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廣安市檢察院 杜勇彪
2018年3月，杜勇彪參加辯論賽
2019年12月，杜勇彪到鄉村普法
■“你們指控我販賣30多公斤的冰毒，我認，也應該受到懲罰。但我提供了‘上家’的詳細信息，你們為什麼不把他抓回來？他的罪更重！”這句話深深擊中了杜勇彪。
■“哪裡會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喲！我只能和公安的同志一道，儘量把工作做周密一點。萬一就成功了呢？”
■“其實內心挺愧疚的。口罩最缺的時候，要出門辦案、辦事，一些同事確實沒辦法了，私下來向我求助，但我還是沒能幫上忙，很過意不去。”
四川省廣安市檢察院第一檢察部80後檢察官杜勇彪，被大家親切地稱為“彪哥”。“彪哥”叫久了，非正式場合反而沒人叫他的本名。其實，見過他的人一般很難將他和他的名字對應起來。因為，只要不開口說話，單從外形上看，瘦削又戴著眼鏡的彪哥，絕對是一名文雅書生，看不出半點威猛彪悍的痕跡。
但就是這樣一位“書生”，在辦理毒品案件中，想盡一切辦法引導偵查機關收集證據，將狡猾的毒梟定罪；在辦理疑難命案時，逐幀查看監控、查閱大量資料以求尋得真相；在新冠肺炎疫情來臨之際，主動挑起單位防疫工作中最困難的部分。他對每個人都懷著極大的善意，對檢察官這一職業飽含深情的熱愛。
“胖子”是哪個
提起杜勇彪的辦案水平，尤其在懲治毒品犯罪方面，在本地公檢法三家，他得到了一致稱讚。最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他辦理的農某等6人販賣、運輸毒品案。
原本該案是苟某等5人涉嫌販賣、運輸毒品，公安機關根據苟某的交易明細摸出了提供毒品的“上家”農某，並及時實施了抓捕。移送審查起訴時，公安機關還提供了苟某的一段通話錄音，錄音內容主要是討論毒品交易金額。但遺憾的是，通話對方在苟某的通訊錄中被儲存的名字只是“胖子”。雖然該案各環節的承辦人都認為“胖子”的聲音和口音與農某比較相似，但農某到案後一直消極應付，言語甚少。
經過審查，杜勇彪認為，據同夥供述及其他證據相互印證，苟某等5人具備起訴條件。至於農某，即使經過退查和反覆訊問，也難以證明農某就是“胖子”。“上家”就在眼前，卻因證據不足，不具備起訴條件。
杜勇彪並不甘心就此放棄。經過和同事反覆商量，他決定採用欲擒故縱的“險招”。根據當時不具備起訴條件的情況，對農某作出了不起訴決定。在宣佈決定後，商請公安機關立即依法對他進行詢問。這時的農某放鬆了警惕，與民警“侃侃而談”。詢問完成後，根據杜勇彪的建議，偵查人員將詢問時的錄音和之前那段通話錄音火速送到專業機構進行鑑定。
鑑定得出結果，兩段錄音均來自同一人，農某就是“胖子”！在釋放農某之前，杜勇彪早已會同公安機關作出周密部署。鑑定結果一出，農某便被再次抓捕歸案。最終，經法院審理，農某被以販賣毒品罪依法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案件告一段落，同事問他，放了農某，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再抓回來嗎？杜勇彪坦言：“哪裡會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喲！我只能和公安的同志一道，儘量把工作做周密一點。萬一就成功了呢？”
