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30日，《中华大典》最后一个分典《交通运输典》（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座谈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张元济讲堂举行。这意味着，从上世纪80年代末启动的《中华大典》，历时30年，终于竣工。
30年间，不少专家学者为编纂《中华大典》献出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被称为《中华大典》“第一功臣”的段文桂（2004年去世）；《中华大典》的总主编任继愈（2009年去世）；《文学典》编辑部负责人，原江苏古籍出版社社长高纪言（2008年去世）；《中华大典》编委会副主任，《文学典》主编程千帆（2000年去世）；《文学典》的副主编卞孝萱（2009年去世）；《医药卫生典》的主编兼《医学分典》主编赵立勋（1996年去世）；《中华大典》编委会委员刘乃和（1998年去世）；《中华大典》编委会副主任席泽宗（2008年去世）等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他们为造就《中华大典》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值得我们永远敬佩、感激、思念。
中宣部出版局原局长伍杰先生是《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他曾将参与编纂《中华大典》的已故专家们一一记述。今天让我们走近《中华大典》的总主编任继愈先生。
▲任继愈（右）与本文作者伍杰
任老是《中华大典》的总主编。他是《中华大典》的旗帜，是一位国人尽知的著名学者、专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他有相当的影响力、号召力、凝聚力。他从1988年接受《中华大典》总主编的聘任以后，直至2009年7月11日仙逝，20多年中，始终认真主持《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他还亲自主编了《中华大典》24个典种的《哲学典》《宗教典》。《哲学典》是《中华大典》中最先完成的一个典。
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里，几乎时刻都为《中华大典》的编纂而奋斗着。他身体不好，眼睛几乎失明，用放大镜才能看东西。从2006年起，发现身患绝症，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中华大典》的编纂。他说，这是他生命中学术活动的最后两件大事之一。
任继愈从一开始就站在时代的高度来编纂《中华大典》。他在两次试点工作会上，在《大典》正式启动的会上，反复强调编纂《中华大典》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在1989年的第一次试点工作会上说，我们是具有高度文明和文化传统的民族，要多出有用、有价值的图书占领文化领域，以振奋民族精神。1990年在第二次试点工作会上他又说，国家稳定后，文化建设要跟上去。我们要为下一两代人积累资料，为学术高潮的到来，为文化建设的高潮打基础。准备工作好，高潮就容易来。1992年他说，《中华大典》是在继承、弘扬我国类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参照现代图书分类法进行编纂的巨型类书。是上自先秦，下迄“五四”，我国古代典籍的资料总结。《大典》除了体例创新之外，资料搜辑，要超过历代任何一部类书。为了创建新的，一定要继承旧的。直到2006年5月20日，在《中华大典》工作会议上他还说：“现在许多国家学者，在考察、研究中国，呼吁我们提供中国文献资料，编纂《中华大典》的必要性已经超出中国的范围，具有世界意义。”他还说，现在大专院校任务不饱满，老先生不在第一线，可以多发挥作用。有可能，也有需要。有国家支持，有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用现代化技术设备，发挥社会主义大协作优势，在版本选择、校勘标点、资料全、选择求精等方面，我们要超过古人所编的类书，使类书的发展在我们这一代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我们一定能编纂出一部无愧于时代的新型类书。他充满信心。
▲任继愈介绍《中华大典》的文章（《中国图书评论》1999年第11期）
