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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政策定力，對中國政府而言至關重要。在中美貿易摩擦不可避免、未來衝突可能升級的背景下，中國政府應該把控風險、調結構的目標放在穩增長之前。除了對內加快改革之外，中國政府也應該堅定不移地推動對外開放。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研究員張明，文章首發於FT中文網，2018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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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球經濟迎來自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來最好的一年。在2017年，經濟復甦終於從少數國家擴散到大多數國家，全球經濟呈現協同復甦局面，這帶來了全球貿易與短期資本流動的回暖。在2017年，除美聯儲之外，中國央行、英格蘭銀行也開始收緊貨幣政策，歐洲央行、日本央行相繼釋放會在未來收緊貨幣政策的信號，全球央行的貨幣政策由分化轉為集體收緊，這也是美元指數顯著回落的原因。在2017年，歐元區大國在選舉方面的政治風險沒有變為現實，荷蘭、法國、德國的國內大選中，極左與極右政黨最終都敗給了主流政黨。在2017年，地緣政治衝突最終被證明是可控的，無論中東問題還是朝核問題最終並未釀成大的衝突。
2018年上半年，全球經濟卻急轉直下，呈現出如下新的特點：第一，全球經濟由協同復甦再度轉為分化。在發達國家中，除美國經濟依然維持較高增長外，歐元區、英國、日本經濟增速均呈現顯著回落態勢；
第二，隨著全球經濟增長重新分化，全球貨幣政策也由預期中的集體收緊轉為重新分化。目前，僅有美聯儲仍在持續收緊貨幣政策，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已經開始發生調整，歐元區、日本央行也推遲了收緊貨幣政策的計劃。全球貨幣政策由多家收緊轉為美國一家收緊，這也是美元指數在2018年重新走強的重要原因；第三，全球地緣政治衝突明顯加劇。美國在2018年第2季度宣佈退出伊核協議的行為，直接將全球油價中樞水平推高了每桶20美元左右，並給全球經濟帶來新的滯脹壓力；第四，中美貿易摩擦明顯加劇，並有在未來繼續升級的態勢。中美貿易摩擦將會削弱美國、中國等增長較快經濟體對全球其他經濟體的需求外溢效應，從而不利於全球貿易與全球經濟的復甦。客觀而言，儘管事先確有一些徵兆，但中美貿易摩擦從2018年3月至今如此激化，卻是之前大多數人沒有預料到的。從經濟基本面來講，2017年全球經濟協同復甦，導致美國的貨物貿易逆差在2017年重新達到8000億美元以上的歷史峰值，這是特朗普政府挑起貿易戰的背景之一。然而，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貿易摩擦，有著更深層次的目的與訴求。筆者認為，
中美貿易摩擦的表面原因，是中國對美國有著龐大的貨物貿易順差，而美國政府試圖通過各種措施來降低這一貿易失衡。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美國政府對中國經濟的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心存忌憚，試圖通過貿易摩擦來阻斷中國的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最深層次的原因，則是美國政府感受到來自中國的競爭壓力，試圖通過貿易摩擦來遏制中國經濟的崛起，以長時間保持美國經濟的全球霸主地位。目前中國國內存在一種觀點，即當前的中美貿易摩擦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中國政府繼續延續過去韜光養晦、隱藏實力的策略、避免在國際社會與多邊層面與美國進行對抗，中國就可能不會成為美國的眼中釘肉中刺。這種觀點有一定合理性，但卻可能低估了中美貿易摩擦的必然性。事實上，在過去一個世紀以內，作為全球霸主的美國，一直對可能挑戰自己地位的國家心存警惕，竭盡全力來進行打壓。這種打壓與經濟體制與意識形態固然有關係，但更大程度上卻主要取決於兩國之間相對實力的比較。美國除了會打擊經濟體制與意識形態方面的對手，也會打擊自己的盟友。正如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所預測的那樣，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必然會發生衝突，而不論兩國在經濟體制與意識形態方面相同還是相異。
自20世紀之初以來，可能挑戰美國全球領袖地位的國家或國家群體，大致先後包括德國、蘇聯、歐盟與日本。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敗北，主動終結了自己挑戰霸主之旅。二戰之後，美國與蘇聯之間進行了曠日持久的冷戰，直至蘇東解體。而一旦歐盟與日本的經濟實力可能威脅到美國之時，美國也都發動了雙邊貿易戰。通過美歐貿易戰與美日貿易戰，美國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對方經濟的快速增長。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自然是1980年代的美日貿易戰。1985年日本政府被迫簽署廣場協議，同意通過日元兌美元大幅升值來縮小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為了對沖本幣大幅升值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日本央行實施了持續寬鬆的貨幣政策，這最終造成了巨大的房地產泡沫與股市泡沫。當兩個泡沫在1990年代初期相繼破滅之後，日本經濟陷入了三個不景氣的十年。因此，與其說，日本強勁增長時代的終結始於1990年，不如說始於1985年的廣場協議。
