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2019年，王船山誕辰400週年。我們將舉辦相關的系列紀念活動。
說到“王船山”這3個字，天下無人不知曉。在中學歷史教科書裡面，王船山、顧炎武、黃宗羲被稱作明末清初三大儒，作為明清啟蒙思想的先導者，是進入“國史”宏大敘事話語體系之中的大人物。在歷史教科書裡面，王船山還是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辯證法的集大成者和中國古代哲學的最高成就者。
儒家講的不朽，也並不一定需要有宏大敘事的事功。一支毛筆，足以成就千萬年不朽的偉業。王羲之、顏真卿做得“絕”，達到了巔峰極致，成就最高，後人幾千年都無法超越。人人都有這個自由、平等的機會，全靠個人努力奮鬥！上天只獎賞勤奮之人！
從來功不唐捐。王船山當年隱居在山中著書立說，名未顯，德不彰，一生未嘗實現自己的理想，窮困於江湖，老死於荒野。但是，他在學術上所作的貢獻，並未被後人遺忘，於清末民初大顯，德音遠聞五大洲，指引世人奮發前行，推進了社會進步。因此，王船山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擁有崇高的地位。
大凡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會曉得，被後世尊奉為大人物的，大都在世是“失敗”的。像周遊列國而如“喪家之犬”的孔子，儒學的批判者莊子，“一心處兩端”的陶淵明，沉潛下僚的周敦頤，被誣為“偽學逆黨”的朱熹，被誣為“漢奸”的郭嵩燾，等等。
在古代，認識論不發達，知識不對稱，雖然在不斷總結歷史經驗，即使有伊尹強迫太甲懺悔自新一個範例，但是沒有形成一個幾千年穩固的及時糾錯的好制度，更沒有形成一個平臺供諮議、表決少數意見的好制度。一個人的見識，如果與當時情勢不合，難以有生存的空間，也無法提交到一個平臺上來討論，只能躲入山林當清流，被時勢所淹沒。等到一定時間後，反思過去的種種問題，才會追述之前的思想資源，亡羊補牢。
這些清流隱士，道德固然高尚，但是，不合作，躲入山林，卻是失職，逃避責任，也非善事。因此，傳統中國對於“竹林七賢”的推崇是消極的。這一點，胡適早已申說。作為正人君子，應當還是要承擔道命，思考正義論，設計優良規則，積極用世，為天下蒼生爭取合理權利。
我認為，因為古代缺乏系統的認識論，中國古代的“反思”仍有不足，即缺乏對反思的反思。如方孝孺的《深慮論》一文，也揭示了古人的反思之不足。我們總是將一些反思教條化，忽視了條件的不同、時勢的變遷，未能超越到一定的高度。在梅山教地區，菩薩不顯靈，人們會採取潑糞、暴曬、鞭打、腳踏、燒燬等一些形式來羞辱菩薩。近百年來，中國人打倒“孔家店”，便是這麼一種行為。尤其是近現代，“城頭變幻大王旗”，“口號”還是好的，因實施不當，導致不奏效，使得人們不斷把旗幟、口號腳踏在地，總是在反思過去，卻從不對反思進行反思。
檢討歷史，代天選德，推崇先賢，這是一種反思，也是一種歷史審判。因為 “在”的審判無力，因而這種歷史審判總是姍姍來遲。中國古代有一個“史學”傳統，不論是在朝的史官，還是在野的野史家，忠於道命，真實記錄“歷史”，不為權力所左右。有名的範例是董狐、太史簡、南史氏等。“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他們雖然恐懼，但是我們無力實施懲罰，及時糾正錯誤。只有實施對等的懲罰，亂臣賊子才不敢輕易肆意妄為。這是孔子沒有思考到的地方。
