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30日，《中華大典》最後一個分典《交通運輸典》（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的出版座談會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張元濟講堂舉行。這意味著，從上世紀80年代末啟動的《中華大典》，歷時30年，終於竣工。
30年間，不少專家學者為編纂《中華大典》獻出了生命的最後時刻：被稱為《中華大典》“第一功臣”的段文桂（2004年去世）；《中華大典》的總主編任繼愈（2009年去世）；《文學典》編輯部負責人，原江蘇古籍出版社社長高紀言（2008年去世）；《中華大典》編委會副主任，《文學典》主編程千帆（2000年去世）；《文學典》的副主編卞孝萱（2009年去世）；《醫藥衛生典》的主編兼《醫學分典》主編趙立勳（1996年去世）；《中華大典》編委會委員劉乃和（1998年去世）；《中華大典》編委會副主任席澤宗（2008年去世）等等。“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他們為造就《中華大典》作出了無私的奉獻，值得我們永遠敬佩、感激、思念。
中宣部出版局原局長伍傑先生是《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兼辦公室主任。他曾將參與編纂《中華大典》的已故專家們一一記述。今天讓我們走近《中華大典》的總主編任繼愈先生。
▲任繼愈（右）與本文作者伍傑
任老是《中華大典》的總主編。他是《中華大典》的旗幟，是一位國人盡知的著名學者、專家，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他有相當的影響力、號召力、凝聚力。他從1988年接受《中華大典》總主編的聘任以後，直至2009年7月11日仙逝，20多年中，始終認真主持《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他還親自主編了《中華大典》24個典種的《哲學典》《宗教典》。《哲學典》是《中華大典》中最先完成的一個典。
在他生命的最後20年裡，幾乎時刻都為《中華大典》的編纂而奮鬥著。他身體不好，眼睛幾乎失明，用放大鏡才能看東西。從2006年起，發現身患絕症，但他始終沒有放棄《中華大典》的編纂。他說，這是他生命中學術活動的最後兩件大事之一。
任繼愈從一開始就站在時代的高度來編纂《中華大典》。他在兩次試點工作會上，在《大典》正式啟動的會上，反覆強調編纂《中華大典》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在1989年的第一次試點工作會上說，我們是具有高度文明和文化傳統的民族，要多出有用、有價值的圖書佔領文化領域，以振奮民族精神。1990年在第二次試點工作會上他又說，國家穩定後，文化建設要跟上去。我們要為下一兩代人積累資料，為學術高潮的到來，為文化建設的高潮打基礎。準備工作好，高潮就容易來。1992年他說，《中華大典》是在繼承、弘揚我國類書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參照現代圖書分類法進行編纂的巨型類書。是上自先秦，下迄“五四”，我國古代典籍的資料總結。《大典》除了體例創新之外，資料搜輯，要超過歷代任何一部類書。為了創建新的，一定要繼承舊的。直到2006年5月20日，在《中華大典》工作會議上他還說：“現在許多國家學者，在考察、研究中國，呼籲我們提供中國文獻資料，編纂《中華大典》的必要性已經超出中國的範圍，具有世界意義。”他還說，現在大專院校任務不飽滿，老先生不在第一線，可以多發揮作用。有可能，也有需要。有國家支持，有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用現代化技術設備，發揮社會主義大協作優勢，在版本選擇、校勘標點、資料全、選擇求精等方面，我們要超過古人所編的類書，使類書的發展在我們這一代達到一個新的水平。我們一定能編纂出一部無愧於時代的新型類書。他充滿信心。
▲任繼愈介紹《中華大典》的文章（《中國圖書評論》1999年第11期）
