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忙著控訴、求告、撫慰，幾乎沒有人願意在遭劫之餘再將自己送進懺悔的深淵。於是文學變成精神的麻醉藥與止痛片。但另一方面，在思想界各領域都還不曾鬆動的時節，文學承擔了用敘事劃破夜空的使命，它往往被比喻得陽氣之先的風箏，鼓動著人們對未來的憧憬。
1978年8月11日，《文匯報》刊出短篇小說《傷痕》，拉開了以文學治療“文革”創傷的序幕。
療傷的方式不盡相同。《傷痕》（盧新華）、《班主任》（劉心武）、《一個冬天的童話》（遇羅錦等“傷痕文學”採取“控訴”的姿態，用回憶的形式描述普通人蒙受迫害與欺騙的往事。這類作品應合社會的悲情宣洩的需要，一時間蔚然成風，雖然幾乎沒有任何美學的提高，卻擔當了整個社會的心理治療師。
《波動》（趙振開）、《晚霞消失的時候》（禮平）寫於“文革”期間，卻在此時被社會閱讀，它們是在追問“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精神悲劇”、“信仰為什麼走向虛幻與崩潰”，宣言著青年知識分子對舊體制的思考與叛逆。這是八十年代“再啟蒙”的濫觴之作，受到多數知識分子的歡迎。
隨著“撥亂反正”的展開，許多被打倒批臭的老作家重新出場，他們被統稱為“重放的鮮花”，舊作重印，新冕加頂，對“文革”的追敘自然成為他們抒寫的主旋律。這批作品的特色之一，是將歷史道德化，將飢餓、侮辱與磨難都歸結為奸佞之徒如“四人幫”的作亂，如《月食》；特色之二，是重拾五四一代的啟蒙話題，反思“國民性”的弱點，如《陳奐生上城》；特色之三，是對苦難的讚美，在詳細描寫苦難過程中完成知識分子英雄形象的重塑，如從維熙與張賢亮的“大牆文學”。這類書寫主要批判過去而不指向未來，採用了民間習見的忠奸模式，符合“宜粗不宜細”的精神，也容易被大眾接受，加上老作家的影響力，成為了這個時期的主流。
同樣，“知青文學”試圖安撫一代人的焦慮。比起老作家們的遭難來，他們將青春消磨在無意義的上山下鄉之中，卻又試圖為青春尋找意義。於是，梁曉聲、史鐵生、張承志將“自然”和“民間”變作了自己的圖騰，以此來證明“青春無悔”。
總之，人們忙著控訴、求告、撫慰，幾乎沒有人願意在遭劫之餘再將自己送進懺悔的深淵。於是文學變成精神的麻醉藥與止痛片。但另一方面，在思想界各領域都還不曾鬆動的時節，文學承擔了用敘事劃破夜空的使命，它往往被比喻得陽氣之先的風箏，鼓動著人們對未來的憧憬。大型文學期刊的創立（尤以《當代》、《收穫》、《十月》、《花城》等“四大名旦”影響最大），每期銷量動輒幾十萬上百萬，作家輕易成為社會追捧的文化英雄，正象徵當年文學特殊的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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