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結束之後，中國開始邁出近代化的第一步。
史學界將1840年作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中國自此開始被拖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儘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迫開放了五個口岸，但中國官方卻一直想辦法去抵制，就是明開暗封。你們外國商人不是來了嗎，來了我也讓你賣不出東西。
當時外國人也是異想天開，一看到中國開放了，就把各類大宗商品嘩嘩地往中國運，就連刀叉、睡衣、鋼琴都運來了，但這些玩意兒肯定賣不出去的。
當時外國人對中國市場還不太瞭解。而且，由於具體的商貿規則還沒有制定，所以開放口岸之初，開展正式的中外貿易還存在許多障礙，此時仍然是以走私貿易為主。但有一個變化，關鍵在於他們把上海作為五個通商口岸之一，這是英國人最聰明的選擇之一。
當時上海還是一個小縣城，一個非常非常不起眼的小縣城，本身主要是長江所攜帶的泥沙在入海口形成的三角洲，發展歷史比較短，沒有什麼底蘊。但上海的優勢在於位居長江口，而且跟江浙是一體的。
它是江浙向外的一個延長點，以廣大的長江沿線為腹地，尤其是以長江中下游這一地區為支撐。而那裡從唐以後就是中國市場經濟最發達的地方，在清朝依然是如此。
這一帶的農民沒有多少自然經濟的概念，他們的生產主要是為了交換。
比如，農婦的紡織業基本就跟包買商的概念聯繫在一起。包買商把原紗批發給各家各戶，等他們織成布後再以較高價格收回來，這種形式作為一個巨大的商業網絡在江浙地區長期存在。
在開放口岸之前，政府可以利用廣東十三行這樣的官商機構控制對外貿易，此外只能進行非正規的走私，走私的主要貨物就是鴉片，這是一種非常惡劣的走私。
廣州十三行是清代專做對外貿易的牙行，是清政府指定專營對外貿易的壟斷機構。在“一口通商”時期，“十三行”的發展達到了巔峰，成為“天子南庫”，與亞洲、歐美主要國家都有直接的貿易關係。
但到了上海這裡就不一樣了，本來這一地區就有很強大的商業潛力，而且有根基很深的市場網絡和商業傳統，所以很快就能跟外商達成一致，很多原來在澳門、珠海一帶跟洋人打過交道的人也很快在上海找到了新的發展機遇，於是這個地方很快形成了一批買辦商人，上海的廣東幫逐漸形成，並在上海立足。
到了1850年以後，上海的對外貿易總額已經超過廣州，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對外貿易口岸。
當時在上海的外國人不願意在城內居住，希望在城外規劃土地建房，當地官員也覺得管理外國商人比較棘手，於是上海道的官員就跟外國人簽訂了一個租地的條約，即後來外國人的居住區發展成租界的雛形。現在的上海市就是圍繞著租界開始發展的，原來老的縣城反而被冷落了。
當時租界外邊是華界，華界也模仿租界的管理辦法，於是，整個城市都以租界為發展的模仿對象。上海這樣一個大城市的出現，也在日後極大地改變了中國。
從前的上海就是一個小縣城，無論是從政治還是經濟方面都沒啥地位。但從此以後，上海不僅一躍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而且在相當程度上也成了文化和政治中心，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很多事兒都是在上海發生的。越往後，上海的重要性越強。上海的出現，使中國的整個格局發生了改變。
清政府對鴉片戰爭的態度，如剛才所說，是希望儘快把這場戰爭以及它所帶來的影響消解掉，統治者希望假裝這事情沒發生過。
於是，整個朝廷對這個事就不再說話了，只有少數人開始努力地去逐步瞭解西方。比如說梁廷枏[nán]，他有一本筆記叫做《夷氛聞記》。他通過各種渠道瞭解西方，從而著有這本筆記。
更偉大的是魏源，他根據林則徐編纂的《四洲志》以及其他一些資料編了《海國圖志》。
現在有人批評魏源沒有知識產權的概念，書成之後居然完全沒有提到林則徐的名字，但不管怎麼樣，他還是做了很大的貢獻的。做得最好的，當屬徐繼畲[shē]，他當過巡撫，編了《瀛寰志略》，這本書是當時中國人描述西方最好的著作。
魏源其實還是比較馬虎的，《海國圖志》有些地方很想當然，到了《瀛寰志略》這裡就很不錯了。但這樣一些努力當時都被埋沒了，他們絕對都是一些超前的人，所以他們的書在當時沒有多少人看。
此前還有一個福建的士人，曾被擄掠到西方，後來寫了一本《海略》，基本也描繪了西方大致的情形，但出版以後仍然沒有多大影響，發行量非常小。
當時不僅是朝廷，普通百姓也希望把鴉片戰爭給忘了，士大夫都假裝不知道。畢竟此時還只是五口通商嘛，整個內地還看不到多少洋人，也看不到什麼洋貨，除了鴉片。
而鴉片此前已經輸入，所以大家覺得都無所謂，從上到下競相裝鴕鳥。
沒有人想辦法去改善軍備，改易軍事制度，或者學習西方造點大船——最早也有人模仿，但工藝不行，造不出來，就算了，沒人想去買一艘回來仿製。
《南京條約》一簽，所有事情就過了，然後就想怎麼把開放了的幾個口子重新封上。以前是一個口子，現在多了四個小口子，多了就多了唄。
於是，隨後就發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