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科技發展到了人工智能階段，當傳統教育正以新高考為契機發生扭轉，傳統與前沿的結合是對二者的巨大沖擊與挑戰。
對教育來說，人工智能是取代還是配合？對於新高考，AI又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如火如荼的改革，還有哪些問題有待解決？
對此，北京市第一零一中學副校長熊永昌，接受了校長派·校長智庫的獨家專訪。
校長派：您認為當前的人工智能與教育之間，是怎樣的相處關係？又佔據怎樣的地位？
熊永昌：
現在很多人在關注人工智能會不會造成學校消亡、教師失業。應該說，人工智能對教育行業本身一定有改變、有衝擊，但如果說“取代”，恐怕不會馬上實現。
每一次人類社會的發展、技術的革新，一定會帶來一些變化，也會有一些行業因此消失。但顧明遠先生曾經說“人還是需要人來培養的 ”。人的發展不僅僅是學習知識，還需要教師影響、設計、規劃、引領學生的知識、智慧與情感。學生需要過群體性的生活，也需要通過活動和體驗才能生成感悟。因此從人的培養和發展角度來看，人工智能取代學校教育的可能性還並不大。
但人工智能的出現的確對老師們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師應該主動適應它所帶來的能力結構挑戰。如果老師對人工智能仍然瞭解得不夠多、跟不上形勢發展和社會進步，這一批老師就會面臨被淘汰的風險。
目前人工智能對教育的輔助作用本身並沒有改變，只是作用比過去更加凸顯，甚至會改變過去的一些教育觀念和理論。因為當環境和工具發生變化後，由此生成的經驗就會發生變化，而理論正是經驗的總結和提升。所以人工智能所帶來的經驗改變，也會影響到教育理論的變革。
校長派：您認為人工智能與教師之間，應該如何進行配合？
熊永昌：
人工智能與教師之間應該是相互補充的關係。
以新高考改革中的學業生涯規劃來說，教師與學生之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定比人與機器之間的關係更直接、更親密、更相互瞭解，但教師有時也需要藉助工具平臺對學生進行分析。
教師所看到的學生成績其實並不代表學生在該方面所具備的能力和以後能達到的高度。如果沒有基於平臺、數據收集和測評等專業的統計，老師就只能憑藉感覺來給學生提供建議，這樣就缺少了一些科學性。
但人的發展是複雜的，按照分析結果來選擇行業就一定會成功嗎？我認為要看我們對成功的定義，另外人的發展和成功在具備了潛能和能力的基礎上也需要把握機會。
我們希望未來的孩子不是為了找一份工作活下來，而是應該發揮自己的優勢和特長，為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如果他所從事的行業能夠和自己的興趣潛能相吻合，那麼從社會資源和國家人才戰略的角度來看，也都是一件好事。
校長派：您認為生涯規劃教育在新高考改革中佔據怎樣的地位？
熊永昌：
此次新高考的設計目標，是為了讓學生能夠全面而有個性的發展，並且是依據興趣和特長進行選擇，那麼生涯規劃就非常重要。如果我們僅僅用博弈的心態指導學生選課，那麼從長遠來看，並不能實現改革的初衷和目標。浙江設定補丁程序，對物理做了保護措施，這也是引導學生更多地按照自己的興趣和特長進行選擇的方式。
所以，做好生涯規劃，我認為是改革成功的關鍵要素。但學校在過去並沒有做過相關教育，因此這也是新高考改革中的一個難點。
校長派：目前，學校在進行生涯規劃教育的過程中，普遍情況是什麼樣的？
熊永昌：
學生對生涯規劃的概念相對來說還比較模糊。過去，學生在報志願時才面臨著選擇，而這三年間學生的知識水平、對社會和行業的瞭解都會有一定的提升和儲備。學生家長的準備也不夠充足。家長的行業經驗可能僅侷限於自己的工作領域，這種經驗相當窄，很難幫助學生進行全面瞭解並作出判斷。並且一些家長會基於資源考慮，指導孩子做出選擇，這種操作方法也未必妥當。
校長派：在此次新高考改革的過程中，您認為有哪些難點是值得其他省份和學校重點關注的？
熊永昌：
從新高考改革的方案設計來看，各個省份之間的差異點，也正是改革的糾結點。
比如，浙江是否能不出臺保護措施就把“逃避物理”這一問題解決好？兩次等級考試安排，是否真的減輕了學生的負擔？另外等級分數的折算方式、考試時間的安排、對教育教學規範管理的衝擊，又是不是能夠解決？
如果設計者帶著設計目標來看待這些情況的時候，他就會尋找有力的證據支撐，這是不對的。政策制定者要真正地深入一線，瞭解學生的真實感受。因此我認為其他省市在制定方案時，一定不要只聽彙報，而是要走近學生、走近家長，瞭解他們的感受與痛點，這樣才能避免方案與實際相差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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