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期間中國經濟總量超越日本之後，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就已經引起了美國政府的警覺與重視。事實上，美國政府對華整體政策發生重大轉變的時機，並非發生在特朗普上臺之後，而是發生在奧巴馬總統任職期間。 在奧巴馬政府執政期間，至少有兩個重要的戰略舉措是針對中國而言的。其一，是奧巴馬政府實施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這一戰略的意圖是抑制中國在亞太地區（尤其是南海地區）的影響力上升；其二，是奧巴馬政府大力推動的TPP與TTIP倡議，這兩個倡議的意圖是在WTO之上重新建構一套更高標準的國際貿易投資規則，而把中國排除在外。奧巴馬政府的上述舉動，意味著美國對華總體戰略已經從“接觸”（Engagement）轉為“遏制”（Containment）。而特朗普政府挑起的中美貿易摩擦，事實上延續了而非否定了奧巴馬政府的對華策略。事實上，即使不是特朗普上臺，而是希拉里上臺，美國對華的強硬政策恐怕也不會發生改變。
上述分析意味著，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作為守成大國（美國）與新興大國（中國）之間的摩擦不可避免。即使這種摩擦不以貿易戰的形式表現出來，也會以其他摩擦的形式表現出來。這也意味著，中美貿易摩擦註定會長期化、複雜化，短期內通過達成一攬子協議來妥善解決的概率很低。既然中美貿易摩擦可能長期化、複雜化，那麼中國政府應對中美貿易摩擦的方式就至關重要。總體而言，
中國政府應通過加快改革開放而非閉關自守的方式來應對中美貿易摩擦，應該通過依賴多邊合作而非單純雙邊對抗的方式來應對中美貿易摩擦。中國政府應該按照預定計劃來繼續推動國內結構性改革與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而不應被中美貿易摩擦的外部衝擊亂了方寸。儘管在過去10年，中國經濟增長依然取得了亮麗的成績。然而自2008年以來，幾乎反映經濟增長效率的各種指標（例如勞動生產率增速、全要素生產率、民營企業投資收益率等）均在持續下降。在經濟增長效率持續下降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增速能夠繼續保持穩定增長，這意味著投入了更多的資源。這種模式無疑是不可持續的。此外，實體投資回報率下降，也是過去幾年金融空轉與脫實入虛的重要原因。而能夠持續提升經濟增長效率與實體投資回報率的，唯有結構性改革。
在四年前的三中全會決議中，本屆政府給出了結構性改革的宏偉藍圖。例如，以混合所有制改革為關鍵詞的國有企業改革、以使用權流轉為關鍵詞的土地改革、以市場化與開放為關鍵詞的金融改革，以及對民間資本開放服務業部門等。過去幾年，國企改革、土地改革與服務業部門開放的節奏明顯慢於金融改革的節奏，這既是造成金融空轉與金融資源脫實入虛的原因，也是造成系統性金融風險上升的原因。因此，從2016年底開始，中國政府開始了金融強監管的努力。不出意外的話，在系統性金融風險基本上得到控制之後，結構性改革就會如期展開。
然而，中美貿易摩擦的加劇，使得中國經濟的外部環境顯著惡化。一方面，中美貿易摩擦將會降低中國貿易順差，進而影響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中美貿易摩擦也削弱了國內機構投資者的信心，造成國內股市顯著下跌。換言之，中美貿易摩擦的加劇使得中國的經濟增長與金融穩定均面臨負面衝擊。這恰恰是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從2018年第2季度起開始調整的原因。
目前中國經濟面臨一個新的三難選擇。在外部環境不確定性顯著增強的前提下，中國政府要同時實現控風險與穩增長的目標，變得越來越困難。當前的政策指針正從控風險的一級朝著穩增長的方向在擺動。然而，中國政府必須要努力避免宏觀政策的過度放鬆。一旦宏觀政策過度放鬆，中國政府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努力就可能受到損害，中國結構性改革的節奏也可能再次放緩、甚至暫停或逆轉。
因此，保持政策定力，對中國政府而言至關重要。在中美貿易摩擦不可避免、未來衝突可能升級的背景下，中國政府應該把控風險、調結構的目標放在穩增長之前。事實上，只要沒有出現大規模失業、只要沒有爆發系統性財政或金融風險，中國政府就應該適當容忍經濟增速的下滑，而繼續保持控風險與調結構的方向不動搖。換言之，
中國政府不應該被中美貿易摩擦的爆發亂了陣腳，而應該以我為主，繼續推動系統性風險防控與實體經濟結構性改革。唯有如此，中國經濟才能繼續保持持續較快增長。除了對內加快改革之外，中國政府也應該堅定不移地推動對外開放。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中國政府可以適當加快國內金融市場對歐洲、日本等其他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機構投資者的開放。中國政府應該進一步優化國內外商直接投資環境，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實行真正的國民待遇。中國政府應加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這樣既有利於通過市場對價來引進外國先進技術，也有利於激勵國內技術的自主創新。中國政府應堅定地通過G20、WTO等國際多邊組織來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並積極推動新一輪的貿易與金融全球化。■
本文首發於FT中文網，2018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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