为了编好《大典》，他亲自点将，亲自选拔人才，招兵买马，组织一个出色的班子。1992年刚开完《大典》工作会，他便亲自选人组建了《大典》编委会的10人常委班子：程千帆、戴逸、席泽宗、葛剑雄、刘乃和、庞朴、李学勤、戚志芬、马继兴、任继愈。这是常委班子，他说，有了这个班子，就有希望。后来又不断作了些调整。1993年在《文学典》工作会上说，三军易得，一将难求。现在不仅是将，还有程老这样的帅在，我们很放心。这个编纂班子是令人信得过的。在全面铺开之后，他特别遨请柯俊、吴文俊、傅熹年参加编委会，为副主编，他说，没有这样一批著名的专家帮助，《中华大典》的自然科学典就不能保证质量。他对院士吴征镒愿作《生物典》的主编十分高兴，他说：“他是我在西南联大时的同学，他人品好，学问出色。我一定要去参加他们的编纂会，他肯出马，《生物典》一定能做好。”2007年6月7日，他专门给大典办写信推荐柴剑虹。他说，柴剑虹似可进编委，他能力、学识都有功底，看稿也仔细。《军事典》的编纂，2007年以前一直没有落实，他说：“我来给徐才厚同志写一封信，请他帮助。”徐才厚收信后很快就批示请军科院组织学者编纂。我在电话中告诉任先生说：徐才厚同志同意了。”任老耳朵不太好，他问我，什么？西太后同意了。我再次大声重复后他笑了。后来他住院以后，我到医院去看他，他又十分高兴，带着几分幽默地说：“我说哩！怎么西太后同意了。《军事典》现在徐才厚批了，那就有希望了，24个典都落实了。”他为有一批军事史专家来编纂《军事典》而髙兴。他还为《大典》的编纂出版树立了一个榜样。《文学典》全部完成后，2009年3月12日，他说：“《文学典》是启动最早的一个典，创造了很多经验，给后来其他典开了个好头，能善始善终。”他盛赞编纂处主任髙纪言，说高纪言“树立了大家学习的榜样，他的工作令人敬佩。谦虚谨慎、从善如流、举一反三，把后半生全献给了《文学典》”。是啊！要编纂成《大典》必须有出色的人才。
任继愈先生从试点开始，就到处奔波，从北京到南京、上海、成都、武汉。对《大典》的编纂．抓得很细、很实。研讨框架、普查资料、论证样稿、版本校勘等等，他总是真心倾听专家学者的意见，也认真发表自己的见解。1992年4月，他到上海参加论证《历史典》《教育典》的会议。他说：编辑班子很强，现在的框架很好，符合传统的东西；还说，编时一定要考虑检索方便，资料搜集时限要往上推，不要往下延。现代化的东西别多弄。过了半年，1992年10月，又到成都参加论证《医药卫生典》《法律典》的会议。他肯定了学者们的做法，但提出吸收编纂学者要宽一点，要吸收北京、南京的专家。要抓紧，争取快一点。1994年，又参加《语言文字典》的讨论会。他说，《语言文字典》的框架可以，几个分典较为清楚，交叉重复少。和别的典比较，有许多优势，人力集中，主编选得好，使人放心，书稿能反映出国家水平。1996年在南京讨论《文学典》的书稿。他说，看了样搞，心甲有底了，达到了出版水平。拿出来可以立得住，内容充实，比较可信。还说架子弄好以后，精力要放在减少差错上。重复问题要好好掌握．尤其是典内重复要考虑。引书格式、标点、版本、卷次、异体字，不要弄错，要规范化。尤其是少用复杂的标点，少用问号、惊叹号，多用逗号、句号。在后来的多次样稿讨论、书稿审定中，他一再强调，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留给后人一部出色的古籍文献资料，还反复提出资料要“竭泽而渔”，体现“全”字。“小家要全，大家要精”。要搜集不同学派的资料，体现历史上学术派别的争鸣。2008年，他还认为《文学理论分典》在美学思想中选用了老子《道德经》中的第一章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选得不准，特给我打电话，说老子的美学思想是在第二章，应换上第二章第一条。
在2003年12月24日给大典办的信中，也充分体现了他的编纂思想，原信是：
大典办公室：转来高纪言同志关于《大典•清三》问题的下限信。仅提出我的意见，供高纪言同志参考。《大典》启动时，《文学典》起了带头试点的作用，《文学典》开创了一些好经验。《文学典》首先提出选材的标准，“大家取精，小家求全”，也是后来几个典共同认同的标准，遵守不渝。“大家取精”为了避免冗长、重复，方便了检索；“小家求全”是怕漏掉有价值的资料。在浩如烟海的原始资料中，我们编选者选材时只是举手之劳，一旦漏掉，后来人找材料犹如大海捞针般麻烦。来函所列举的清末民初几位作者和他们的著作如果不被选入《大典•清三》，将会漏掉有价值的资料，给使用《大典》的检索者、研究者带来不便，这是我们编纂《大典》应当避免的。以辛亥革命为下限，可能作品尚未完成，可能只有半部或三分之一部。我们《大典》规定下限为辛亥，这是从中国全部文化状况考虑的，为现代及今后的读者着想，古代的材料比较分散，古文字不易读。辛亥以后，材料易得，《文学典》所反映的是文学发展流变和时代文学思潮。这一点，程千帆先生的《文学典•序》中已明确指出过：“……长达数千年的创作中，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程先生规定的原则有深意存焉，我们予以充分的重视。从选材可以显示出作家的作品随着时代、社会的变革而发展。这一点是《丛书综录》、《清人别集》所不能反映的。程千帆先生说的“个别地方有点不一致是可以的”，是为了防止重要材料因未选而被遗漏。来函所举的这几位作者，辛亥以后，都受到重视，重视程度甚至超过辛亥以前。我们还是按照作品出版年代划分，不要照顾全书而向后延伸下限。如果每一个典都严格遵守这个原则，诸典，特别是文、史、哲、教育几个典，汇集一起，就更能反映清末民初我国学术界变化至深且巨实况，功莫大焉。
每个典的终审会，他都参加，而且有明确的意见，直到2008年6月30日，终审《教育典》的书稿时，他还参加，早退一会，还特别留言：“永湛、伍杰两位同志：全部稿子，我分別抽看了一部分（原稿今天全部带来，请交与魏同贤及出版社）。这部分书稿，与已出版的几个典比较，基本上达到要求，可以在专家提出意见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举一反三），我初步认为可以通过。修改后，正式出版。我遵医嘱，魏同贤发言后请假先退席。麻烦你们费神主持！拜托，拜托！”
