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是以先秦經典及諸子百家學說為根基，它涵蓋了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道學、宋明理學、明清實學和同時期的先秦詩賦、漢賦、六朝駢文、唐宋詩詞、元曲與明清小說並歷代史學等一套完整的文化、學術體系。中國歷史上“國學”是指以“國子監”為首的官學，自 “西學東漸”後相對西學而言泛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學術”。
一般來說“國學”又稱“漢學”或“中國學”，泛指傳統的中華文化與學術。國學包括中國古代的哲學、史學、宗教學、文學、禮俗學、考據學、倫理學以及中醫學、農學、術數、地理、政治、經濟及書畫、音樂、建築等諸多方面。現“國學”概念產生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當時 “西學東漸”改良之風正值熾熱，張之洞、魏源等人為了與西學相對，提出“中學”（中國之學）這一概念，並主張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一方面學習西方文明，同時又恢復兩漢經學。
國學是以先秦的經典及諸子百家為根基，涵蓋了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道學、宋明理學、明清實學和同時期的先秦詩賦、漢賦、六朝駢文、唐宋詩詞、元曲與明清小說並歷代史學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學術體系。先秦諸子百家學說是共存共鳴的，沒有主從關係，如果按時期所起作用而論，各家學說在各個時期都發揮著或顯性或隱性作用，只是作用在的領域不同而已；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在思想教化領域起主流作用的是儒家，但其它各家學說也在不同的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比如政治領域的道家與法家、軍事領域的道家、兵家、醫學領域的道家、醫家、還有其它各領域的各家（名家、墨家、農家……）等等，某一領域起主流作用並不代表全部。所以，國學的各個學派學說並沒有主從之分，並不存在以哪一家學派學說為主體。
國學、經學≠儒學
儒學
近年來，談國學的人漸多，似乎不談國學不能稱為國人。可是，近些年談國學的人，一談國學就說儒家之學（簡稱儒學），以為除了儒學，就沒有國學；或是認為，只有儒學才是真正的國學。
《說文解字》：“儒，柔也，術士之稱。從人，需聲。”徐灝注箋：“人之柔者曰儒，因以為學人之稱。"儒"本是鄙稱，儒家這一稱號不是孔子自家封號，而應是墨家對孔子這一學派的稱呼。”因此古代通常以“儒”稱學者，如《字彙·人部》：“儒，學者之稱。”以“儒”稱謂儒家，只是古代的一種用法，如《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
也就是說，儒家學說是古代服務於帝王統治的教化學說，並不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場而為老百姓服務的學說。因此，如果以儒家來代表中國傳統文化，實際上是將中國傳統文化完全看作古代專制主義或為古代專制主義服務的思想的代名詞。當然，並非全盤否定儒家文化，而是說，如果將中國傳統文化全部或是主要看作是儒家文化，不僅全盤否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良傳統，而且也將儒家文化中積極的因素給否定了。這顯然不符合中國傳統文化的本來面目，更不是當代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旨所在。
國學，顧名思義，就是國家之學，也是國人之學。古代中國的國家觀念是不斷變化的，但無論怎麼變化，都可以稱之為中國或華夏。也就是說，國學應當是中國或華夏曆朝歷代學術文化之總稱。從歷史來說，國學不能侷限於儒家之學，先秦時期百家爭鳴，儒學只是與道、墨、法等諸家相併列之一家學說。
百家並存
在學理上，國學何謂卻是可以討論的。這無疑有助於我們在進行國學教育時增加幾分自覺性，使得我們對國學的理解更加深入，而不會天真的以為穿著長袍馬褂逛街就是在講國學了。曹聚仁先生當年就指出，如果“根本上沒有明白國學是個什麼，也沒想到要去研究國學的原因，只不過因循的盲從，胡亂提倡些國學，做冒牌的聖人之徒”，那“是很危險的”。而前人比如被譽為最後一位古文經學大師的章太炎對國學的看法無疑具有豐富的借鑑意義。
從章太炎本人思想發展的歷程來看，“國學”作為內容當然是貫穿其一輩子的思想主題。從他入俞樾的詁經學社做學生起，直至臨終那一刻，他堅持的就是“飯可以不吃，學不可以不講”。不過，“國學”作為一個概念卻不是從來就在他的話語體系中獲得合法性的。早先，作為國粹派主將的章太炎是用“國粹”來指稱後來“國學”所代表的內容的。然而，不久他便將概念改換成了“國故”，並作有《國故論衡》。在第三個階段，才有“國學”的概念的提出。晚年，章太炎還會使用“國性”來稱呼國學。顯然，就這四個概念的使用而言，一定程度上可以體現出章太炎對“國學”的看法：“國粹”無疑顯示了對傳統文化的高度崇敬之情。但是，它難以回答“凡是歷史上的就一定是好的嗎？”這樣的疑問。“國故”則似乎略微走向反面，認為傳統文化已經成為歷史陳跡，似乎給人某種灰塵僕僕的感覺，比不上“國粹”的古色古香。“國性”所指當然也是歷史傳統文化。章太炎認為，中國當時面對強敵外逼，即便亡國了，只要國性存在，依然有復國的那一天。顯然，國性的含義是比較抽象的，不易把握。比較而言，“國學”的提法不僅中立，而且具體。以此為背景，我們似乎也能從“國學”立科而不是“國粹”立科的做法中體會出國家中正的態度。
那麼，國學的主要內容是什麼？用章太炎的話來說，就是“國學的派別”究竟有哪些？他主要從三個角度展開論述：經學的派別、哲學的派別、文學的派別，這些派別絕非儒學一家能夠涵蓋的。
國學保存會藏書樓合影
章太炎指出，經學包含著“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兩家，每一家又有各個支系。他本人是古文經學家，認為今文經學所講的，雖然不完全是宗教，但總體上傾向於此。對此，他是有些不滿的。他認為，就“六經”本義而言，“無一非史”。《尚書》、《春秋》都是記事的典籍，是確定無疑的史；《詩經》大部分是為國事而作，只有少量的歌謠，所以也是史；《禮經》記載古代典章制度，是史的一部分；《春秋》臚列事實，中寓褒貶之意，是顯明的史；《易經》蘊含著史的精華；《樂經》已經失去，但章太炎揣測它是家在樂譜和制度的，所以也包含著史的特性的。可見，章太炎堅持“六經皆史”說，所以正如湯志鈞先生所指出的那樣，在國學的派別中章氏並不專列史的派別。由於“六經皆史”，章氏反對對六經“推崇過甚”。這個態度當然和他古文經學的立場密切相關，然而，今日我們再來看“經”，它們究竟是不可移易的“常道”，還是需要與時變化的文本，那是需要仔細考量的，否則一不小心，我們就可能抬舉出若干高高在上的教主來，對他們我們只有跪拜的分。
關於哲學，章太炎認為中國古代的儒道法墨名以及佛家可謂哲學的主要派別。他認為，《論語》一半講倫理道德學，一半是哲理。儒家之中，《孟子》、《荀子》也談過哲理；老莊的主張，和哲學密切聯繫；名家大量的涉及“論理學”也即邏輯學；墨子的《經上》《經下》是極好的名學；法家之中韓非的《解老》《喻老》兩篇，將他與哲理聯繫了起來。當然，這是章氏對先秦時期的哲學的刻畫。事實上，他對中國古代哲學史的論述言簡意賅，揭示了國學哲學之部的豐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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