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1998年开始研究西南联大史，电视片《西南联大启示录》制片人，著有《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西南联大行思录》等书，最近与中华书局合作推出“西南联大访谈数据库”。
那时的北大
1978年，张曼菱以云南省文科第一名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那时的北大是什么样子呢？
她在未名湖畔读好不容易借到的朱光潜《美学》，过来一位老者问，你在读什么？ 看到是《美学》，老先生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他的书没什么，都是从外国搬来的，你要看就看原著，不要浪费时间。
张曼菱反感地正要走开，又过来两个佩红校徽的研究生，恭敬地对着那老人一鞠躬：“朱先生好。”
张曼菱大吃一惊：“您就是朱光潜先生？”
这件事被张曼菱写入《北大回忆》，她说：“朱先生教我的，已经远远高于‘美学’，每当我回忆至此，无不仰之，愿天下为诗为文为学问者，都能一知先生的此种高阔宏达。先生，在那个早晨不理睬您的那个女学生，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您让她领略到了美，屈原说的那种‘内美’，世界上有哪个先生叫人家不要读他的书呢？ 唯我北大朱先生也！”
1981年3月20日深夜，中国男排在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赛的关键一战中，以3比2战胜对手出线。北大学生庆祝游行，张曼菱回忆，她和舍友们冲出房间，汇入热情高涨的游行队伍。她站上一辆自行车，指挥大家唱歌，歌声里夹着口号：“中国万岁！”“团结起来……”“这时有两句口号吸引了我：‘北大清华，振兴中华！’我立刻心中一亮：‘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跟着我手臂的拍子，大家一口气喊了十遍，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像大海一样吞没所有的口号。”
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北大学生的欢呼声、一浪又一浪的口号声。22日，《人民日报》刊发新闻特写，大标题就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几天之内，这一口号传遍全国各地，北大学子的心声，成为那一时代的最强音。
1982年，张曼菱在《当代》上发表中篇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之后这部小说被拍成电影《青春祭》。她以小说当毕业论文，老师不但同意了，还给了她论文第一名的成绩。
西南联大研究者
张曼菱毕业后，进入天津作家协会做专业创作。之后又以学者身份到好莱坞访问；之后，她的家乡云南省将她“人才引进”。回到故乡后，她将“国立西南联大”历史题材在云南省相关部门立项，从此开始了对西南联大教师与学生的采访，踏上一条漫长的求索之路。
张曼菱是北大学生，有西南联大的血脉；但她与西南联大的缘分比这更早。
她9岁时，就从父母嘴里听到了西南联大的故事，一群文化人给边城带来苏醒的故事——
这里四季如春，几无寒暑之虑。靠崇山遮蔽，远离时代风云，基本上是幸而不幸地过着一种封闭、知足的小日子。
一切仿佛在瞬间改变了，忽然间，安静的小城里来了一大群人。他们都是从遥远的北平城里来的有大学问的人。
这是当时全中国最著名的一些学者，他们留过洋，见过大世面。现在国难，因为不当亡国奴，不愿意在小日本手下当差使，要把这几所好学校，这些好学生给中国保存着、培养着，他们抛下了安乐的生活，跋山涉水地到云南来了。
这样的一些人就在昆明的街上走来走去。每天，市民都看见他们，夹着一包书，就用本地的土布包着，走着穿过小城去上课，回家。几位先生的蓝布长衫都破了，打着不同颜色的补丁。有位穿皮夹克的先生，夹克穿得很脏也不洗，说要等打败了日本才洗。还有两位先生，胡子很长了也不刮也不修剪，也说要等胜利了，才剃掉。
令人兴奋的是：每到周末下午，就看见老板叫伙计上门板，关铺面。主人和雇员都要赶往省师礼堂去听西南联大的先生们演讲。那些专门为昆明市民举办的演讲，有的讲时事，有的讲经史，讲文学，也讲优生学。
闻一多讲诗，刘文典讲《红楼梦》，潘光旦讲优生学，吴晗讲形势。讲到山河之痛，国破家亡，台上痛哭失声，台下群情激奋，昆明市民与北来的师生们，同仇敌忾，意气相逢。淳朴的心田向着精神的导师敞开。
张曼菱的父亲当时是富滇银行的年轻职员，做了西南联大的一名门外弟子，经常去联大听教授们讲课。他亲眼看见，在联大的篮球场上，潘光旦先生拄着拐杖打篮球。独腿的潘先生说，别人能做的我也能做。
张曼菱的母亲当年还在市女中上学，联大的学生来给她们上课。她说：“老师是东三省的流亡学生，生活很苦，鞋子的帮和底是分离的，用麻线绑在一起。讲到日寇侵占国土，在课堂上声泪俱下。所以女中在‘一二·一’时参加游行的人最多。”后来展出的“一二·一”运动纪念老照片上面，就有张曼菱的母亲。母亲说，当时闻一多先生就走在她们的前面。
