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夏季，當一批年輕的科學家首次提出“人工智能”這一術語，想必他們是激動的。在經過了緩慢發展的一段時間後，得益於大數據驅動、硬件技術的不斷髮展、計算能力的提升、深度學習算法等帶來的數據智能和感知智能上的突破，近些年人工智能得以快速發展。
“在人工智能的發展和應用中，倫理必須佔據中心地位。”今年4月，英國上議院出了一份長達183頁的報告《人工智能在英國：充分準備、意願積極、能力爆棚?》，不僅說了人工智能在英國的發展，更聚焦於倫理道德問題——那些AI可能為人類帶來的風險。
在機器人原則與倫理標準方面，日本、韓國、英國、歐洲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相繼推出了多項倫理原則、規範、指南和標準。
201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佈了《機器人倫理報告初步草案》，草案不僅探討了社會、醫療、健康、軍事、監控、工作中的機器人倫理問題，最後還對運用機器倫理製造道德機器進行了討論。
2016年至2017年，電氣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頒佈了《人工智能設計的倫理準則》的第一版和第二版。
目前，中國相關部門也正在積極地開展人工智能的標準研究。
無疑，人們在探討人工智能帶來的倫理問題的同時，還在思考怎樣才能解決這些倫理問題，儘管離解決問題還有些距離。
機器有偏見
今年5月，滴滴順風車司機殺害女乘客事件發生後，有網友爆出，滴滴順風車司機通過平臺軟件，在接單前可以看到以前司機對乘客的全部評價，而這些評價中就包括對女性乘客外貌的評價。這是因為平臺軟件上增加了社交功能。
今年2月，《紐約時報》英文網站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如今非常熱門的人工智能應用人臉識別，針對不同種族的準確率差異巨大。這讓人們意識到，人工智能系統確實可能存在偏見。
人工智能帶來的文化偏見的例子還有很多，如詞語“女性”“婦女”與藝術人文類職業以及家庭聯繫更緊密，詞語“男性”“男人”則和數學、工程類職業更近。尤為危險的是，AI還有強化所習得的偏見的潛能，它們不像人可以有意識地去抵制偏見。
不用說，當下時不時就會看到人工智能的新聞，且多是對人們生活已造成或者可能造成負面影響的消息。又比如這兩天在國內出現的手機任意調動攝像頭事件，人們震驚於原來有的手機會自動把攝像頭打開。
顯然，人工智能的倫理問題比以往技術帶給人類的更為複雜。
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溫德爾·瓦拉赫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人工智能是一種認知技術，是區別於過去的技術發展。過去的技術發展確實能取代一部分人類的勞動，但通常不包括人類的精神活動。而人工智能可能會在更廣泛的領域內取代人類的工作。
技術帶來的倫理問題本質上是相同的。但隨著新技術的發展，這些問題會以新的形式出現。這裡不僅包括人工智能，也包括其他新興技術。“但不同的是，人工智能不僅僅是一個特定的應用，或者一組應用，它是一項幾乎可以應用於生活的每一個方面的技術。”
倫理有缺位
“人工智能和包括機器人在內的智能化自動系統的普遍應用，不僅僅是一場結果未知的開放性的科技創新，更將是人類文明史上影響至為深遠的社會倫理試驗。”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段偉文近些年致力於人工智能的倫理研究，他表達了自己的擔憂。
對於上文提到滴滴順風車司機殺害女乘客事件，段偉文給《中國科學報》記者分析，作為共享交通平臺，它的目標是安全快捷地把乘客送達目的地，現在為了達到商業上的利益最大化，增加了社交軟件，卻沒有考慮到那些女乘客以及潛在受害者的利益。這就涉及到倫理問題。“通過對司機、乘客和平臺的利益分析和價值分析，發現其實包含了對各方的利害得失與價值衝突。”
如果說人工智能對人類的威脅是終極問題，如何解決還未可知，那麼人工智能在當下活動中體現出來的倫理問題就亟待解決了。
段偉文認為，應當從我們這些年研究科學技術前沿中的、科學技術應用中遇到的實例，去探討人工智能的倫理問題。“從這個角度，我更願意把它當作未完成的倫理。”
與以往不同，人工智能倫理研究不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理論，也沒有一套適用全部情形的普遍原則體系，更多的是針對具體的人類活動或者科技實踐的原則體系，比如說，陪護機器人，就需要一些防止過度依賴機器人的原則。
“從裡面找到一些價值衝突，需要作哪些倫理的決擇，讓我們發現問題、研究問題。”段偉文說。
另外，當下的社會中，大數據讓人們享受了便捷，同時這些數據會受到不良的使用，或者是沒有必要的濫用。而由於大數據的挖掘導致商業智能的運用對人的權利的侵犯，這種侵犯最核心一點就是人的自主權，包括隱私。
因此，歐盟數據保護條例中，針對保護個人數據的態度很強硬，只要能夠識別是個人的，就是個人數據，而且個人能決定他的數據怎麼使用、該不該使用，以及對有些數據要求被遺忘、數據可攜帶等。
“讓技術在社會上更好地運行，就要從倫理上對它進行設計。”段偉文說，比如現在經常提到監控裝置對人的隱私的傷害，將來可以讓使用者看到攝像頭的界面，讓人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自己的數據如何被追蹤和使用;這樣既可以促使數據追蹤者規範其行為，也有利於被追蹤對象適當修正其行為方式。“這是數據時代、信息時代一個新的信息對稱的問題，讓不對稱變對稱一點，尋求一種再平衡。”
道德機器是否可期?