以德成神、以德致福。中國古代講“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要求人們“以德配天”。這個“德”，由“道”決定。科學家的知識、技術也是“德”，並且還要有良知審判，具備超越之德。歷史法官代天選民，不問出身，只論道、德，有德者成神。如王船山，是以德成神的典範。
這個問題非常複雜，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的，姑且提出來，以求引發天下同仁的思考。在西方，梵高的藝術地位，也是後來追認的。
貳、學人相關研究之文獻考察
說到王船山的經濟、政治思想，前人早就有相關論述。只因所見有限，精力有限，下面僅僅臚列一些我目前所見到的早期文獻。（這個文獻綜述的工夫，還是將來交給他人來幫我做。）
著作略有：1987年，武漢大學經濟系李守庸出版有《王船山經濟思想研究》一書。2002年，蕭箑父、許蘇民合著的《王船山評傳》出版，其中專列了一章《政治經濟思想》。
論文略有：1981年，鄧潭洲在《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1年第4期）上發表《論王船山的經濟思想》一文。1982年，陶懋炳在《湖南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4期）上發表《王船山經濟思想淺探》一文。1988年，宦再在《船山學報》（1988年第1期）上發表《王船山貨幣思想初探》一文。1989年，曾也魯在《衡陽師專學報(社會科學)》（1989年第4期）上發表《王夫之的改革開放思想》一文。1991年，黃隆順在《衡陽師專學報(社會科學)》（1991年第1期）上發表《王船山與魏源經濟思想之異同》一文；陳遠寧、王興國在《求索》（1991年第5期）上發表《王船山的重民思想》一文。1993年，李守庸在《船山學刊》（1993年第2期）上發表《略論王船山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的地位》一文。
叄、王船山的經濟、商業倫理思想
李守庸認為，王船山是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明清之際最具時代特色的傑出思想家之一。與顧炎武、黃宗羲比較，各有特色，但是王船山遠勝二人。考慮到這只是普及傳播，以下，我也就綜合前人的認識進行簡要闡述。
一，王船山主張經濟自由，尊重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
在《讀通鑑論》卷九中，王船山反對人為干預經濟，說“上之謀之不如其自謀”。在《讀通鑑論》卷十五、《讀通鑑論》卷五中，王船山反對違背經濟規律的“勸課農桑”。在《四書稗疏》《讀四書大全說》中，王船山對朱熹“合作均收”提出了批評，認為人的自利性會導致“共船漏、共馬瘦”的結局，不利於激發經濟創造力。此外，王船山還對傳統“常平之法”提出了批評。
二，王船山主張人身自由，士農工商平等。
明代，手工業者一律編入匠籍，隸屬於政府，世代相襲，實行輪班或住坐為國家服役。工匠世世代代都要當工匠，在技藝傳承方面，雖然有一些優勢，但不符合人道，並且反而成為一種人身奴役，會降低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和扼殺創造力。明朝中期，出現“以銀代役”，但是，流弊不止。因此，王船山主張廢除匠籍制度，還工匠人身自由，給予手工業者自主經營的權利。王船山為此還認為，士農工商平等。
三、王船山以民生為本，認為商業是“立國之資”，“大賈富民，國之司命”，主張發展商業，取消限制，打破壁壘，減少關稅，對外開放，“裕國富民”。
在《黃書》《四書訓義》《讀通鑑論》《噩夢》《宋論》等書中，王船山提出此類主張。