张曼菱从小就听这样的故事，当她考入北大后，那些西南联大的传说与眼前现实奇妙地结合起来了。她感到：血脉是相通的，气质是一样的，使命是相连的。
张曼菱在北大属于“风云人物”，与很多老先生相熟。当她要作西南联大研究时，得到了老先生们的支持。1998年，张曼菱在北京参加了季羡林先生的生日会，她将自己打算整理西南联大故事的想法告诉了季老，问他行不行？
“他上下打量着我，说‘你行。你是北大的，又是云南人，你可以做。’”
张曼菱联大采访对象中年纪最高的为北京大学1934级学生任继愈，这位著名哲学家、前国家图书馆馆长，在“纪念西南联大建校七十周年”的大会上，交给张一小札：
“西南联大七十年世称办学的奇迹。这奇迹无非是‘五四’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继续。这种精神是永远前进的方向。任继愈二〇〇七年”
任继愈先生曾赠张曼菱两枚“西南联大”校徽，一大一小，编号47。这是任继愈当年作为西南联大学子、教师时佩戴过的徽章，已珍藏了整整70年。
“两枚徽章代表的是任先生最珍爱的岁月。我跟任先生说，给了徽章我就是你的弟子了。他马上答道，不仅是弟子，而且是入室弟子。朋友听说后感慨，你也真够贪心的，拿一个得了，还两个都拿了！”
张曼菱的回答是：“老和尚把衣钵传给小和尚，小和尚敢不接吗？”
访谈： 大学是培养有力量爱国者的地方
对西南联大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其实才刚刚开始
读+：关于西南联大的故事，无疑会永远流传；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还有新的空间吗？
张曼菱：忆旧、怀旧与历史的探究，有着很大的差距。社会上关于西南联大的种种故事和说法，只能说是一种“热”；对西南联大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其实才刚刚开始。
要研究西南联大，首先要搜集史料。
从“面”上说，西南联大是中国战时教育的代表，或者说是金字塔尖的部分，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本来就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学校，而在西南联大的身后，还有很多战时大学，他们也纷纷西迁，比如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等；在这些战时大学的身后，还有很多中小学的西迁，没有这些中小学，大学的学生从哪里来呢？ 大家学术地位不同，但是气节不分高下，同样是艰苦卓绝，构成了一部弦诵不绝的中国战时教育史。对这些史料的搜集，那是远远不够的。
再从“点”上说。最近我和中华书局合作，推出了《西南联大访谈数据库》，中华书局今年初还出了《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但是还有空白点，比如联大在长沙停留了半年，这些历史搜集得都还不够。
有了史料还得有“论”，“史”“论”要分开。那就更不够了，香港有个女学者搜集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文章，发现的最早一篇发表于1944年，从那时到现在，有学术含量的，她一共才找到200多篇，可想而知对西南联大的研究现状了。我一直希望北大建立一个研究西南联大的学术高地，投入资源，好好研究，把那些商业化、八卦化的东西去掉。
读+：您刚才提到的《西南联大访谈数据库》和《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能否再讲讲？
张曼菱：从1999年至2009年这10年间，我采访的联大人物约有200多位。包括“两弹一星”功臣朱光亚、王希季，著名数学家陈省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中国社会学学科开创者费孝通，担任过人大副委员长的王汉斌，原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等各界大师级人物。他们身上保持着当年的联大学风和那种永不休歇的批判眼光、直言精神，体现了西南联大时代最珍贵的独立思考、兼容并包、永不停止探索与追求的精神价值。他们都具有强大的记忆力和缜密的思考力。时至今日，他们多已辞世，或已衰老，不能再做这样的谈话了。这些内容已经成为珍贵的绝版资料。还有一部分采访是对家属的，如邓稼先夫人许鹿希、冯友兰女儿宗璞、王力夫人夏蔚霞女士、贺麟女儿贺美英女士以及对闻一多子女、赵元任三个女儿的访谈等等。
为拍一部片子，采访是有提纲和时间限定的。但对方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希望倾诉平生襟怀。这些珍贵的倾吐，它带给人们的那种沉重和沉思的气质，是不言而喻的。于是我尽可能让他们倾谈。在这批“踏破铁鞋”的采访基础上，我制作完成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任继愈先生曾评说为：“集腋成裘，蔚成大观。”
