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难当头，却大师辈出。
这个时代，很像我国古代战国春秋时期，虽然是乱世，却百家争鸣，堪称思想盛宴。
优秀的人总是相互吸引，但同样优秀的人，也会在某件事上互相看不惯。
诸如梁秋实与郁达夫，诸如鲁迅与林语堂。
一、都是才子，惺惺相惜
鲁迅和林语堂有孽缘，最开始感情很好，相互欣赏，可相处下来却发现，彼此的世界观相差太大太大，鲁迅看不上林语堂的独善其身，而林语堂也不赞成鲁迅的死而后已。
当然，这种看不上和不赞成，与梁秋实对郁达夫不一样。梁秋实是打心眼里看不上郁达夫的世界观，而鲁迅和林语堂，并没有到敌对的地步，彼此欣赏，只是承认自己不会选择这样的人生。
真正优秀的人总是懂得，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的自由，看不惯可以，但是绝不插手干涉。道不同，不相为谋便是了。
鲁迅和林语堂的缘分，始于一本名字叫做《语丝》的杂志。他们都是这本杂志的主要作者，当时的林语堂是北京大学英语系的教授，而鲁迅则隶属于教育部，在北大兼职上课。
优秀的人总是惺惺相惜的。
《语丝》主要做杂文、散文，语言风格活泼犀利，唯有真正有特色的人才能获得一片叫好声。无疑，林语堂与鲁迅，都属于语言风格自成一派的大师。
但两个人的友谊并没有持续太久，并非因为撕破了脸，而是世界观从本质上就不同。
林语堂主张“快乐无罪”，即哪怕在最苦难的环境里，也要学会享乐，学会面对自己的内心。但这种享乐主义在当时国难当头的状况下，很容易表现出某种不问世事的自私。这也是为什么鲁迅会说：“我反对的，常常是林语堂提倡的。”
二、国难当头该如何？
国难当头，该如何自处？鲁迅认为，当竭尽全力，为国奉献。可林语堂却认为，在恶劣的环境下，才更需要一片园林，让人们来喘喘气，浅唱低吟。
林语堂不是不知道国难当头，也不是不爱国。
他的文笔下呈现出来的，都是生活细节般的美好，琐碎却温暖，和大格局格格不入，却又真实得让人难以反驳。
林语堂认为，如果人人都叫喊着报国，瞠目结舌，累得呼哧喘气，别说报国了，可能连自己的生活都过不好。这也是他为什么会写这样的文章。
鲁迅则认为，舍小我而要大我，突破愚昧无知才能有民族凝聚力。
“难道国势阽危，就可不吃饭撒尿吗？难道一天哄哄哄，口沫喷人始见得出来志士仁人之面目吗？恐怕人不是这样的一个动物吧。人之神经总是一张一弛，不许撒尿，膀胱终必爆裂，不许抽烟，肝气终要郁结，不许讽刺，神经总要麻木，难道以郁结的脏腑及麻木的神经，抗日尚抗得来吗？”这是林语堂的文章。
而鲁迅却认为，现在的中国不需要这样的担忧，需要的是 “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
乍一看，这两人的观点似乎很不相同，可本质却都是一样的。两个人用自己不同的人生观和行动，来实现自己报国的愿望。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惺惺相惜。
三、道不同，不相为谋
世界观不同的人，不能强行融合在一起。
鲁迅看不惯林语堂，看不惯他的风花雪月。他足够犀利，眼里容不得沙子，却是真正爱国的人。林语堂明白这件事，他用雅来包容，却也坚定主张自己的观点不退缩。
就这样，两人在热烈的友谊以后，进行了激烈的文字辩驳，可两人谁也无法说服谁。后来林语堂全家去了美国，两人便再也没有来往。
但即便如此，林语堂对鲁迅的评价却格外高。
1936年，鲁迅因为肺结核去世，一个月后，林语堂写下《悼鲁迅》一文，文中满是赞美和怀念。
他说，鲁迅和他曾经相交过两次，疏离过两次。但即便是疏离，他与鲁迅之间也没有间隙。他们观点的不同，没有私人的怨气所在，只是因为观点不一，没有是非对错。
他还说，鲁迅和他来往，他非常高兴，鲁迅和他疏远，他也没有丝毫怨言，因为这个人，的的确确值得人尊敬。
晚年的林语堂，数次申请回到祖国，可惜都被拒绝。无奈之下，他转而选择去台北，在那个地方修建了一座他心中的花园别墅，面朝内地，思念终生。
这是大师的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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