我問彪哥，為什麼這樣執著於打擊“上家”？他給我講了一個故事。
2014年，他剛從基層院考調到廣安市檢察院。那時，他還是一名檢察官助理。在老檢察官的帶領下，他參與辦理了一起販賣冰毒達30餘公斤的大案。當時，被告人張某自知罪孽深重，表示願意配合抓捕“上家”，向偵查人員提供了他掌握的關於“上家”的所有信息。但由於“上家”當時人在有名的“製毒村”，反偵查能力特別強，難以抓捕，也無法固定證據，偵查人員數次出警都難有收穫。該案最後一次開庭時，張某在陳述中說道：“你們指控我販賣30多公斤的冰毒，我認，也應該受到懲罰。但我提供了‘上家’的詳細信息，你們為什麼不把他抓回來？他的罪更重！”
這句話深深擊中了杜勇彪，讓他一直特別關注這個“上家”。後來得知這個“上家”因販賣、運輸毒品被廣東警方抓獲，最終於2018年在廣東省被判處死刑，但杜勇彪對這件事情始終不能釋懷。
此後，但凡遇到毒品案件，杜勇彪都注意盯住“上家”。至今，他通過提前介入偵查或依法複驗、複查，至少在3起毒品案件中成功為“上家”定罪，涉案的海洛因和冰毒總量超過8公斤。同事張靜說：“彪哥這種窮盡一切辦法打擊‘上家’的精神，總是震撼著我。以前辦案進入死衚衕的時候，對於成功可能性小的辦法，我想想也就過了。但是現在，我願意都試一試，萬一就成功了呢？”
細膩與柔情
杜勇彪是熱血青年，熱血青年也有一副柔軟心腸。2018年，一起棘手的案件被送到了杜勇彪面前。被害人李某被其男友重傷入院，5天后搶救無效死亡。案子之所以棘手，主要是該案的核心現場只有嫌疑人和被害人一對一在場，沒有監控拍下關鍵證據。這起案件到底屬於故意傷害還是故意殺人？抑或是過失，甚至是意外事件？實在難以判定。另外，由於嫌疑人與多人存在經濟糾紛，涉及大量民事訴訟，該案引起了當地公眾的普遍關注。
據杜勇彪回憶，自從接手該案，李某的父母就不斷來找他，已經記不清有多少次了。每次來，兩位老人都是淚眼婆娑，不斷述說女兒艱辛的過往，質疑公安機關是否在偵查中竭盡全力，反覆哀求檢察官嚴懲兇手，常常一說就是半天。對於這些，杜勇彪都耐心傾聽。在充分了解案情之後，他對兩位老人的質疑反覆逐一解釋，逐漸消除了老人對司法機關的疑慮。對於老人關心的涉及嫌疑人的民事糾紛，杜勇彪也作出詳實的解答。慢慢的，兩位老人非常信任他，有什麼疑慮也不再到處喊冤，而是直接上門來諮詢。
能否讓被害人家屬認可，還是要落實到辦案上。為了確定案件性質，杜勇彪將案發時間前後，核心現場周圍的監控錄像都調出來逐幀查看，對案發前二人的肢體衝突的畫面進行重點分析。根據案發前嫌疑人對被害人的暴力行為，以及被害人的掙逃表現，結合路人反映的“案發時看到兩人有強烈的肢體接觸，並且聽到被害人呼救”，他判定，嫌疑人辯稱的“當時二人正相約自殺”基本不可能。
對於嫌疑人辯稱李某是因為意外摔倒而受傷這一點，杜勇彪發現，屍檢報告顯示，被害人頭骨骨折、腦組織挫碎傷。經過諮詢法醫、查閱大量書籍和相關案例，他認定，以被害人的年齡和案發前的身體狀況，普通摔倒是不可能造成如此嚴重的傷害的。至此，嫌疑人的謊言被擊破，訊問取得新進展，李某被害的真相也浮出水面。
最終，該案被告人被以故意傷害罪判處無期徒刑。宣判當天，兩位老人對走出法庭的杜勇彪一路道謝，後來還專程到杜勇彪辦公室，再次鄭重表示謝意。“如何把一個存疑的案件辦成鐵案，這是對我們職業的挑戰。我們辦案，就是必須經得起歷史和群眾的檢驗。”杜勇彪再一次講出了他的信念。