今年正值母校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我与中华书局合作，推出《西南联大访谈数据库》，数据库以这些口述访谈视频为主要资源，包括视频资料及访谈相关的札记等文字资料。一期访谈资料中，受访对象达40余人，视频总时长约1300分钟，也算是我送给母校的生日礼物。
郑天挺是著名历史学家，在西南联大担任总务长，是管钱管事、负责实际运作的人。最近中华书局推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这是诸多西南联大相关日记中，记载学校实体运作与生存状况最为切近和详实的一本，也是品质最为可靠的。
这是一本带着体温的历史文献，事、理、史、文、情操兼具，我很喜欢，还写了个“读《郑天挺日记》的日记”。读他的日记，可以进入那个时代学者的内心与生活中。
郑上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初临，则遇几大难事：一是校工罢工；二是学生伙食款失盗；三是事务组负责人辞职；四是借钱发薪水；五是当地的工学院等来催要校舍，联大授课须别寻其地，又租了会馆。但郑先生写来平静如常，一一举重若轻处理，照样读唐史明史，只是家书少复。《日记》中的沉稳大气，为他人日记没有，我感觉郑先生是“每天都遇事，从来不慌乱”。此外要考察三校行政运作的流变，郑先生的日记里也有很多资料，和访谈数据库对照看，会很有意思。
我向云南师大推荐了《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他们很重视，因为没有联大就没有师大，他们买了50套，还要开研讨会。
农家老太太的惊人之语
读+：说到西南联大，一个常说的话题就是“大师”，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张曼菱：客观的说，当时的西南联大，理工科老师都是在西方的实验室当助手的，他们知道国际学术的趋势和动向，回来后就指点自己的学生，让他们不落伍；文科老师更是谁都不服谁的。西南联大环境艰苦、条件很差，做不了一流的科研，只有文科有几个研究所。联大培养出的人物，后来又到了国际上对接深造，加上战争、革命带来的时局变迁，给了这些学生巨大的人文激励，给了他们动力，他们才成为人才，进一步成为大师。
陈寅恪先生说过，学术不断趋时也容易过时。只要投入资源，搞点高科技来，引进一些人才，办一所排名靠前的大学、在一些领域取得突破，并不是难事；要论各个专业的顶尖级人物，现在也不少。可是必须人格兀立，具有昭示后人的力量，我以为才是“大师”。
这是一种情怀，放射出人文的光芒。只有站在一个高远的位置上的导师，才能发出这样的光芒。这就是人格与学术的合一。
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性；如果没有家国天下的情怀，那么我们的大学就不是中国的大学，我们的大学老师也不会成为真正的大师。
读+：这种家国天下的情怀，在西南联大的历史上有哪些流露？
张曼菱：太多了，我就说3个故事，分别发生在北大迁离之前、抗战胜利之后和当代。
西南联大校歌第一句是“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抗战爆发，人们带走了设备、书籍以及一切为民族复兴所必需的物资与人才。他们暂时地放弃了自己的家园，但是并没有放弃这个民族生存的信念和力量。著名诗人陈三立因忧国绝食而亡，其子陈寅恪拒绝日军的请帖，随学校撤到滇南。在决定了学校“南迁”后，北大校长蒋梦麟回家乡去见父亲，儿子的临别之言是：“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老父闻之目光炯炯，在送走了儿子后，避之深山，后来在对儿子和胜利的盼望中辞世。北平陷落后，中学生邓稼先在集会上扯碎日本旗，他的父亲、北大哲学系主任邓以蛰决定送儿子逃离敌占区，送别时说了一句话：“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陈省身到了上海听说三校南迁的消息，一路追着走。“我一个教数学的到底能为抗战做什么？ 自己也不知道，可就是知道该跟着走，家里着火了，能帮着拿盆拿碗也是好的。”
在一个民族危亡的时刻，暮年者殉国，中年人出走，少年人反抗，构成了豪迈、壮观、英勇的民族大潮。
抗战胜利后，大学返回北平，北大校长傅斯年清算了自己的老师周作人，并公开表态：“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以担任教职。”当时北大复校后的规定是，凡留在日伪大学做事的职员，可用；在日伪大学中任职的教员，一律不得留用。对职员与教员不同的标准，折射出对教员更高的道德要求，在危难时刻，人们对知识分子有更高的期待。你必须有一种人格的含量，你必须有气节，你不能逮着谁都上课，你不能国家沦亡了，作为一个亡国奴在上课，那样你就没有资格作教授，所以就不聘你。
最后讲一个发生在当代的故事，但是也和西南联大有关。我们拍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的时候，去了昆明郊外的龙院村，杨振宁在那里住过，他每来云南，必回龙院村。我们摄制组自然也认了这里去拍。房东是个典型的老农妇，满脸碎纹，回忆了几句往事。走的时候，摄制组对她说：“知不知道以前住在这里的杨振宁得了诺贝尔奖，成了世界大名人？”老太太淡然地说：“是不是名人，我们不知道。就看他为不为中国人办事了。”