四、王船山主張鼓勵正當消費，甚至於刺激消費，造福於民，還利於民。
在《宋論》裡面，王船山對傳統進行了反思，鼓勵正當消費，甚至於刺激消費，通過消費拉動經濟發展，造福於民。政府還應當通過公共事業建設和鼓勵消費，還利於民。
五、王船山主張“以德治商”，主張對商人進行道德教化，鼓勵商人爭做君子、豪傑、聖賢，因此也對傳統商人的無德之現象進行了批判。
傳統商人也有無德之現象，王船山斥責無德商人是“夷狄”“小人”。“生民者農，而戕民者賈”，“於是而賈人者越國度險，羅致以給其所需，人主大臣且屈意下之，以遂其所欲得，而賈人遂以無忌憚於天下。”“商賈者，於小人之類為巧，蔑人之性，賊人之生，為已亟者也。乃其氣恆之夷狄而相取，其質恆與夷狄而相得，故夷狄興而商賈貴。……夫夷之亂華久矣，狎而召之、利而安之者，嗜利之小人也，而商賈為其最。夷狄資商賈而利，商賈恃夷狄而驕，而人道幾於永滅。無磁則鐵不動，無珀則芥不黏也。”
王船山為商人人格建構指明瞭方向，商人也要追求當君子、豪傑、聖賢，不能墮落為禽獸。
六、王船山主張商人承擔資本的責任，共享財富。
王船山認識到了資本的複雜性。因此，資本者還要承擔資本的責任，捐助處於弱勢的行業和群體，與天下共享財富。
七、王船山主張土地民有制
王船山主張“民自有其恆疇，不待王者之授之”，土地不是帝王私產，帝王不得侵犯生民的土地所有權；為了限制土地兼併，應當改革農業賦稅制度，“以夫計賦役”。
八、王船山主張財富共享制。
王船山主張“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財富並非帝王的私有物，是天下的公有物，天下共享。
九、王船山的義利之辨主張義利並重，公私分明，以公安私。
義利之辨，是儒學的核心要義。王船山義利並重，承認人的自利性和利他性，基於人的自利性和利他性的矛盾統一體而解決義利問題。王船山追求萬世大義、萬世大利。這屬於正義論範疇。
十、王船山的哲學思想為商業認識、商業實踐、商道倫理提供理論支撐。
王船山的哲學思想，以氣為本，以誠為實體，形成一套嚴密的邏輯體系，有體有用，可以作為商人治商的思想資源。馬克斯·韋伯所謂對資本主義有刺激作用的“新教倫理”，在儒學裡面應有盡有。德者，向上向善提升也，儒學是一切的引擎。
十一、王船山提出了“均天下”、“公天下”的正義論，用自由、平等、仁愛等原則設計優良制度，“以天下之祿位，公天下之賢者”，“敬天地之產而秩以其分”，遵循“絜矩之道”。
這是企業、商會制度設計的正義論原則。
在古代，每個王朝總是會有人提出“均貧富、等貴賤”的口號來抗爭，幾百年一次重新洗牌。等貴賤，追求人人平等、自由，還是可以的。控制貧富差距，是應當然，但古代“均貧富”之措施都有所不當，並不是好事，絕對平均主義、野蠻掠奪會扼殺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和損害正義以及毀壞秩序。每個人的綜合能力有所不同，創造的財富有多寡，應當尊重這種自然現象，採取稅收政策調節，讓最不得利者利益最大化。“仁以厚其類則不私其權，義以正氣紀則不妄其授”，“以天下之祿位，公天下之賢者”，任何“位”向人人開放，機會自由、平等。這一點，與羅爾斯《正義論》的主張相似。只是說，如何確保正義論，傳統儒學有些不足。但是，在當今，這些問題都不是問題了。
十二、王船山思想博大精深，平實高遠，有轉入現代的內在能力和外在需求，亟須廣大學者闡述和各界精英實踐總結。
以上只是簡述，還有待於將來一一詳細闡述。
肆、王船山是湘商文化理論的奠基人、湘商文化精神領袖
