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明仁宗朱高熾在位不足一年,歷史評價卻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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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仁宗朱高熾大明朝第四位皇帝,生性端重沉靜、言行識度、喜好讀書,仁愛與儒雅深得皇祖父朱元璋的喜愛,與其父明成祖朱棣一生好武,長年征戰,五次親征漠北的形象反差極大。

明仁宗在位僅十個月,期間偃武修文,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治理上採取的寬鬆治國和息兵養民等一系列政策,使得社會安定繁榮,國力增漸強,開啟了“仁宣之治”,把明王朝帶進了最鼎盛的時期。

(1)執政和軍事才能突出

明仁宗雖然在位時間不到一年,但登基之前,其父朱棣大部分時間都在外征戰和北征,每次出征都將朱高熾留在北京或南京,以皇太子監國,將朝中的政務全部交給朱高熾來掌管。所以朱高熾的當政時間並不短,執政經驗非常豐富,當政期間採取了很多政策緩和了朱棣執政帶來的社會矛盾。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時,朱高熾留守北京,組織起城內僅餘一萬多人的軍隊,積極備戰,憑藉精湛的組織和指揮,以堅忍不拔之志阻擋住了建文帝大將李景隆十萬大軍的進攻,保住了北京城,決定了整個靖難局勢的意義,沒有這場北京保衛戰的勝利就沒有後來的永樂大帝朱棣。

(2)改組內閣,三楊輔政,建立文官政府

朱高熾繼位後,採取了極其開明的舉措,首先進行政治改革,大刀闊斧的對內閣進行改組,影響巨大。以著名的翰林學士和幹練的官員充實行政官署,啟用楊溥為翰林學士兼大學士;他原來的老師楊士奇成了首輔大學士和少傅;楊榮也留任大學士。形成了歷史上著名的“三楊輔政”的格局。徹底改變了過去重皇權輕內閣的局面,讓內閣成為了最高決策機構而非以前的諮詢機構,開創了集體領導和決策的機制的先河,並同時在全國建立和推行正規的文官政府,重點發展社會經濟,改變了朱棣重武輕文的政治策略。這一系列空前的重大改革,確立的全新的發展思路,對社會經濟文化繁榮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3)改革弊政,矯枉過正

糾正朱棣永樂時期司法的弊病,加大中央和地方機構的行政調整和監察力度,裁撤冗官,精簡機構,嚴懲貪汙腐化。對貪官汙吏,科考舞弊等進行了嚴厲的審查。同時,赦免了建文帝舊臣和永樂時遭連坐流放邊境的官員家屬,並允許他們返回原處,又平反冤獄,使得許多冤案得以昭雪。

在科舉制度方面,當時由於南北氣候、水土、物產等自然環境差異較大,以及當時的各種政治社會因素的影響,每年進士之中多為南方人,而北方人天性純樸,忠貞,也是皇家不可或缺的支柱,為了保證北方人可以考中進士,朱高熾規定了取中比例“南六十、北四十”,這一制度一直被沿用至清朝。

(4)減輕徭役和賦稅,廢除苛刑

朱高熾廢除了他父親耗費巨大的各類計劃,力圖讓黎民百姓脫離財政困境。在他短暫的統治時期,他頒佈了幾道詔令,減輕了大量賦稅,取消皇帝徵用木材和金銀等商品的做法,代之以一種公平購買的制度。他還免除受自然災害的人的田賦,並供給他們免費糧食和其他救濟物品。仁宗還為重返故里的逃亡者,免除他們所欠的稅和兩年內的稅和勞役。

朱高熾廢除宮刑等殘酷暴刑,奉行輕徭薄賦,明確禁止對犯人濫用肉刑,慎用株連。建立了最早的死刑複核制度,防止冤假錯案,並要求所有刑罰必須依法判決,且在宣判前要對犯人複查,以減少濫用刑罰。不輕易用刑即輕刑罰的措施也是仁宣之治的一個施政特點,明仁宗在位時期刑部和都察院審判的案件數量大大減少。

朱高熾臨終前留遺詔稱:“朕既臨御日淺,恩澤未浹於民,不忍重勞,山陵制度務從儉約。”明十三陵中,明仁宗的獻陵也是規模最小,修建得最簡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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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二十年多年太子,很不容易啊。而且,朱棣成天浪,他雖然只是太子,但實權是有的,有發揮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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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是古代中國人的倫理觀念,是中國古代重要的道德標準、人格境界及哲學概念。

而明仁宗朱高熾將“仁政愛民”這一理念,始終貫徹在他的執政理念之中。

監國

朱高熾生性端重沉靜,言行識度,喜好讀書。朱棣常常外出征戰,因其身體肥胖,不便隨軍作戰,因此朱棣將他留在後方,讓其監國。靖難之役時,留守北京,以萬人之軍成功地阻擋了李景隆的50萬大軍,保住了北京城。

勤政

通過改組內閣,選用賢臣,裁撤冗官。善於納諫,政治清明。矯枉過正,將建文帝朝官員赦免,平反冤獄,使得許多冤案得以昭雪。廢除了宮刑,停止寶船下西洋,停止了皇家的採辦珠寶。

愛民

處處以唐太宗為楷模,修明綱紀,愛民如子,減免賦稅,開放山澤,供農民漁獵。安撫流民,免其賦稅,妥善安置。休養生息,恢復生產。

仁愛

崇尚儒學,褒獎忠孝。朱高煦曾誹謗朱高熾,致其被訓斥,屬從被囚禁,但他對朱高煦並不仇恨,還在登基後,增加俸祿,加其兒孫爵位。天稟純明,從善改過,友愛兄弟,恭檢愛民。

總評

《明史》贊曰:當靖難師起,仁宗以世子居守,全城濟師。其後成祖乘輿,歲出北征,東宮監國,朝無廢事。然中遘媒孽,瀕於危疑者屢矣,而終以誠敬獲全。善乎其告人曰“吾知儘子職而已,不知有讒人也”,是可為萬世子臣之法矣。在位一載。用人行政,善不勝書。使天假之年,涵濡休養,德化之盛,豈不與文、景比隆哉。

歷史盛讚明仁宗是一個開明的儒家君主,堅持簡樸、仁愛和誠摯。因大力鞏固帝國和糾正永樂時期的嚴酷和不得人心的經濟計劃而受到一致的讚譽。許多政策和措施反映了一種對為君之道的理想主義的和儒家的認識。在位雖不足一年,但為人寬厚,為政開明,發展生產,與民休息。廢除苛政,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文化得到了復興。為“仁宣之治”打下基礎。為後世所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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