美國著名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曾在他的小說中提到“機器人學三定律”。以往人們更關注其內容，而忽視了“機器人學三定律”如何在實際操作中來規範機器人的行為。
其實阿西莫夫有很詳細的構想，通過技術直接嵌入到機器人的控制軟件或智能編碼底層，令“機器人學三定律”不只是紙上法則，更可經由技術強制執行——通過內置的“機器道德調節器”使機器人成為有道德的機器人。
如何解決人工智能的倫理問題，這是一個科學家、哲學家以及相關領域的研究者都不能忽視的問題。讓機器人有道德或許不是科幻呢?
溫德爾·瓦拉赫和認知哲學家科林·艾倫在10年前共同完成了《道德機器：如何讓機器人明辨是非》一書。他們對能否讓機器有道德進行了研究。溫德爾·瓦拉赫是耶魯大學生物倫理學跨學科研究中心主管，曾開過“機器人的道德和人的倫理”的課程。
科林·艾倫1999年涉足這個領域，他還曾任《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全球最大的電子哲學詞典的技術總監，指導開發人員，使他同時在哲學和計算機這兩個領域皆有深刻的理解。
2002年，他們在德國巴登巴登召開的一次會議上相識，因共同的學術興趣，兩人開始研究人工道德智能體的技術層面的倫理問題。2008年2月完成了本書，2009年英文版出版。
兩位學者在書中提出要設計出符合人類道德規範的機器人。這個聽起來是不大可能實現的目標。他們也認為，完備的機器道德智能體還很遙遠，但是目前有必要，而且有可能開始建構一種功能性道德，從而使人工道德智能體可以具有基本的道德敏感性。
例如，對於前面提到的語言上的偏見，艾倫認為應該考慮的是，“如何在設計理解語言的算法時既讓其消除偏見，又不喪失其對語言的解釋能力”。
兩位學者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並提出瞭解決方案的三條路徑：一是自上而下，就是把人類已經成熟的倫理系統、道德理論體系灌輸進去，即理論驅動作決策;二是自下而上式的數據驅動的學習和進化的方式;三是混合進路系統，即將前兩種結合起來，使人工智能體在一定的普遍倫理準則指引下、通過深度學習算法，在與人類的互動中不斷完善其倫理系統。
西安交通大學計算哲學實驗室中方主任、本書主譯王小紅向《中國科學報》記者介紹，《道德機器》的兩位作者的討論是基於哲學家、科學哲學家、技術倫理學家在交叉領域的深入思考和研究，沒有停留在形而上的討論上，而是提出了可行性方案讓這種自動控制系統機器人有道德的能力。“特別有預見性和超前意識，在10年前就考慮從前端來解決問題。”
王小紅進一步解釋，從前端將倫理算法嵌入機器，並不代表著其他的社會控制不需要，因為不可能把所有的實際社會場景、生活難題都預測到，後來遇到了還可以通過其他規範去制約。所以，她認為，前端嵌入和後端制約應該是齊頭並進的。
要走的路還很長
像所有開放的和影響深遠的人類活動一樣，人工智能的不斷髮展和加速進步使人們很難明確界定其內涵。同樣的，人工智能的倫理也沒有相對嚴格的定義和界限。
段偉文認為，當前，有關人工智能與機器人的倫理研究可大致分為四個進路。
一是面向應用場景的描述性研究;二是凸顯主體責任的責任倫理研究;三是基於主體權利的權利倫理研究;四是探討倫理嵌入的機器倫理研究。
段偉文解釋說，第四種相當於溫德爾·瓦拉赫和科林·艾倫的探討，因此說，怎麼讓機器有道德，是前瞻性的探討，也是現在討論的一部分。儘管此進路已有一些探索，但在技術上存在極大困難，理論上也遭遇難以解決的道德困境。
“阿西莫夫所提出的機器人定律可能未必有實質的意義，但其真正的價值可能更多地在於觀念上的超前與突破。”段偉文說，機器人三定律帶來的啟迪是：為了使人所創造的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有益人類和免於失控，應致力於從人類價值、利益、安全以及未來發展的角度對其加以價值校準與倫理調適，以此消除人們對其終極創造物的疑慮。
人工智能的倫理問題要走的路還有很長。“它實際上是一個改變歷史的轉折點，而不僅僅是對過去問題的簡單延續。”溫德爾·瓦拉赫表示，而且這項研究幾乎所有的學科都涵蓋在內，如神經科學、經濟學、心理學、哲學等。“需要考慮的是，哪些方面會影響人類進行決策，以及它們是如何影響人類決策的。”
儘管人工智能的問題很多，但不能像限制直接對人類造成傷害的技術那樣限制人工智能的發展，因為沒人會懷疑，如果現在限制了，未來的10年、30年或50年之後，人們又不得不回過頭來重新開始發展這些技術。
在溫德爾·瓦拉赫和科林·艾倫看來，解決終極的人工智能倫理問題還很遙遠，但需要朝著這個方向走，而且，他們有關“道德機器”的觀點依然非常領先，甚至更具現代化，可作為人們反思這些問題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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