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儒家，孔、孟、荀三位代表人物都曾經對“人性”有過自己的見解。有趣的是，這三個人關於這一問題的見解在表述方式上都有所差異，
但最終的目的卻是非常一致的。但在流傳過程中，往往會被人“斷章取義”，曲解了他們作品中的原意。如果想要真正去了解孔、孟、荀關於“人性”的見解，那就必須去深入元典中細加分析，找到其語境以及目的，不能只看字面含義。
孔子：善惡無差別，唯“教”而已
孔子在其作品中，沒有明確地講“人性”到底是善還是惡。但從其言論與行為的矛盾衝突來看。他對於“人性”的善惡有劃分，但卻是持共存的態度。
他認為，人性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惡”的。
比如，他曾在《論語•顏淵》中言：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他明確地將人的“德性”分為君子與小人，這就是一種分化。
這裡的“德”不是一個人的德性、品德，而是修養，更接近於成長環境下人們所生成的習慣。
最為典型的例子就在於子路的事蹟上。
子路這個人，用今天的話來說是比較混。
《史記》中曾記載：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是說，子路這個傢伙，年少的時候勇猛憨直，玩世不恭，非常喜歡搞惡作劇，佩戴雞冠、豬尾，嘲諷欺凌讀書人。這樣一個人，在世人的眼中肯定是一個不討喜的存在了。
然而，孔子以“禮”教化，終於讓他幡然悔悟，最後成了孔門七十二賢人之一。
從這一段記載來看，孔子對於早期的子路明顯是認為其“性”中有惡的成分，所以才會以“禮”去教化他。
這就說明，相比於對“人性”的劃分，孔子更注重如何讓人“向善”。
那麼，我們就應該可以理解在《論語•陽貨》中，孔子為什麼講：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他並不是認為“人性”生來就是一張白紙，而是認為是“善”是“惡”都無所謂，真正重要的是後天的教育。
所以說，“人性”的相近不是指天生的“善惡”，而是指對於“人性”的處理方法。
即“有教無類”，都需要通過後天的培養來使其成材。
孟子：並非“性本善”，而是“性向善”
孟子的“人性觀”歷來被人誤解極多。
很多人認為其堅持的是“性本善”，其實不然，孟子所真正提出的是“性本向善”。
一字之差，天壤之別。孟子的“向善”更多的是說，人都有向善的心，雖然他可能並不是一個好人。
他通過一些生活的事例進行過論證：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他假設了一個場景，說人見到一個孩子馬上要掉入井中了是什麼反應？所有人都會有驚懼、著急、惻隱的感受。
那麼，這些感受是如何來的呢？是因為認識這個孩子的父母？還是想要通過這種表現來在其他人中博取名聲？亦或者是僅僅因為對孩子聲音的厭惡？
顯然，這些都不是，這是人的“本能反應”。
那麼，這就說明了“人性”中“向善”要比“向惡”的成分更多一點。
這樣一來，他便提出了關於國君如何治理百姓的方略。他認為，要對人性中“向善”的一面多加引導，這樣就能讓“性善”或者“性惡”的人都向“善”的方向靠攏。
從實際來看，孟子的思想和孔子是一脈相承的，他也極力推崇“教育”的作用，認為可以通過後天的教育，來釋放人性的“善”，規避人性中“惡”的成分。
所不同的是，孔子是致力於在民間推廣教育，站在老師的角度上來對具體的人加以引導；而孟子是站在國家層面的高度，教授治國的方略。
這就相當於一個是在基層發揮具體功用，一個在高層指導佈局。
這種思想後來被一些人解釋成了“性本善”，抹去了“向善”的含義，直接認定為是對於“人性”的判斷，是一種誤讀。
荀子：人性雖“惡”，但可節制
荀子在當時儒家體系中的負面評價比較多，從他的作品中也能感覺到，其思想很多都與孔孟相背離。
關於“人性”的論斷，荀子很明確地提出過：人性本惡。
有趣的是，他也和孟子一樣，從人的天性出發，也截取了一些生活中的案例。
在《荀子•榮辱》中，他說：
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酸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他舉出來的都是人的天性，比如餓了就要吃飯，冷了就想取暖，累了就要休息等等，說明人性都是“趨利避害”的。
不得不說，人性“好逸惡勞”，這在當下都非常普遍，荀子選取的角度非常有力。
這就對孟子“向善”的觀念發起了衝擊。
既然人們在遇到問題的時候，總會本能地選擇對自己有利的一面，然後才會去考慮其他人的感受，那怎麼還能說人性“向善”的呢？
由此來看，“人性本惡”才是真理。
但是，荀子既然作為儒家的代表人物，他當然不是簡單地為了論證“人性善惡”這樣沒有實際效用的觀念，而是進而提出瞭如何利用人的這一天性來為社會做貢獻。
荀子認為，那些被人稱頌的聖人為什麼要比普通人做得更好？就是因為他們懂得剋制自己內省的“惡”，將“善”展現出來，所以才會被人所尊崇、信服。
這就是其在《性惡》一文中指出：
聖人之所以同於眾其不異於眾者，性也；所以異而過眾者，偽也。……性者，本始材樸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偽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
從這些記載也可以看出，荀子之所以要提出“性本惡”的思想，其實也是為了找到遏制人性之“惡”的理由而已。
而實現這一目的的方法和孔孟是一樣的，需要“教育”。
但需要看到，孔孟荀三人針對“人性”的教育是有差別的。
孔子“教育”的方法是針對個人的人，“因材施教”，為其量身打造一套為人處世的標準，使其在某一方面更為突出，比如子路的勇敢。
孟子“教育”的方法是針對國家層面的人民，以上化下，為這個社會製造出“義”和“利”的對立感，並鼓勵人們“趨義”“避利”，形成的是中國社會中傳統的“義利觀”。
荀子的“教育”的方法是針對上下兩層社會的所有人，他為其制定“禮”的範疇，規定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從中可以看出，儒家與法家逐漸合流的趨勢。荀子不僅在“人性論”上與法家趨同，在“教育理念”上更是如出一轍，法家叫做“律法”，儒家叫做“禮制”。
相對於法家而言，荀子的手段更為溫和，因為是在道德層面上，通過溫吞的教育手段潛移默化，引導溝通，形成社會認可的道德標準，這才是提出“人性本惡”的目的所在。
綜上：孔子、孟子、荀子三人，前兩者都是沒有明確“人性善惡”的區分的，更多地傾向是認為兩者並存，但可以通過後天教育加以引導；荀子的論斷更直接一點，但最終的目的和孔孟一樣，都是落在了對“教育”這一手段的踐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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