍應以武裝自衛可也。”同日,蔣介石致電軍政部長何應欽,指示對日方略:我應採取正當防範。如日軍有越軌行動,我應以武裝自衛。”
張學良的問題，在於一方面認為以奉張集團的實力，開仗必敗，另一方面，卻視東北華北為奉系勢力範圍，列為禁臠，不願蔣介石勢力進入。這就造成了一種矛盾的心態：論守土有責，則強調必須全國支持，說獲得利益，則力舉奉系勢力。最終變成為保存奉系實力拋棄守土責任，將之推給蔣介石。
東北軍將領于學忠曾建議：“我們雖避免全面衝突,但也應集中幾個旅的兵力,犧牲他三團人,給敵人予打擊,以挫其侵略氣焰,並取諒於國人。”張學良表面答應,實卻藉口推脫。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多次請張學良到南京研商方策或出席會議,多數情況下張藉口身體狀況、公務繁忙不肯赴南京。12月當日軍向錦州進逼時,國民政府又一再命令張學良不能從遼西撤兵,對日軍的進犯進行堅決抵抗。
儘管蔣介石、顧維鈞、宋子文等人以公情私誼,連連致電張,勸說“錦州軍隊此時切勿撤退”,告誡“日人如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前途計,自當力排苦難,期能抵抗”。張卻我行我素,主張“不為瓦碎”,說：“如果是玉碎還可以碎,要是瓦碎則不必”,比全國為玉,東北為瓦。於是東北軍錦州前線軍官聯名通電,指責“中央抗日能力,僅於一紙電文,數張標語,其視我東北將士,不過政治上理應送死之犧牲品而已”。1932年1月3日,張不戰而放棄錦州。蔣介石命令的在錦州的抵抗,由張學良演成不抵抗，丟掉了整個東北。
因此，九一八不抵抗的責任，無論從旁人分析，還是張學良自己認識，都毫無疑問在張學良身上。
皇姑屯事件後形勢微妙的東北，迎來了張學良這位紈絝子弟的入主。沒有能力，沒有自知之明，不自量力，野心勃勃，一遇打擊又一潰千里……這些特質統統集中於這位“少帥”身上，釀成了最大的悲劇，在他的一錯再錯和無能為之之下，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不可改變地稱為了史實。無論從哪個角度，張學良都是九一八事變中國最大的罪人。
閱讀更多 神侃小王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