為了編好《大典》，他親自點將，親自選拔人才，招兵買馬，組織一個出色的班子。1992年剛開完《大典》工作會，他便親自選人組建了《大典》編委會的10人常委班子：程千帆、戴逸、席澤宗、葛劍雄、劉乃和、龐樸、李學勤、戚志芬、馬繼興、任繼愈。這是常委班子，他說，有了這個班子，就有希望。後來又不斷作了些調整。1993年在《文學典》工作會上說，三軍易得，一將難求。現在不僅是將，還有程老這樣的帥在，我們很放心。這個編纂班子是令人信得過的。在全面鋪開之後，他特別遨請柯俊、吳文俊、傅熹年參加編委會，為副主編，他說，沒有這樣一批著名的專家幫助，《中華大典》的自然科學典就不能保證質量。他對院士吳徵鎰願作《生物典》的主編十分高興，他說：“他是我在西南聯大時的同學，他人品好，學問出色。我一定要去參加他們的編纂會，他肯出馬，《生物典》一定能做好。”2007年6月7日，他專門給大典辦寫信推薦柴劍虹。他說，柴劍虹似可進編委，他能力、學識都有功底，看稿也仔細。《軍事典》的編纂，2007年以前一直沒有落實，他說：“我來給徐才厚同志寫一封信，請他幫助。”徐才厚收信後很快就批示請軍科院組織學者編纂。我在電話中告訴任先生說：徐才厚同志同意了。”任老耳朵不太好，他問我，什麼？西太后同意了。我再次大聲重複後他笑了。後來他住院以後，我到醫院去看他，他又十分高興，帶著幾分幽默地說：“我說哩！怎麼西太后同意了。《軍事典》現在徐才厚批了，那就有希望了，24個典都落實了。”他為有一批軍事史專家來編纂《軍事典》而髙興。他還為《大典》的編纂出版樹立了一個榜樣。《文學典》全部完成後，2009年3月12日，他說：“《文學典》是啟動最早的一個典，創造了很多經驗，給後來其他典開了個好頭，能善始善終。”他盛讚編纂處主任髙紀言，說高紀言“樹立了大家學習的榜樣，他的工作令人敬佩。謙虛謹慎、從善如流、舉一反三，把後半生全獻給了《文學典》”。是啊！要編纂成《大典》必須有出色的人才。
任繼愈先生從試點開始，就到處奔波，從北京到南京、上海、成都、武漢。對《大典》的編纂．抓得很細、很實。研討框架、普查資料、論證樣稿、版本校勘等等，他總是真心傾聽專家學者的意見，也認真發表自己的見解。1992年4月，他到上海參加論證《歷史典》《教育典》的會議。他說：編輯班子很強，現在的框架很好，符合傳統的東西；還說，編時一定要考慮檢索方便，資料蒐集時限要往上推，不要往下延。現代化的東西別多弄。過了半年，1992年10月，又到成都參加論證《醫藥衛生典》《法律典》的會議。他肯定了學者們的做法，但提出吸收編纂學者要寬一點，要吸收北京、南京的專家。要抓緊，爭取快一點。1994年，又參加《語言文字典》的討論會。他說，《語言文字典》的框架可以，幾個分典較為清楚，交叉重複少。和別的典比較，有許多優勢，人力集中，主編選得好，使人放心，書稿能反映出國家水平。1996年在南京討論《文學典》的書稿。他說，看了樣搞，心甲有底了，達到了出版水平。拿出來可以立得住，內容充實，比較可信。還說架子弄好以後，精力要放在減少差錯上。重複問題要好好掌握．尤其是典內重複要考慮。引書格式、標點、版本、卷次、異體字，不要弄錯，要規範化。尤其是少用複雜的標點，少用問號、驚歎號，多用逗號、句號。在後來的多次樣稿討論、書稿審定中，他一再強調，一定要堅持質量第一，留給後人一部出色的古籍文獻資料，還反覆提出資料要“竭澤而漁”，體現“全”字。“小家要全，大家要精”。要蒐集不同學派的資料，體現歷史上學術派別的爭鳴。2008年，他還認為《文學理論分典》在美學思想中選用了老子《道德經》中的第一章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選得不準，特給我打電話，說老子的美學思想是在第二章，應換上第二章第一條。
在2003年12月24日給大典辦的信中，也充分體現了他的編纂思想，原信是：
大典辦公室：轉來高紀言同志關於《大典•清三》問題的下限信。僅提出我的意見，供高紀言同志參考。《大典》啟動時，《文學典》起了帶頭試點的作用，《文學典》開創了一些好經驗。《文學典》首先提出選材的標準，“大家取精，小家求全”，也是後來幾個典共同認同的標準，遵守不渝。“大家取精”為了避免冗長、重複，方便了檢索；“小家求全”是怕漏掉有價值的資料。在浩如煙海的原始資料中，我們編選者選材時只是舉手之勞，一旦漏掉，後來人找材料猶如大海撈針般麻煩。來函所列舉的清末民初幾位作者和他們的著作如果不被選入《大典•清三》，將會漏掉有價值的資料，給使用《大典》的檢索者、研究者帶來不便，這是我們編纂《大典》應當避免的。以辛亥革命為下限，可能作品尚未完成，可能只有半部或三分之一部。我們《大典》規定下限為辛亥，這是從中國全部文化狀況考慮的，為現代及今後的讀者著想，古代的材料比較分散，古文字不易讀。辛亥以後，材料易得，《文學典》所反映的是文學發展流變和時代文學思潮。這一點，程千帆先生的《文學典•序》中已明確指出過：“……長達數千年的創作中，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程。”程先生規定的原則有深意存焉，我們予以充分的重視。從選材可以顯示出作家的作品隨著時代、社會的變革而發展。這一點是《叢書綜錄》、《清人別集》所不能反映的。程千帆先生說的“個別地方有點不一致是可以的”，是為了防止重要材料因未選而被遺漏。來函所舉的這幾位作者，辛亥以後，都受到重視，重視程度甚至超過辛亥以前。我們還是按照作品出版年代劃分，不要照顧全書而向後延伸下限。如果每一個典都嚴格遵守這個原則，諸典，特別是文、史、哲、教育幾個典，彙集一起，就更能反映清末民初我國學術界變化至深且巨實況，功莫大焉。