湘商，這個概念，在清朝末年已經出現。依據目前我所見的史料，較早出現在曾國藩批牘之中。（當然，如有史料追溯更早，也是好事。）在鹽運中，“湘商”一詞是與“湘綱”同義的。據《曾國藩全集》（修訂版）第13冊收錄江督署鹽政科批牘《批湖南督銷局稟湘省岸務與鄂省不同情形》，時間不詳，但應早於曾國藩逝世的同治十一年（1872）。其雲：“前據湘商利順興等稟南撫部院衙門，擬每引提湘平銀一錢二分，藩司，鹽道擬每引各提湘平銀六分，即可照辦，按引扣解。其兩湖督部堂衙門，鄂商既不繳公費，湘商未便歧異，應暫從緩計議。”此曾國藩的批牘中已有“湘商”一詞。光緒二年（1876），沈葆楨向朝廷上《收回淮南引地應遵部議迅速舉行疏》，文中有“湘商”、“湘綱眾商”的兩個同義詞，而戈靖向朝廷上《變通鹽法疏》，文中“湘商”也相當於“湘綱”。在晚清，當時的官府文書、公報、民辦報紙、史志、詩文集、筆記中，“湘商”一詞十分常見。如在湖南人爭辦粵漢鐵路時，湘商走在前列，光緒三十二年（1906）《商務官報》第12期之《商部奏湘商籌辦鐵路並公舉總協理折》就明確有“湘商”這一商群主體。
近四十年來，改革開放，湖南雖有經濟騰飛，但遠不如沿海地區。然出於文化不自信，而學術界在近幾十年來對“湘商”研究不夠，加之沒有推出湘商的典範性歷史人物，使得人們誤以為湖南人只會打仗、從政、從文，不會經商，講湖南人“長於沙場，短於市場”，說過去沒有湘商。如2006年，著名作家王躍文以一篇《尚需時日話湘商》引發空前的討論，認為“自古更無湘商的說法”。王躍文先生是好的作家，但未必是好的歷史學家，他的觀點就經不起證據檢驗。如在揚州的鹽商中，湘商唐倉崧、王輔周、魏次庚均為清末民初八大鹽商之一。其中王輔周為八大鹽商之首。
這二十年，在全國範圍內倡導“湘商”、“湘商文化”最力之人，並以此為職業的人，是社會活動家、商會活動家伍繼延。伍繼延已建構了一套“湘商文化”理論體系，被不少粉絲推尊為“湘商文化”創始人。據新聞報道，伍繼延早在2003年在重慶註冊成立了中國第一家異地“湖南商會”，名曰重慶湖南商會。也有人指出，同時另外有一家異地“湖南商會”註冊成立時間稍早幾個月。此事，我暫時沒有考證。雖然註冊時間晚幾個月，但是在目前於國內外產生了巨大影響的還是伍繼延。這是不得不承認的事實。
在王船山、顧炎武、黃宗羲三大儒之中，王船山的思想對中國近現代史的影響最大，影響了近現代中國的走向。在近現代舞臺上，各派“成功人士”，無不讀了王船山的書，得到了王船山的“保佑”。
王船山早就預測到“吾書兩百年後始顯”，因此王船山的思想在清朝末年蔚然大興。新化大儒鄧顯鶴第一個感應到了王船山，率先領導湖南士大夫建構“湖南人精神”，在湘商的支持下，他負責刊刻了《船山遺書》。因太平軍毀版，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在攻佔南京之後，再次刊刻《船山遺書》，推崇王船山，表彰“湖南人精神”。之後，郭嵩燾創辦思賢講舍，率先祭祀王船山，推崇王船山為湖湘文化的精神領袖，並上奏朝廷要求王船山從祀文廟。之後，湖南人都在詮釋王船山的思想，以王船山的名義幹事業，通過王船山這位精神領袖團結廣大湖南人，激發湖南人的文化自信，鼓勵湖南人勇於擔當，由此全面建構出了“湖南人精神”，讓“湖南人”成為了道德和責任的代名詞，走上了中國歷史舞臺的中心，並使得湖湘文化與日爭光，無比輝煌。
有陝西訪學團問我，嶽麓書院門口有“惟楚有材，於斯為盛”與“千百年楚材導源於此；近世紀湘學與日爭光”兩聯，而歷史學家譚其驤說：“清季以來，湖南人才輩出，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為什麼湖湘文化近現代如此興盛？傑出人才燦若群星？是地氣使然？我答覆是：讀了王船山的書、得了王船山的保佑使之然。
