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中國茶葉如烈火烹油，達到鼎盛時期：18世紀全球首富潘振承、19世紀全球首富伍秉鑑的祖上都是福建茶農，他們在廣州十三行做茶葉貿易，將英國與俄國國庫中的白銀席捲一空。但茶葉史的下一篇章卻是印度阿薩姆茶崛起，中國茶一再落敗。原因似乎也擺在面前：英國人福鈞偷走了中國茶葉。
福鈞 圖來自網絡
據學者胡文輝考證，早在17世紀末，德國博物學家和醫生A.雷克已從日本將茶籽帶到爪哇，並培育成功；19世紀前期，荷蘭人賈克布森六赴中國，最後一次更在清政府懸賞其首級的情形下，帶回700萬顆茶籽和15名工人，成就了爪哇的茶業。即便在英國人這邊，在福鈞的中國行之前近二十年，喬治·詹姆斯·高登、查理斯·加爾夫（傳教士）就已得到總督威廉·班庭克的鼎力支持，赴華併購買到大批武夷山茶籽了。
中國茶引種巴西也存活了。
事實上，茶葉原產地就是中國，世界各地的茶葉幾乎都是從中國引種出去的。那為什麼英國的這次引種引起了這麼大的影響？而且，東印度公司破產之後，立頓公司繼續了英國茶行業的神話，並延續至今。
英國人福鈞本是植物學家，從他寫的《兩訪中國茶鄉》中可以看出他對茶的瞭解。他澄清了林奈在植物學分類上的迷惑之處：綠茶與紅茶是一種植物，區分它們的是不同工藝。他帶走的武夷山品種與阿薩姆品種的嫁接是當時最高水平的農產品傑作。
即使是這樣，任何人也很難接受阿薩姆紅茶質量高於福建紅茶這種判斷。
實際上，由於英國人喝的是奶茶，當氣味芳香、味道雋永的福建紅茶衝入牛奶並加糖以後，香氣減弱，味道變淡，整體感覺就比不上以“濃強鮮”為特點的阿薩姆奶茶。但這不過是品種改良問題，對中國茶農來說，難度不大。
而福鈞帶走茶種，對中國茶葉的打擊也很有限。他的打擊其實在於他看到了中國綠茶生產的現場狀況，並在1851年的世博會上公之於眾：“工人們的雙手全都被染成了藍色。我禁不住想，要是那些綠茶飲用者看到這一場景，他們那特殊的偏好可能就會被糾正過來——要我說的話，他們的口味因此就會更純正。”
這些細粉是染色劑，被他帶回英國分析後，其中有普魯士藍等毒性很大的化學產品。
這應該是對中國茶打擊最大的新聞。從此之後，英國人不再喝中國綠茶。
那麼，是因為中國茶農在全世界最沒有職業道德嗎？
1903年12月，東文學社日籍教師25歲的船津輸助在宣武門外的住所裡寫下日記：“普通人大多衣衫襤褸、蓬頭垢面，在城門內、屋簷下等處寄居，其中尤下等者以乞食為生，嚴冬時節仍然衣不蔽體，往往凍死。因而此處強盜、小偷甚多。但在不潔的人群中，又可以看到身著青色或紅色錦繡、外裹貂皮、全身上下價值數百金極為氣派之人。只要在市中心稍微走一走，就能感覺到這種貧富差距。”
如此格局之下，農民的生存得不到保證，哪裡談得上農產品的質量？進一步說，哪裡有什麼批量生產的商品質量？
船津發現北京市井“贗品甚多，玉器雖隨處可見，但大部分都是假的”。
乾隆年間，朝鮮使臣洪大容在其《湛軒燕記》一書中記載，中國“茶品多種，青茶為最下常品。普洱茶都下最所珍賞，亦多假品”。
《大汗之國》中記載修士克路士在中國發現市場上有人“在雞裡面灌水或沙，以增加賣出的重量”。
據“中研院”陳慈玉的研究，紅茶競爭也隨即開始。1871年，印度當年出口英國的紅茶是中國紅茶的百分之十，1885年到一半，兩年後到百分之八十。
在美國市場，日本茶在1908年壓住中國茶，十年後達到中國的兩倍。
英國渣打銀行等勢力在印度與日本投資，這意味著英國人不再只是購買者，而且成了製造者與輸出者。這一方面培養了中國茶的對手，一方面也壟斷了大量利潤。
在這個過程中，日本橫濱正金銀行崛起，日本商人奪回精製茶商權，都算得上日本在國際貿易中的應對之策。
中國有應對能力的十三行商人已全部歇業，面對英國資本，中國小茶商的應對辦法僅有一個：“粗製濫造”。不久之後，中國從茶葉出口國淪為茶葉進口國。
這與一百年前中國十三行鉅商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博弈幾十年的局面已相去甚遠。那時，英國人對中國品牌深信不疑——價格雖貴，品質絕對世界第一。作為抵擋英國資本最犀利武器的中國品牌，此時已被清政府無端砸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