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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世紀中後期，西方的咖啡就已傳入中國，並被國人俗稱為“高馡”或“考非”。由外國人經營的咖啡館也已出現，最初只是為那些停靠在上海、廣州等口岸的外國水手準備的。
清光緒十三年（1887）的《申江百詠》中有一首竹枝詞描寫了上海某餐館在顧客用過主菜之後，服務生向他們奉上咖啡的情狀：“幾家番館掩朱扉，煨鴿牛排不厭肥；一客一盆憑大嚼，飽來隨意飲高馡。”
光緒三十三年（1907）的《滬江商業市景詞》中也有關於咖啡的文字：“考非何物共呼名，市上相傳豆製成；色類砂糖甜帶苦，西人每食代茶烹。”
到了宣統元年（1909），嘉興人朱文炳在《海上竹枝詞》中又說：“大菜先來一味湯，中間餚饌辨難詳；補丁代飯休嫌少，吃過咖啡即散場。”
就這樣，咖啡的香氣、理念在上海等沿海開放城市逐漸彌散開來……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十里洋場繁華熙攘，入夜更是霓虹閃爍，紙醉金迷。咖啡，自然是少不了的讓摩登發酵的因子。
當時的上海咖啡館主要集中在法租界、日租界（以虹口街區為主）。法租界中的霞飛路、靜安寺路上有不少仿效巴黎的露天茶座、室內咖啡館，小有名氣的店鋪有巴爾幹、君士坦丁堡、偉多利、小男人、馬爾賽、皇家、特卡琴卡等。
此間以法式咖啡為主，顧客主要是上流社會的成功人士。面積較小但很溫馨舒適的咖啡館則集中在北四川路一帶，咖啡的價格也相對便宜。
無疑，大多數咖啡館內的陳設是講究的。比如，入口處鋪著高級地毯，常有自留聲機傳出的嫋嫋西洋音樂。桌上擺的、櫃裡放的不乏進口檯燈、花瓶、雕塑等，乃至一個小小的菸灰缸也一定是洋貨。
也許，咖啡館更好似西方生活方式的陳列館。
那個時代的咖啡館大多兼具餐館的性質。有錢有閒的小資一族往往會在咖啡館裡消磨掉一個下午、一個晚上。夜幕降臨，那裡也是少不了酒的，買醉甚至成為某些特殊人群的常態。
民國時期，沿海開放城市中的咖啡館很時髦，其顧客主要是中上流社會的男士以及知識分子。學者李歐梵認為，咖啡館為現代男性知識分子提供了三種樂趣：咖啡本身，咖啡館作為與朋友詳談的地方，以及動人的女侍。
文藝源於生活。
咖啡館的女侍身影曾出現在舊年的一些文藝作品中，比如海派作家張若谷的短篇小說《俄國復興館》。咖啡館裡，摩登的鐘小姐不斷吹噓著她在巴黎喝咖啡的經驗，而簇擁她的聽眾卻是幾個“不良青年”。
另外，張若谷也曾是《申報》專欄《咖啡座》（自1928年8月至12月）的主要寫手，寫過不少關於咖啡的小品文。
再有，馬來西亞華文作家溫梓川在《咖啡店的侍女》中更直接地寫出了男顧客對女招待的一種想象：“你水盈盈醉人的眼波頻送著你青春的煩愁，你謹慎捧著那玉壺瓊漿用著你圓滑的纖手。呀，僅僅一杯淡淡的紅色咖啡，我已嘗得是淚海酸波釀成的苦酒！”
文化名流與上海咖啡館也不乏故事。
1928年的時候，有人曾在《申報》上發表了一則短文，向讀者介紹了位於北四川路上的一家名叫“上海咖啡”的小店。作者說，在店內遇到過多位名流，比如魯迅、郁達夫、龔冰盧、孟超、葉靈鳳等，還描述了他們一邊喝咖啡或喝茶，一邊靜靜思考問題的情景。在作者的心目中，這家咖啡館好似“文化樂園”一樣。
沒想到文章見報後，郁達夫不久便在《語絲》雜誌上發了一文，說自己與那家咖啡館沒有關係。之後，魯迅也專門撰文對《申報》的那段文字予以批評，並不屑一顧地表示他本人從未到過這類咖啡館。
但時隔不久，魯迅卻成為了北四川路附近另一家名叫“公啡”的咖啡館的顧客。隨之，“公啡”裡聚集了一批年輕知識分子，隨之發展成為左翼文化運動的策源地。
原題《舊日的咖啡生活》
由國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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