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志士打破了地域文化的邊界，將王船山的民族主義思想當做推翻腐朽清朝、戰勝帝國主義、復興中華文化的理論武器。如孫中山在《中國同盟會本部宣言》中以王船山等人作為民族復興思想旗幟。一時，王船山的著作風行海內外，影響遍及五大洲。在晚清新興人士中，無人不熟讀王船山的書，無人不深受王船山愛國主義的燻蒸。尤其是浙江餘杭章太炎作為大思想家、大學問家，直承王船山而來建構其民族主義思想，也是將王船山詮釋為民族主義者的大功臣。
可以說，王船山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位精神領袖，深遠影響了中國近代中國的走向。從魏源到陶澍，到曾國藩、郭嵩燾、左宗棠、彭玉麟，到譚嗣同、唐才常、梁啟超，到孫中山、章太炎、鄒容、陳天華、秋瑾、章士釗、宋教仁，到楊昌濟、毛澤東、何叔衡、蔡和森、夏明翰……他們無不從王船山的思想中直接、間接獲取啟迪，尤其是王船山的實事求是、經世致用、否認“天命”、趨時更新的思想，激勵著那個年代的人們，思考，奮鬥，改造中國與世界。
清末、民國湘商深受王船山的影響。王船山的著作第一次大批量出版，還是經商致富後的王船山後人捐助的。對於一些知名的湘商而言，像禹之謨、龍璋、黃興、李夑和、楊度、聶雲臺、範旭東這些新興商人，無不是王船山的超級粉絲；像朱昌琳、魏鶴林、劉麟郊、朱紫桂這些老派商人，無不在王船山思想的籠罩下；像王先謙、黃自元、葉德輝這些學者型商人，無不翻讀王船山的著作，崇祀王船山，尊奉王船山。
王船山作為湘商文化理論的奠基人，作為湘商的靈魂、精神領袖，既是歷史的事實，也有現實的需要。在過去，王船山作為湘商的靈魂，鼓勵了湘商爭作君子、豪傑、聖賢，激發了湘商向上向善、精忠報國之心之行，提升了湘商的精神境界和道德修養，凸顯了湘商文化的高貴品格，鞏固了湘商的精神信仰。可以說，王船山是湘商文化的引擎。
新湘商文化的生髮與興盛，有待於今人與後人的努力奮發。未來，各地的湘商都要回歸傳統，重光祖德，以王船山為湘商文化的精神領袖。
至少，2007年發佈的重要文獻《湘商宣言》，其倡導的“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經世致用、兼容幷蓄、實事求是”湘商文化精神，可以說完全是王船山思想的表述。這篇《湘商宣言》屬於伍繼延的“湘商文化”理論體系。伍繼延一直是王船山的超級粉絲，這個人有著傳統“開基作祖”的使命、責任意識與王船山的豪傑精神以及儒家三不朽觀念，又混合著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等複雜思想，試圖當“湘商文化”的“開山祖師”。
在古代的廟堂，只有不祧之祖（開山祖師），才能永享馨香。“祖有功，宗有德”，“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崇拜和祭祀祖宗、英雄、聖賢，既是感恩祖宗、英雄、聖賢的功德，也是希望有人勇於擔當使命和責任。其實，在西方也一樣。君子成人之美，作為一個旁觀者，我選擇鼓勵人向上向善，承認伍繼延表現出來的努力。爭做湘商文化的“開山祖師”這個事情，不止伍繼延一人，還有很多人，並且人人享有自由、平等的機會，全靠個人努力。曾國藩講“不為聖賢，便為禽獸”，我講“爭做聖賢、報國保民”，人間佛教講“爭作菩薩”，爭當觀世音去救苦救難，伍繼延有著爭作湘商文化開山祖師的努力，還是值得鼓勵的。如果伍繼延能有大智慧，繼續高舉王船山大旗，實現理想的可能性還是會大一些。當然，歷史十分複雜，一切又要在百年之後去檢驗，不宜過早下結論。正如禪宗“六祖”的尊號，先是法如，中有神秀，最後才是慧能。
