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曼菱，1998年開始研究西南聯大史，電視片《西南聯大啟示錄》製片人，著有《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西南聯大行思錄》等書，最近與中華書局合作推出“西南聯大訪談數據庫”。
那時的北大
1978年，張曼菱以雲南省文科第一名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
那時的北大是什麼樣子呢？
她在未名湖畔讀好不容易借到的朱光潛《美學》，過來一位老者問，你在讀什麼？ 看到是《美學》，老先生不以為然地搖搖頭說，他的書沒什麼，都是從外國搬來的，你要看就看原著，不要浪費時間。
張曼菱反感地正要走開，又過來兩個佩紅校徽的研究生，恭敬地對著那老人一鞠躬：“朱先生好。”
張曼菱大吃一驚：“您就是朱光潛先生？”
這件事被張曼菱寫入《北大回憶》，她說：“朱先生教我的，已經遠遠高於‘美學’，每當我回憶至此，無不仰之，願天下為詩為文為學問者，都能一知先生的此種高闊宏達。先生，在那個早晨不理睬您的那個女學生，在那短短的幾分鐘裡，您讓她領略到了美，屈原說的那種‘內美’，世界上有哪個先生叫人家不要讀他的書呢？ 唯我北大朱先生也！”
1981年3月20日深夜，中國男排在世界盃排球賽亞洲區預賽的關鍵一戰中，以3比2戰勝對手出線。北大學生慶祝遊行，張曼菱回憶，她和舍友們衝出房間，匯入熱情高漲的遊行隊伍。她站上一輛自行車，指揮大家唱歌，歌聲裡夾著口號：“中國萬歲！”“團結起來……”“這時有兩句口號吸引了我：‘北大清華，振興中華！’我立刻心中一亮：‘同學們，讓我們一起來喊：團結起來，振興中華！’跟著我手臂的拍子，大家一口氣喊了十遍，喊聲一浪高過一浪，像大海一樣吞沒所有的口號。”
第二天，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了北大學生的歡呼聲、一浪又一浪的口號聲。22日，《人民日報》刊發新聞特寫，大標題就是《團結起來，振興中華》。
幾天之內，這一口號傳遍全國各地，北大學子的心聲，成為那一時代的最強音。
1982年，張曼菱在《當代》上發表中篇小說《有一個美麗的地方》，之後這部小說被拍成電影《青春祭》。她以小說當畢業論文，老師不但同意了，還給了她論文第一名的成績。
西南聯大研究者
張曼菱畢業後，進入天津作家協會做專業創作。之後又以學者身份到好萊塢訪問；之後，她的家鄉雲南省將她“人才引進”。回到故鄉後，她將“國立西南聯大”歷史題材在雲南省相關部門立項，從此開始了對西南聯大教師與學生的採訪，踏上一條漫長的求索之路。
張曼菱是北大學生，有西南聯大的血脈；但她與西南聯大的緣分比這更早。
她9歲時，就從父母嘴裡聽到了西南聯大的故事，一群文化人給邊城帶來蘇醒的故事——
這裡四季如春，幾無寒暑之慮。靠崇山遮蔽，遠離時代風雲，基本上是幸而不幸地過著一種封閉、知足的小日子。
一切彷彿在瞬間改變了，忽然間，安靜的小城裡來了一大群人。他們都是從遙遠的北平城裡來的有大學問的人。
這是當時全中國最著名的一些學者，他們留過洋，見過大世面。現在國難，因為不當亡國奴，不願意在小日本手下當差使，要把這幾所好學校，這些好學生給中國保存著、培養著，他們拋下了安樂的生活，跋山涉水地到雲南來了。
這樣的一些人就在昆明的街上走來走去。每天，市民都看見他們，夾著一包書，就用本地的土布包著，走著穿過小城去上課，回家。幾位先生的藍布長衫都破了，打著不同顏色的補丁。有位穿皮夾克的先生，夾克穿得很髒也不洗，說要等打敗了日本才洗。還有兩位先生，鬍子很長了也不刮也不修剪，也說要等勝利了，才剃掉。
令人興奮的是：每到週末下午，就看見老闆叫夥計上門板，關鋪面。主人和僱員都要趕往省師禮堂去聽西南聯大的先生們演講。那些專門為昆明市民舉辦的演講，有的講時事，有的講經史，講文學，也講優生學。
