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中國開始步入近代社會，自此時起，這個暮氣沉沉的垂暮老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內憂外患禍不單行。此時，正應抓住時機，進行現代化改革。
可是，內有自然經濟、君主專制以及儒家文化的重重阻隔，外有英國暫時的戰略重心轉移，故未能應時而動。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被西方列強逼到窮途末路了，中國才開始了自己的漫漫轉型路，洋務運動則被作為了這次轉型路上現代化的起點。
洋務運動，是中國封建王朝一場窮途末路下的自救改革運動，發生於19世紀60年代到19世紀90年代。最後，雖然還是以失敗告終，但為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化的轉型奠定了基礎，被稱作中國現代化的起點。
這場運動，站在現代化的起點，並非中國主動而為，而是在西方的有力撞擊下發生的被動轉型，故此這第一步就邁得異常的舉步維艱。各階層均在這第一步上使出了力量，然而利益不同，角色也就不同，且看其間誰主沉浮。
一、統治者階層：一後掌朝政，重在一己之私
洋務運動時期，雖然相繼有同治帝和光緒帝兩任皇帝即位，但實際掌握朝政大權的是慈禧太后，故後世常稱這一時期為"一後獨主天下"。同治帝（1856—1874），5歲登基時伴有八位輔政大臣，後，慈禧與肅順、端華等輔政大臣產生利益衝突，故聯合奕等發動辛酉政變，開始垂簾聽政。同治帝也不是個能有所作為的皇帝，讀書時不樂攻苦、親政時不務正業，這也更加突出了慈禧在朝政上的作用。
光緒帝（1871-1908）在1875年即位時，也不過是個沖齡幼童，直到1889年才得親政。親政期間，雖然有志改革，但怎奈慈禧強有力的掣肘，最後救國無望，落得被囚禁的下場。
那麼，在洋務運動時期，統治者階層的應對，即是指慈禧的行為與態度。這一時期，慈禧的應對更著重一己之私，"國與家"不分，遊走於"洋務派"與"頑固派"之間。她一方面為了解決內憂外患的之困，鞏固統治，決定開辦一些新式工業，訓練海軍和陸軍，以加強政權實力。另一方面，她又擔心洋務派的勢力大漲後會威脅她的統治，削弱她的集權政治，也暗中推動"頑固派"與"洋務派"的對抗，試圖利用"頑固派"對"洋務派"的牽制，加強深宮集權。 雖說，慈禧只是為一己之私，但也一定程度上推進了洋務運動"求富"與"自強"方針的落實。
2、 官僚階層："洋務派"與頑固派的對抗與牽制
洋務運動時期官僚階層主要分為"洋務派"與"頑固派"。 清朝中央的代表奕訢、文祥等人以及地方督撫的代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都是"洋務派"的核心人物，他們皆積極開辦洋務，力求自救改革。而處處對洋務派進行牽制，極力阻礙洋務運動的就是頑固派，其間代表人物有倭仁、宋晉、劉錫鴻、李鴻藻等人。
洋務派與頑固派涇渭分明，洋務派深受經世致用思想影響，主張"外須和戎"、"內須變法"，通過學習西方，以"靖內寇"、"御外侮"、求自強。務實和強烈的憂患意識是其思想的兩大特點，他們提出一系列思想主張並積極開辦洋務。在這一時期，他們提出了"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變局觀、"中體西用"論、"自強與求富"論以及"工商立國"論。
在開展洋務方面，洋務派60年代以"練兵"、"制器"為主，創辦江南製造總局、天津機器局等軍工企業並西法練兵、籌建海軍，設立譯書局、學堂等傳播西方文化、帶動近代新興教育事業，培養了大批技術、管理和外交人才。70年代及以後則以"求富"活動為主，為了填補軍工企業的虧空，為軍工企業提供原料、燃料和運輸，開設官辦和官督商辦的民辦企業，主要集中在輪船運輸、礦冶、鐵路、電報和紡織等部門， 還積極進行興辦學堂、派遣留學和翻譯西書等文化教育活動。
即便是窮途末路的時刻，頑固派仍舊沉溺在天朝上國的浮想中，不承認自己的落後，認為一切都是世道人心變壞的結果。他們堅持主張"天不變，道亦不變"，"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等觀點，組織士大夫階層極力阻礙洋務運動的開展。