文王夢熊。這一點，我還是期望騎馬走天下的商會活動家伍繼延能擔當大任，“住持”王船山思想，要像曾國藩、郭嵩燾、譚嗣同、黃興、禹之謨、龍璋等人率領湖南人共崇王船山一樣，在海內外鼓與呼，讓無數的新湘商在王船山思想的指引下開闢未來新道路。如運用王船山思想指導湘商修身、齊家、治企。
王船山特重君子、豪傑、聖賢的人格，對商人也有此要求。正如湖南省君子文化研究會會長李利君所言，湘商要成為工商界君子、豪傑、聖賢，可追溯到王船山；而湘商要秉承船山精神內核，一定要立湘商君子品牌！這既是湘商先傑光芒特質的歷史承繼，也是新時代湘商存續發展價值之魂，是湘商挺立華商潮頭之基！我們起草的《湘商新君子宣言》也即將公佈。曾國藩雲：“不為聖賢，便為禽獸。”湘商們要先做君子，再做豪傑，再做聖賢。
湖南湘商文化研究會會長鄭佳明是在學術界、湘商界、媒體界擁有話語權和巨大影響力的紅人。他是王船山的超級粉絲，是王船山思想的播種機，似可用“言必稱王船山”來形容他。他在湖南大學嶽麓講壇曾主講過“走近王船山，循源湖湘文化”，網上還有他的名曰“王船山是中國走向現代的第一個思想家”的訪談錄。檢索鄭佳明的談湖湘文化的文章、講座，無不提到了湖湘先儒王船山。
盧德之的共享主義、共享文明、資本精神、慈善精神等，是一種全球化視域下的“均天下”“公天下”的話語表述，也能在王船山思想裡面找到根據。也可以說他的思想是王船山思想在現當代的新發展、新成果。
當然，王船山思想已成湖南人的集體無意識，進入了每一個湖南人的大腦。已故湘商長老餘彭年，被認為是王船山思想的實踐者。他的裸捐給人的感知是其在追求當“聖賢”。如今的袁隆平、張躍、梁穩根、廖廠長、顏衛彬、劉健、傅勝龍、王填、姚勁波、高燃等“湘商豪傑”，秉承近百年湖湘文化的薰陶，不管是他們已意識到，還是未意識到，他們身上無不流淌著王船山思想的血液。
也當然，迴歸傳統，以王船山思想治商，達成中體中用的自生自發狀態，還需要漫長的時間，我們應當從容淡定，戒急用忍，慢慢來補充，不可操之過急。
伍、尾言
王船山是一位百科全書似的人物，王船山思想是百寶箱，應有盡有，歷久彌新。他的肉體生活於300年前，他的思想卻永放光明，不朽於萬世。如章太炎、熊十力、牟宗三、張岱年、王興國、陳來、林安梧、彭傳華等人對王船山思想的詮釋，讓我們看到王船山對近現代以來世界一流哲學家的超越。可以說，王船山永遠是先知先覺。
王船山屬於全人類的財富。當年，無數信仰王船山思想的中國人，為了復興中華文化，去了日本，去了美國，去了歐洲，去了東南亞，他們早已將王船山思想的種子撒遍全球。未來，王船山主張“公天下”“均天下”，其思想可以為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積極貢獻，會為實現全球正義、文明共享、天下大同作出積極貢獻！
因此，王船山不僅只是一個“湖南人”，更是一箇中國人，更是一個地球公民！
王船山與顧炎武、黃宗羲一樣，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團結中國人的精神領袖，是近現代“中國精神”的代表，是近現代“中國人”的靈魂。同時，在湖南，王船山是中國近現代湖南歷史上團結湖南人的精神領袖，是近現代“湖南精神”的代表，是近現代“湖南人”的靈魂。
對於湘商文化而言，王船山是湘商文化理論的奠基人，是湘商文化的精神領袖，是湘商文化的靈魂。這應當說是朱熹講的“天理”、王船山講的“公道”、盧梭講的“公意”。當然，本文只是一次普及傳播，一切還有待於今人與後人不斷補充知識。
黃守愚於湘水之畔闕一廬
夏曆戊戌四月二十六日草撰
2018年6月9日
夏曆戊戌四月二十七日修訂
2018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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