聞一多講詩，劉文典講《紅樓夢》，潘光旦講優生學，吳晗講形勢。講到山河之痛，國破家亡，臺上痛哭失聲，臺下群情激奮，昆明市民與北來的師生們，同仇敵愾，意氣相逢。淳樸的心田向著精神的導師敞開。
張曼菱的父親當時是富滇銀行的年輕職員，做了西南聯大的一名門外弟子，經常去聯大聽教授們講課。他親眼看見，在聯大的籃球場上，潘光旦先生拄著柺杖打籃球。獨腿的潘先生說，別人能做的我也能做。
張曼菱的母親當年還在市女中上學，聯大的學生來給她們上課。她說：“老師是東三省的流亡學生，生活很苦，鞋子的幫和底是分離的，用麻線綁在一起。講到日寇侵佔國土，在課堂上聲淚俱下。所以女中在‘一二·一’時參加遊行的人最多。”後來展出的“一二·一”運動紀念老照片上面，就有張曼菱的母親。母親說，當時聞一多先生就走在她們的前面。
張曼菱從小就聽這樣的故事，當她考入北大後，那些西南聯大的傳說與眼前現實奇妙地結合起來了。她感到：血脈是相通的，氣質是一樣的，使命是相連的。
張曼菱在北大屬於“風雲人物”，與很多老先生相熟。當她要作西南聯大研究時，得到了老先生們的支持。1998年，張曼菱在北京參加了季羨林先生的生日會，她將自己打算整理西南聯大故事的想法告訴了季老，問他行不行？
“他上下打量著我，說‘你行。你是北大的，又是雲南人，你可以做。’”
張曼菱聯大采訪對象中年紀最高的為北京大學1934級學生任繼愈，這位著名哲學家、前國家圖書館館長，在“紀念西南聯大建校七十週年”的大會上，交給張一小札：
“西南聯大七十年世稱辦學的奇蹟。這奇蹟無非是‘五四’科學與民主精神的繼續。這種精神是永遠前進的方向。任繼愈二〇〇七年”
任繼愈先生曾贈張曼菱兩枚“西南聯大”校徽，一大一小，編號47。這是任繼愈當年作為西南聯大學子、教師時佩戴過的徽章，已珍藏了整整70年。
“兩枚徽章代表的是任先生最珍愛的歲月。我跟任先生說，給了徽章我就是你的弟子了。他馬上答道，不僅是弟子，而且是入室弟子。朋友聽說後感慨，你也真夠貪心的，拿一個得了，還兩個都拿了！”
張曼菱的回答是：“老和尚把衣缽傳給小和尚，小和尚敢不接嗎？”
訪談： 大學是培養有力量愛國者的地方
對西南聯大真正意義上的研究，其實才剛剛開始
讀+：關於西南聯大的故事，無疑會永遠流傳；關於西南聯大的研究，還有新的空間嗎？
張曼菱：憶舊、懷舊與歷史的探究，有著很大的差距。社會上關於西南聯大的種種故事和說法，只能說是一種“熱”；對西南聯大真正意義上的研究，其實才剛剛開始。
要研究西南聯大，首先要蒐集史料。
從“面”上說，西南聯大是中國戰時教育的代表，或者說是金字塔尖的部分，組成西南聯大的北大、清華、南開，本來就是當時中國最好的學校，而在西南聯大的身後，還有很多戰時大學，他們也紛紛西遷，比如浙江大學、武漢大學等等；在這些戰時大學的身後，還有很多中小學的西遷，沒有這些中小學，大學的學生從哪裡來呢？ 大家學術地位不同，但是氣節不分高下，同樣是艱苦卓絕，構成了一部弦誦不絕的中國戰時教育史。對這些史料的蒐集，那是遠遠不夠的。
再從“點”上說。最近我和中華書局合作，推出了《西南聯大訪談數據庫》，中華書局今年初還出了《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但是還有空白點，比如聯大在長沙停留了半年，這些歷史蒐集得都還不夠。
有了史料還得有“論”，“史”“論”要分開。那就更不夠了，香港有個女學者蒐集關於西南聯大的研究文章，發現的最早一篇發表於1944年，從那時到現在，有學術含量的，她一共才找到200多篇，可想而知對西南聯大的研究現狀了。我一直希望北大建立一個研究西南聯大的學術高地，投入資源，好好研究，把那些商業化、八卦化的東西去掉。
讀+：您剛才提到的《西南聯大訪談數據庫》和《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能否再講講？