直到2009年2月，他在医院里还关心着《政治典》的框架，给大典办公室的几位同志写信说：
《政治典》的主编对《大典》的理解还未进入角色，只是罗列了一些事件、人物，与《辞海》差不多。条目不少，但与中国的五千年，特别是秦汉统一以后的中国政治的实质并未了解。材料多，只是一部“辞典”，有些条目辞书上都有，我们又何必重复？总的纲领是多民族统一大国，这一事实与（五千多年国情）结合不紧，比如“科举”、“九品中正”是什么关系？中外关系方面的地位变化，以鸦片战争为界限，从此中国的性质从天朝变成半殖民地。比如香港、澳门，原是广东的小渔村，被英国等割去后，才有了政治、政府建制，那是英国、葡国的，不是中国的。收回香港、澳门是新中国的事，建议以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为纲，横断切面。先秦为一大段，秦汉以后为另一大段，大段以后再为若干小的段落，这样《政治典》是中国历史实际的缩影。然后再讲各种制度，才有着落。世界列国，中国秦汉毫无了解，外国与中国的往来，也是明以后才逐渐增加。先请编者理一理中国历史，适量参看已出版的《教育典》、《历史地理典》及我国史书记载与外国的交往，然后再立框架。不是条目越多质量越好，而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中国中央政府如何探索管理这个多民族的大国越来越完备，而人民的权利越来越小，才造成从一个几千年的多民族大国，沦为半殖民的地位的。条目，随时代发展，才有改变、变法以至改朝换代、治乱交替的局面。总之，框架要重新构建，彻底根据五千年的国情，才能编成高质量的成品。先设字数，不可能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此意见供《政治典》主编参考。
开会议论《军事典》时，请有关同志写了一个框架，他看后亲自找这位同志谈了几次。谈好后，他又给大典办公室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伍杰同志：送来《军事典》改动后新拟定的框架，（这个框架）改得好。上次会上我建议的几点意见，主编回去认真考虑后，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军事科学的全貌，范围也扩大了，我认为这个框架可以成为编写的基础。下一步要注意收集资料，辨别古代兵书的时代，判定真伪。似可建议《车事典》的主编与《文献》主编碰碰头。对古籍，《文献典》的同志可能更熟悉一些，多交流，有益无害。古法兵书武器、战事以及布阵都有图，从春秋战国直到明代戚继光与倭寇交战，使用“鸳鸯阵”屡屡获胜，如果附图，最好用线描绘为好（不用照相），我们的目的是使读者有个清晰的概念。图，尽量搜求，图随文配合，不要分离，这对读者更方便。典的字数估计可能比设想的要多出一些，也请编者考虑进去。
他对质量的要求，并不只是一句空话，而是从自己做起，以身垂范。他说：《哲学典》一定要高质量，我主持搞的不能有损名誉，我搞的作品，一贯都讲质量。要将原稿、出版社的意见和《哲学典》的报告都印给编委会常委，讨论怎么办，讨论了再定。《哲学典》怎么理好质量问题，要找几个人通读一遍，花几个月功。总之，有问题就解决。他常说，质量不能放松。顾炎武曾说，作前人之未作，后人之不可无。要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代表国家水平，为国增光，为学术负责。文化成品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哲学典》一直到他认为已经合乎质量要求了，才批准出版。
任继愈从1988年直到2009年7月11日去世，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在《中华大典》这块园地里默默地辛勤耕耘，不论在顺境或逆境中，都无怨无悔。上世纪80年代推举他为总主编时，没有给他一分钱的报酬，他不推卸地担当起了总主编的责任。21世纪初国家投资了一些钱，应该给他一些报酬，他仍然不要。大典办给了他一张补助卡，开始他不明就里，收下了。后来给他讲明可以取补贴工资，他一听笑了，说：“我不要。”将卡退回了办公室说：“放在那儿吧。”一放就是十年，他始终没有取一分钱。要他要报酬难呀！大典工作委员会是《中华大典》的领导机构，主任开始是中宣部的一位副部长，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请他当工委会副主任，他又是笑着说“官我就不当了，我当我的主编吧！”硬是辞掉了工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名利“于我如浮云”！
任先生在住院的日子里，曾经对办公室的同志说：“我相信你们有能力，有水平，能把《中华大典》完成好。”不久，他便驾鹤西去，我们十分悲痛。心想，只有不断努力作好《大典》，才不负他的希望。现在，他一定在天堂里等待见到修成的《中华大典》。
>摘自伍杰《诚挚而深切的怀念——记编纂出版的已故专家们》，载《千山远，万水长》
閱讀更多 汝州教育信訪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