人杰和人才是不一样的
读+：今天，很多年轻人要为物质的东西操心，还要考虑自己的发展空间，“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说法影响也很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怎么看今天的大学？
张曼菱：利己不需要排斥，精致不值得批判，追求物质也没有什么错，关键是不要放弃灵魂的追问。当年闻一多先生家里厨子就有两个，还有两个抄文的书记，有保姆和洋车夫，这生活也够精致的吧。他把这些都丢下，带着一桶饼干，带着孩子、夹着两本书就加入了难民队伍。路上碰见臧克家，问他那么多名贵的书怎么全部抛弃了，闻一多就说：“国家大片大片的国土都丢了，我几本书算什么呢！”
今天的年轻人、年轻学人，面对的问题是诱惑太多、刺激太多，而且都是强烈的物质刺激；搞得他们天天等着抢馅饼，唯恐哪个馅饼没抢到、哪一口没吃到，出现了“争宠”现象，这还能有静气、还能做学问、还能健康成长？
大学是干什么用的？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办大学，集它的财力物力，把优秀子弟选拔出来，花费无数父母的苦心，无数师长的心血，还有个人的努力，这是为了什么？ 西南联大给予了我们最好的回答。
大学就是要为这个民族培养出那些站得高，望得远，能够为这个民族求取生存的，能够保护这个民族，能够发展这个民族，使之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的一些顶天立地的栋梁之材，一句话，大学是培养有力量爱国者的地方。
联大校歌里有一句：“中兴业，须人杰。”人杰和人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是哪方面的人才，就有含金量，可以给你多少年薪，公司就可以和你订合同。这个人才是可以量化，可以具体衡量，也是可以替代的。人杰，更具有我们这个民族所期盼、所需要的那种特质。人杰这个词汇在西南联大历史再塑造以后，具有了一种信仰的因素，而且只有具有为信仰献身的精神的人才，才能叫做“人杰”，当然不是说“人杰”就不吃饭不要工资，但是到了某种紧要的时候，人杰和人才是会有非常不同的表现的。能够在历史上闪亮的都是属于“人杰”范畴的。相反那种只是“有才”而无益于民族甚至有害民族的，人们就不大会记得他的才。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昆明召集最后一次大会——结业典礼，宣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结束，全场同学唱起了校歌“万里长征……”，然后人们去到后山坡上，为西南联大纪念碑揭幕。碑文是一篇熠熠生辉的传世之作，其中写道——
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我总觉得，中华民族千年来能够形成一个团结的民族，能够不被打散，正是因为代代都有“人杰”！
镜子
在胡玫的电影《孔子》里，夫子要离开故国，去如丧家之犬，大雨滂沱，马车踟蹰。经籍里记载着此刻他的话：“迟迟吾行也，去父母之邦。”一切的延宕阻碍，都只为依依不舍。
在动荡的岁月里，人的空间上的移动叫流，挈妇将雏，离开北平，辗转南下，是流离；告别父母，一路向西南，是流散。西南联大的记忆，从田园寥落干戈后开始，像水一样散开，像水一样颠沛，也像水一样流到陌生处孕育种子，开枝散叶。
西南联大，是国难中难得能放下书桌的一隅之地，在防空警报声中隔出来的一块平静之所，但绝不远离国难。它所孕育的种子，叫家国天下情怀。不同口音、不同背景、不同认知的人，像百川归海一样汇聚于此，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长于斯而学于斯，成于斯而死于斯，慢慢拧成一股共同的家园、文化、历史、天下的认同。有了这份情怀打底，用张曼菱的说法，大师才成其为大师。西南联大精神才成其为精神。
国难是这份人生底色的催化剂，现实的急迫感、历史的责任感、文化的使命感，都在短短的几年里，如渊之蓄积，如潮之涌动。不是说和平时期没有，只是不如国难时来得沉重深刻，就像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说的，“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历史的冷峻与温情，都在于此。
所以，重提西南联大，时空变换，很多东西都没有了，战乱、苦痛、悲剧……但有一样一定要从繁芜的记忆里披沙沥金择拣出来：这份家国天下的情怀。它既是后人看前人的镜子，也是前人看我们的镜子，在两面镜子的互照中，才能明白“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沉甸甸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文/周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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