如同治五年，恭親王欲在同文館添設科學館，卻遭來倭人大聲疾呼的反對："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之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為師。無論夷人狡詐,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採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而士大夫也就聽了他的話，不去投考同文館科學班了。此種例子不勝枚舉。
官僚階層中的洋務派再怎麼努力革新，也未脫離封建王朝這個窠臼，在多方阻礙下，不徹底的改革終究還是以失敗告終了。
3、 知識分子階層：遠見卓識齊獻力
洋務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大多被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在中央和地方握有一定權力的官僚士大夫、第二類是社會上一批自學科技知識的文人士子、第三類是一批中下層官僚士大夫或普通知識分子 、第四類是新式學堂以及通過派遣留學生培養的新型知識分子。這四類知識分子在洋務運動時期有著不同應對，但隨著洋務運動的不斷髮展，知識分子之間也有一個轉化的過程。
官僚士大夫這一類知識分子與上文提到的洋務派的核心領導層幾乎重合，他們具有封建官僚和知識分子的雙重身份。他們對西方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化有較多的接觸，是洋務運動的竿路開山者與旗手。
社會上一批自學科技知識的文人士子，構成了初期洋務運動科技工作的骨幹。如1862年，兩江總督曾國藩以"深明器數、博涉多通"奏舉徐壽、華葡芳，將他們邀至安慶內軍械所主持技術工作。他們也不負眾望，先後研製成功了中國第一臺蒸汽機和第一艘輪船"黃鵲號"。此外，他們除了參與輪船、槍炮等發明創造外，又從事著述和翻譯。又如，華蓄芳頂著外國人的譏笑，先後成功地自制了鍛水和氫氣球，填補了我國在這方面的空白。
中下層官僚士大夫或普通知識分子，大多是洋務大吏的幕客或友人，洋務官僚倡導於朝，他們則播遷於野，在推動洋務運動發展方面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以馮桂芬、容閡、王韜、薛福成、黎庶昌等人為代表。當時，知識分子"人人有自強之心，亦人人為自強之言"。其中部分知識人開始向新型知識分子轉型，他們倡導立國之本在工商，崇尚西方科學；反對閉關鎖國，強調平等交往，甚至跨出國門，以開拓更加有利的國際環境。
新型知識分子，則主要指學習了西學的先進知識分子，他們逐漸由洋務運動的鼓吹者發展成為洋務運動的批評者。他們認為洋務運動學習西方是"僅襲皮毛"，並抨擊官辦、官督商辦企業的弊端，指出官辦不如民辦，並陳述了改革的辦法。雖然這些言論大部分實屬諍言，但在當時仍舊不為大多數人認可，甚至慘遭謾罵。不過，他們仍舊為日後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等改革道路鋪了路。
4、 下層民眾：民智未開，依然守舊
在洋務運動時期，民眾依舊尚未啟智，不甚開通，並未對中國現代化起任何推動作用，此時的改革依舊只是少數人的覺知。即便期間百姓發動了很多小型起義，但也並非是由於國家大義、民族危亡的家國情懷，而只是在國內外雙重壓迫下的無可奈何與歇斯底里。
馬克思曾說過:"當舊制度本身還相信而且也應當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時候，它的歷史是悲劇性的，當舊制度作為現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進行鬥爭的時候，舊制度犯的就不是個人的謬誤，而是世界性的歷史謬誤。因而舊制度的滅亡也是悲劇性的"。可見，本質上具有封建屬性的洋務運動，決定了它自開始就存在著的致命弱點，最終也只能做到除舊而未能布新這一步。
洋務運動的失敗悲劇，是近代尺度下的時代悲劇。政治體制的桎梏、社會結構的僵化，都使得這些先知們無法力挽狂瀾，擺脫民族厄運 。
前車已覆，其間眾生相，我們哀之 ，亦要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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