張曼菱：從1999年至2009年這10年間，我採訪的聯大人物約有200多位。包括“兩彈一星”功臣朱光亞、王希季，著名數學家陳省身，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和李政道，中國社會學學科開創者費孝通，擔任過人大副委員長的王漢斌，原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著名植物學家吳徵鎰等各界大師級人物。他們身上保持著當年的聯大學風和那種永不休歇的批判眼光、直言精神，體現了西南聯大時代最珍貴的獨立思考、兼容幷包、永不停止探索與追求的精神價值。他們都具有強大的記憶力和縝密的思考力。時至今日，他們多已辭世，或已衰老，不能再做這樣的談話了。這些內容已經成為珍貴的絕版資料。還有一部分採訪是對家屬的，如鄧稼先夫人許鹿希、馮友蘭女兒宗璞、王力夫人夏蔚霞女士、賀麟女兒賀美英女士以及對聞一多子女、趙元任三個女兒的訪談等等。
為拍一部片子，採訪是有提綱和時間限定的。但對方卻不這樣認為。他們希望傾訴平生襟懷。這些珍貴的傾吐，它帶給人們的那種沉重和沉思的氣質，是不言而喻的。於是我儘可能讓他們傾談。在這批“踏破鐵鞋”的採訪基礎上，我製作完成紀錄片《西南聯大啟示錄》。任繼愈先生曾評說為：“集腋成裘，蔚成大觀。”
今年正值母校北京大學120週年校慶，我與中華書局合作，推出《西南聯大訪談數據庫》，數據庫以這些口述訪談視頻為主要資源，包括視頻資料及訪談相關的札記等文字資料。一期訪談資料中，受訪對象達40餘人，視頻總時長約1300分鐘，也算是我送給母校的生日禮物。
鄭天挺是著名歷史學家，在西南聯大擔任總務長，是管錢管事、負責實際運作的人。最近中華書局推出《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這是諸多西南聯大相關日記中，記載學校實體運作與生存狀況最為切近和詳實的一本，也是品質最為可靠的。
這是一本帶著體溫的歷史文獻，事、理、史、文、情操兼具，我很喜歡，還寫了個“讀《鄭天挺日記》的日記”。讀他的日記，可以進入那個時代學者的內心與生活中。
鄭上任西南聯大總務長，初臨，則遇幾大難事：一是校工罷工；二是學生伙食款失盜；三是事務組負責人辭職；四是借錢發薪水；五是當地的工學院等來催要校舍，聯大授課須別尋其地，又租了會館。但鄭先生寫來平靜如常，一一舉重若輕處理，照樣讀唐史明史，只是家書少復。《日記》中的沉穩大氣，為他人日記沒有，我感覺鄭先生是“每天都遇事，從來不慌亂”。此外要考察三校行政運作的流變，鄭先生的日記裡也有很多資料，和訪談數據庫對照看，會很有意思。
我向雲南師大推薦了《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他們很重視，因為沒有聯大就沒有師大，他們買了50套，還要開研討會。
農家老太太的驚人之語
讀+：說到西南聯大，一個常說的話題就是“大師”，您如何看待這個現象？
張曼菱：客觀的說，當時的西南聯大，理工科老師都是在西方的實驗室當助手的，他們知道國際學術的趨勢和動向，回來後就指點自己的學生，讓他們不落伍；文科老師更是誰都不服誰的。西南聯大環境艱苦、條件很差，做不了一流的科研，只有文科有幾個研究所。聯大培養出的人物，後來又到了國際上對接深造，加上戰爭、革命帶來的時局變遷，給了這些學生巨大的人文激勵，給了他們動力，他們才成為人才，進一步成為大師。
陳寅恪先生說過，學術不斷趨時也容易過時。只要投入資源，搞點高科技來，引進一些人才，辦一所排名靠前的大學、在一些領域取得突破，並不是難事；要論各個專業的頂尖級人物，現在也不少。可是必須人格兀立，具有昭示後人的力量，我以為才是“大師”。
