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智能與機器兩個看似毫不相干的概念碰撞在一起的時候，可能撞擊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發明，也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後一個重大發明。弗洛裡迪（Floridi，2014）將這一次的變革稱為繼哥白尼革命（日心說的提出）、達爾文革命（進化論的提出）以及弗洛伊德革命（精神分析法的誕生）之後人類自我認知的第四次革命。這次以英國人艾倫·圖靈為先行者的“圖靈革命”消除了人類獨一無二的錯誤觀點，我們主動或被迫開始擁抱這樣一種觀點：人類不過是擁有信息的一種智能體而已，人工智能完全可以與人類共享這些信息。
首先，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人工智能短短的發展歷史吧。
每個領域開始之初，在後續的大部隊源源不斷地湧進來之前，荒蕪的處女地上，開拓者總是寥寥無幾。所以當我們談論一個領域的開端的時候，更多的時候我們是在談論為數不多的幾個人的故事。人工智能領域也是如此。
人工智能領域的早期發展是和一個人的命運緊緊相連的。這個人就是艾倫·圖靈。1936年，年僅24歲的英國劍橋大學研究員圖靈發表了一篇名為“論可計算數及其在判定問題上的應用”（On Computable Number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 Problem）的論文，提出一種計算機器（Computing Machine）的模型，在這種模型裡，通過最基本的狀態、位置、讀出、寫入等模塊就可以搭建出複雜的過程。換而言之，這種機器能執行等價的人類認知心理活動，能夠代替人類計算者（“computer”最初的含義是人類計算者，而非今天我們所說的電子計算機），從而讓電子的大腦成為可能。
圖靈機的構想迅速在大西洋兩岸激起波瀾。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數學家約翰·馮·諾依曼（John Von Neumann）嘗試構建一臺以電子速度運行的通用圖靈機，通過一個32×32×40的矩陣為隨機存取內存來模擬出任何運算過程。同時，大西洋另一端的圖靈也在率領他的團隊實現他的通用機器的想法（同期還有其他幾個團隊在進行類似的嘗試）。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到來，英美的先後參戰，使得圖靈機立即有了用武之地。圖靈和馮·諾依曼分別效力於英美軍方，幫助破譯敵對國的密碼情報。從不吝嗇對個人英雄主義的讚美的好萊塢將圖靈利用他的機器破譯德軍密碼的故事搬上大屏幕，這部名為《模仿遊戲》（The Imitation Game）的電影斬獲第87屆奧斯卡金像獎多項提名和最佳改編劇本獎。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數字計算的研究項目繼續進行。1946年，第一臺全自動通用數字電子計算機“電子數字積分計算機”（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 ENIAC）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誕生，用來處理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當時美國正在研製的氫彈的問題。1950年問世的“離散變量自動電子計算機”（Electronic Discrete Variable Automatic Computer, EDVAC）則實現了馮·諾依曼使用二進制和存儲程序的設想。在之後，計算機的發展依然沿著最初的基本構想進行。這種以分層存儲器、控制元件、中央運算器以及輸入/輸出通道為功能元件的結構，我們今天仍然稱之為“馮·諾依曼體系結構”。馮·諾依曼當之無愧地被稱為“計算機之父”，雖然如他本人所言“基本概念要歸功於圖靈”。而圖靈的命運則起起伏伏，最終走上開創人工智能領域的道路，成為“人工智能之父”。
1956年的達特茅斯會議上，約翰·麥卡錫（John McCarthy）正式提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名字，這個領域才正式被確立。因為這次會議的推動，人工智能領域迎來了第一個春天：機器人Shakey的誕生，聊天機器人ELIZA的問世……人類對人工智能抱以很高的期望。然而，當年的預想與實際技術的脫節，使得這個泡沫迅速破滅，人工智能開始備受冷落。一直到了20世紀80年代早期，藉助第五代計算機技術的發展，人工智能重新崛起，但是僅僅持續了不到10年時間又變得黯淡無光。
圖1 坐落於上海交通大學校園裡的艾倫·圖靈銅像
然而，伴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人工智能領域的冰雪也在慢慢融化。近幾年來，人工智能技術在大數據的獲取、神經網絡算法的優化以及並行計算的廉價化三大前提下得到了迅猛發展（凱利，2016）。現階段，人工智能與人類各有優劣：機器更加理性和善於分析，擁有百科全書般的信息儲備和龐大的運算能力，但同時也像個“聰明的白痴”，“在所有需要‘思考’的地方成功，卻在人與動物不需要思考的領域失敗”［計算機科學家唐納德·克努特（Donald Knuth）語］。而人類尚在專業知識、判斷力、直覺、移情、道德準則和創造力方面領先一步。
那麼未來呢？關於人工智能威脅人類未來的言論甚囂塵上。波斯特洛姆在著作《超級智能》中詳盡闡述了智能大爆發後的災難性後果（2015）。一旦超級智能出現，它將在無限制獲得決定性戰略優勢的道路上徹底清除絆腳石，尤其是人類。如果果真如此，那麼流行科幻美劇《疑犯追蹤》（Person of Interest）中邪惡的超級人工智能撒瑪利亞人（Samaritan）對人類展開的清除活動將不僅僅停留在影視作品中。即便人工智能按照人類的意圖行動，不可預期的反常目標實現方式也可能帶來惡性的災難。比如為了實現讓我們高興的最終目標，人工智能可能會在我們大腦中負責快樂的中樞部位植入電極，讓我們數字化體驗到快樂。
與這樣具有強烈末世救贖啟示錄的觀點相對應的，是以雷·庫茲韋爾為代表的人工智能福音派，廣為宣傳人工智能，尤其是強人工智能給人類帶來的種種福音。連日本人工智能學會的成員也儼然分成了地球派和宇宙派的兩方，前者堅定人工智能服務於人類的立場，後者則認為人類原本就是為了製造人工智能而存在。
這樣的兩派之爭並非始於現在。早在人工智能發展伊始，領域裡就形成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與智能增強（Intelligence Augmentation, IA）兩大陣營（馬爾科夫，2015）。以人工智能概念的提出者約翰·麥卡錫為首的AI陣營積極模擬人類的能力；而以道格拉斯·恩格巴爾特（Douglas Engelbart）為代表的IA一派則堅信計算機應該被用來加強和擴展人類的能力，而不是取代或模仿這些能力。
造成兩派之爭的原因除了是在關於人類終極地位的價值體系中存在差異之外，還反映出對這種嶄新而陌生智能體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恐懼。對普通人而言，智能是我們看不到摸不著的部分，我們只能看到冷冰冰的機器外表。我們的潛意識裡依然流淌著對非血肉之軀的機器的不信任。人類在習慣了與血肉之軀交流的上萬年之後，突然面對一個嶄新的毫無任何生命體徵的交流對象，難免會無所適從。正如圖靈所說：“要判斷一樣事物在多大程度上以智能方式運轉，不僅受判斷者主觀心智與閱歷的影響，也會受判斷對象的客觀屬性左右。”人類尚未調整好自己的認知，以開放的心態面對這個正在崛起的全新交流對象。我們對人工智能心懷恐懼，是否也是源自人類對自身不完美的自卑呢？
不管我們願不願意，人工智能這個交流對象已經開始全面進入我們的日常工作與生活。這樣一個全新的交流玩伴毫無疑問會帶來交流方式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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