生活中的杜勇彪，卻是一個很感性的人。幽默、愛笑、淚點低，這些都是同事們給他貼的標籤。他會對女同事憐香惜玉，部門有什麼重活、需要加班的活，他總是儘量第一個衝上去；他會對後輩愛護有加，無論大家在生活上還是工作上遇到問題，他總是樂於伸出援助之手。同事們都說，在嚴肅的工作中，有彪哥這樣一個溫暖的貼心人，真的很幸運。
杜勇彪還是一個典型的“女兒奴”，他帶娃的手藝在部門內數一數二，不會輸給女同事。有了第二個小孩後，他更拼了。別人工作忙，都是加班到晚上八九點，但他卻是八九點才開始加班。因為，他總是和妻子分別把兩個孩子哄睡著之後，才趕到單位加班。同事問他累不累，他回答說：“哪兒會累啊？我覺得自己挺幸福的。”
熱心大哥
這段時間，提起杜勇彪，單位的同事總會豎起大拇指：“要不是彪哥行動快，那段時間到哪裡找得到口罩喲！”1月20日，“新冠肺炎存在‘人傳人’的現象”傳開了，但大部分人並沒有立即反應過來這意味著什麼。1月21日一早，廣安市各大藥店的口罩開始陸續缺貨。身兼工會幹部的杜勇彪立即反應過來，有必要對這次疫情嚴陣以待。眼看購買口罩越來越難，熱心的杜勇彪做了兩件事，一是主動挑起聯繫口罩的重任，二是建議單位根據國家權威機構推薦的診療方案，準備小部分常見的中西藥以備不時之需。
臨近春節，杜勇彪卻為了聯繫口罩越發忙起來。打遍了親戚朋友電話，終於經朋友介紹，聯繫到一家藥店買到少量口罩。他將部分口罩分給了同事，餘下部分直接上交單位，供值班人員防護使用。每當單位口罩見底了，他總能及時補充，也不知道那段時間他找了多少渠道。
2月下旬，隨著手中案件不斷增加，杜勇彪兼顧辦案和防疫實在有些吃力了。加之政府逐漸加大了口罩投放量，“一罩難求”的局面得到緩解，他才將購買防護用品的工作移交給其他同事。大家都對他感謝不已，他卻不好意思地直襬手。我問他為什麼擺手，他回答說：“其實內心挺愧疚的，要是行動再早點，還能多買點口罩，給大家多一些保障。口罩最缺的時候，要出門辦案、辦事，一些同事確實沒辦法了，私下來向我求助，但我還是沒能幫上忙，很過意不去。”
除了口罩，疫情期間杜勇彪最關心的還有本地涉疫案件。2月6日，他在內部通報中看到一則消息，一男子因拒不配合疫情管控而被刑事拘留。文中簡單描述了該男子抗法的過程：先是對疫情防控工作人員辱罵、威脅，公安民警到現場後，拒不配合調查還出手傷人。杜勇彪認為，對普通的疫情防控工作人員進行妨害和對公安民警進行妨害，其認定標準不應簡單“一刀切”，嚴厲懲治嚴重妨害疫情防控的犯罪和嚴格把握刑事犯罪的界限同樣重要，但是，單從通報中的描述卻難以判斷該男子的行為屬於哪種情形。
他立即聯繫了發佈消息所在地的基層檢察院，在得知基層院已派員提前介入後，提出了自己的建議：要幫助公安機關把好證據關，保證依法嚴厲打擊涉疫犯罪。此後，每當本地公安機關發佈涉疫案件信息，他總是第一時間仔細閱讀，並對相關的檢察人員作出提醒和指導，儘量避免出現辦案瑕疵。隨著最高檢不斷髮布涉新冠肺炎疫情指導案例，全市的辦案人員也逐漸對相關案件的處理辦法更加明晰。說起這些，第一檢察部主任張渝說：“別看他有時候看似嬉皮笑臉的沒個正形，關鍵時刻，他心細得很。”
來源：檢察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