每個典的終審會，他都參加，而且有明確的意見，直到2008年6月30日，終審《教育典》的書稿時，他還參加，早退一會，還特別留言：“永湛、伍傑兩位同志：全部稿子，我分別抽看了一部分（原稿今天全部帶來，請交與魏同賢及出版社）。這部分書稿，與已出版的幾個典比較，基本上達到要求，可以在專家提出意見的基礎上，加以改進（舉一反三），我初步認為可以通過。修改後，正式出版。我遵醫囑，魏同賢發言後請假先退席。麻煩你們費神主持！拜託，拜託！”
直到2009年2月，他在醫院裡還關心著《政治典》的框架，給大典辦公室的幾位同志寫信說：
《政治典》的主編對《大典》的理解還未進入角色，只是羅列了一些事件、人物，與《辭海》差不多。條目不少，但與中國的五千年，特別是秦漢統一以後的中國政治的實質並未瞭解。材料多，只是一部“辭典”，有些條目辭書上都有，我們又何必重複？總的綱領是多民族統一大國，這一事實與（五千多年國情）結合不緊，比如“科舉”、“九品中正”是什麼關係？中外關係方面的地位變化，以鴉片戰爭為界限，從此中國的性質從天朝變成半殖民地。比如香港、澳門，原是廣東的小漁村，被英國等割去後，才有了政治、政府建制，那是英國、葡國的，不是中國的。收回香港、澳門是新中國的事，建議以中國歷史發展的階段為綱，橫斷切面。先秦為一大段，秦漢以後為另一大段，大段以後再為若干小的段落，這樣《政治典》是中國歷史實際的縮影。然後再講各種制度，才有著落。世界列國，中國秦漢毫無瞭解，外國與中國的往來，也是明以後才逐漸增加。先請編者理一理中國歷史，適量參看已出版的《教育典》、《歷史地理典》及我國史書記載與外國的交往，然後再立框架。不是條目越多質量越好，而從歷史發展的實際情況，中國中央政府如何探索管理這個多民族的大國越來越完備，而人民的權利越來越小，才造成從一個幾千年的多民族大國，淪為半殖民的地位的。條目，隨時代發展，才有改變、變法以至改朝換代、治亂交替的局面。總之，框架要重新構建，徹底根據五千年的國情，才能編成高質量的成品。先設字數，不可能有幾分材料，說幾分話。此意見供《政治典》主編參考。
開會議論《軍事典》時，請有關同志寫了一個框架，他看後親自找這位同志談了幾次。談好後，他又給大典辦公室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伍傑同志：送來《軍事典》改動後新擬定的框架，（這個框架）改得好。上次會上我建議的幾點意見，主編回去認真考慮後，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我國軍事科學的全貌，範圍也擴大了，我認為這個框架可以成為編寫的基礎。下一步要注意收集資料，辨別古代兵書的時代，判定真偽。似可建議《車事典》的主編與《文獻》主編碰碰頭。對古籍，《文獻典》的同志可能更熟悉一些，多交流，有益無害。古法兵書武器、戰事以及佈陣都有圖，從春秋戰國直到明代戚繼光與倭寇交戰，使用“鴛鴦陣”屢屢獲勝，如果附圖，最好用線描繪為好（不用照相），我們的目的是使讀者有個清晰的概念。圖，儘量搜求，圖隨文配合，不要分離，這對讀者更方便。典的字數估計可能比設想的要多出一些，也請編者考慮進去。
他對質量的要求，並不只是一句空話，而是從自己做起，以身垂範。他說：《哲學典》一定要高質量，我主持搞的不能有損名譽，我搞的作品，一貫都講質量。要將原稿、出版社的意見和《哲學典》的報告都印給編委會常委，討論怎麼辦，討論了再定。《哲學典》怎麼理好質量問題，要找幾個人通讀一遍，花幾個月功。總之，有問題就解決。他常說，質量不能放鬆。顧炎武曾說，作前人之未作，後人之不可無。要避免低水平的重複建設。代表國家水平，為國增光，為學術負責。文化成品不是用金錢能衡量的。《哲學典》一直到他認為已經合乎質量要求了，才批准出版。
任繼愈從1988年直到2009年7月11日去世，二十多年的時間裡在《中華大典》這塊園地裡默默地辛勤耕耘，不論在順境或逆境中，都無怨無悔。上世紀80年代推舉他為總主編時，沒有給他一分錢的報酬，他不推卸地擔當起了總主編的責任。21世紀初國家投資了一些錢，應該給他一些報酬，他仍然不要。大典辦給了他一張補助卡，開始他不明就裡，收下了。後來給他講明可以取補貼工資，他一聽笑了，說：“我不要。”將卡退回了辦公室說：“放在那兒吧。”一放就是十年，他始終沒有取一分錢。要他要報酬難呀！大典工作委員會是《中華大典》的領導機構，主任開始是中宣部的一位副部長，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總署請他當工委會副主任，他又是笑著說“官我就不當了，我當我的主編吧！”硬是辭掉了工委會副主任的職務。名利“於我如浮雲”！
任先生在住院的日子裡，曾經對辦公室的同志說：“我相信你們有能力，有水平，能把《中華大典》完成好。”不久，他便駕鶴西去，我們十分悲痛。心想，只有不斷努力作好《大典》，才不負他的希望。現在，他一定在天堂裡等待見到修成的《中華大典》。
>摘自伍傑《誠摯而深切的懷念——記編纂出版的已故專家們》，載《千山遠，萬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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