這是一種情懷，放射出人文的光芒。只有站在一個高遠的位置上的導師，才能發出這樣的光芒。這就是人格與學術的合一。
中國有自己的國情，中華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性；如果沒有家國天下的情懷，那麼我們的大學就不是中國的大學，我們的大學老師也不會成為真正的大師。
讀+：這種家國天下的情懷，在西南聯大的歷史上有哪些流露？
張曼菱：太多了，我就說3個故事，分別發生在北大遷離之前、抗戰勝利之後和當代。
西南聯大校歌第一句是“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抗戰爆發，人們帶走了設備、書籍以及一切為民族復興所必需的物資與人才。他們暫時地放棄了自己的家園，但是並沒有放棄這個民族生存的信念和力量。著名詩人陳三立因憂國絕食而亡，其子陳寅恪拒絕日軍的請帖，隨學校撤到滇南。在決定了學校“南遷”後，北大校長蔣夢麟回家鄉去見父親，兒子的臨別之言是：“中國將在火光血海中獲得新生。”老父聞之目光炯炯，在送走了兒子後，避之深山，後來在對兒子和勝利的盼望中辭世。北平陷落後，中學生鄧稼先在集會上扯碎日本旗，他的父親、北大哲學系主任鄧以蟄決定送兒子逃離敵佔區，送別時說了一句話：“兒啊，你要學科學，學科學對國家有用。”陳省身到了上海聽說三校南遷的消息，一路追著走。“我一個教數學的到底能為抗戰做什麼？ 自己也不知道，可就是知道該跟著走，家裡著火了，能幫著拿盆拿碗也是好的。”
在一個民族危亡的時刻，暮年者殉國，中年人出走，少年人反抗，構成了豪邁、壯觀、英勇的民族大潮。
抗戰勝利後，大學返回北平，北大校長傅斯年清算了自己的老師周作人，並公開表態：“偽北大之教職員，均系偽組織之公職人員，應在附逆之列，將來不可以擔任教職。”當時北大覆校後的規定是，凡留在日偽大學做事的職員，可用；在日偽大學中任職的教員，一律不得留用。對職員與教員不同的標準，折射出對教員更高的道德要求，在危難時刻，人們對知識分子有更高的期待。你必須有一種人格的含量，你必須有氣節，你不能逮著誰都上課，你不能國家淪亡了，作為一個亡國奴在上課，那樣你就沒有資格作教授，所以就不聘你。
最後講一個發生在當代的故事，但是也和西南聯大有關。我們拍紀錄片《西南聯大啟示錄》的時候，去了昆明郊外的龍院村，楊振寧在那裡住過，他每來雲南，必回龍院村。我們攝製組自然也認了這裡去拍。房東是個典型的老農婦，滿臉碎紋，回憶了幾句往事。走的時候，攝製組對她說：“知不知道以前住在這裡的楊振寧得了諾貝爾獎，成了世界大名人？”老太太淡然地說：“是不是名人，我們不知道。就看他為不為中國人辦事了。”
人傑和人才是不一樣的
讀+：今天，很多年輕人要為物質的東西操心，還要考慮自己的發展空間，“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個說法影響也很大，您怎麼看這個問題，怎麼看今天的大學？
張曼菱：利己不需要排斥，精緻不值得批判，追求物質也沒有什麼錯，關鍵是不要放棄靈魂的追問。當年聞一多先生家裡廚子就有兩個，還有兩個抄文的書記，有保姆和洋車伕，這生活也夠精緻的吧。他把這些都丟下，帶著一桶餅乾，帶著孩子、夾著兩本書就加入了難民隊伍。路上碰見臧克家，問他那麼多名貴的書怎麼全部拋棄了，聞一多就說：“國家大片大片的國土都丟了，我幾本書算什麼呢！”
今天的年輕人、年輕學人，面對的問題是誘惑太多、刺激太多，而且都是強烈的物質刺激；搞得他們天天等著搶餡餅，唯恐哪個餡餅沒搶到、哪一口沒吃到，出現了“爭寵”現象，這還能有靜氣、還能做學問、還能健康成長？
大學是幹什麼用的？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辦大學，集它的財力物力，把優秀子弟選拔出來，花費無數父母的苦心，無數師長的心血，還有個人的努力，這是為了什麼？ 西南聯大給予了我們最好的回答。
大學就是要為這個民族培養出那些站得高，望得遠，能夠為這個民族求取生存的，能夠保護這個民族，能夠發展這個民族，使之能夠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樣的一些頂天立地的棟樑之材，一句話，大學是培養有力量愛國者的地方。
聯大校歌裡有一句：“中興業，須人傑。”人傑和人才是不一樣的。比如說你是哪方面的人才，就有含金量，可以給你多少年薪，公司就可以和你訂合同。這個人才是可以量化，可以具體衡量，也是可以替代的。人傑，更具有我們這個民族所期盼、所需要的那種特質。人傑這個詞彙在西南聯大歷史再塑造以後，具有了一種信仰的因素，而且只有具有為信仰獻身的精神的人才，才能叫做“人傑”，當然不是說“人傑”就不吃飯不要工資，但是到了某種緊要的時候，人傑和人才是會有非常不同的表現的。能夠在歷史上閃亮的都是屬於“人傑”範疇的。相反那種只是“有才”而無益於民族甚至有害民族的，人們就不大會記得他的才。
1946年5月4日，西南聯大在昆明召集最後一次大會——結業典禮，宣佈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結束，全場同學唱起了校歌“萬里長征……”，然後人們去到後山坡上，為西南聯大紀念碑揭幕。碑文是一篇熠熠生輝的傳世之作，其中寫道——
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
我總覺得，中華民族千年來能夠形成一個團結的民族，能夠不被打散，正是因為代代都有“人傑”！
鏡子
在胡玫的電影《孔子》裡，夫子要離開故國，去如喪家之犬，大雨滂沱，馬車踟躕。經籍裡記載著此刻他的話：“遲遲吾行也，去父母之邦。”一切的延宕阻礙，都只為依依不捨。
在動盪的歲月裡，人的空間上的移動叫流，挈婦將雛，離開北平，輾轉南下，是流離；告別父母，一路向西南，是流散。西南聯大的記憶，從田園寥落干戈後開始，像水一樣散開，像水一樣顛沛，也像水一樣流到陌生處孕育種子，開枝散葉。
西南聯大，是國難中難得能放下書桌的一隅之地，在防空警報聲中隔出來的一塊平靜之所，但絕不遠離國難。它所孕育的種子，叫家國天下情懷。不同口音、不同背景、不同認知的人，像百川歸海一樣匯聚於此，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長於斯而學於斯，成於斯而死於斯，慢慢擰成一股共同的家園、文化、歷史、天下的認同。有了這份情懷打底，用張曼菱的說法，大師才成其為大師。西南聯大精神才成其為精神。
國難是這份人生底色的催化劑，現實的急迫感、歷史的責任感、文化的使命感，都在短短的幾年裡，如淵之蓄積，如潮之湧動。不是說和平時期沒有，只是不如國難時來得沉重深刻，就像西南聯大紀念碑文中說的，“聯合大學之使命，與抗戰相終始”，歷史的冷峻與溫情，都在於此。
所以，重提西南聯大，時空變換，很多東西都沒有了，戰亂、苦痛、悲劇……但有一樣一定要從繁蕪的記憶裡披沙瀝金擇揀出來：這份家國天下的情懷。它既是後人看前人的鏡子，也是前人看我們的鏡子，在兩面鏡子的互照中，才能明白“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之遺烈，作並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於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沉甸甸的歷史感和現實感。 文/周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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