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唐君毅
今天我講的題目，就假定說是我個人學哲學的經過吧。最初，我想是隨便的談談，沒想到有這麼多的同學。我想這樣，專門說我個人學哲學經過，也有點不好，因為這太帶一點主觀性，所以我想把這個題目稍為擴大一點，就來講一講大概我在你們這個年齡時，中國的文化界，教育界，學術界的學術情形，或者說是民國初年的學風吧。現在是民國六十三年，我離開大學大概是民國二十年、二十一年，假如說民國二十一年以前算是民國初年吧，那個時候的學風大概是一個怎樣的情形呢?在當時，也不可以說我完全瞭解，過後，慢慢的反省，知識多一點，當然瞭解多一點。
人生活在那個時代，不一定了解那時代，現在我對民國初年的情形瞭解多一點，是根據我當年的經驗配上後來的，現在的知識。我想這樣子來講，對諸位多少也有一點好處。好多年來我有一個感覺，比如現在同大家同學談話，這裡面有兩個距離，一個距離是年齡的距離，譬如今年我六十五歲了，你們同學可能是二十歲左右，差四十多年，以前我年輕的時候，老師與我相差至多十年、二十年。年齡距離大，人的心情就不大同，另外一個是由年齡的距離，產生時代的距離，時代的距離就不只從個人的生命上說，時代是這樣的變化，中國這幾十年來的時代變化很大，很可以說我不一定能瞭解你們的時代，你們也不一定了解我們那個時代。這裡面需要一個工夫，譬如我也在學習，我學習瞭解你們的時代，以至你們青年人的心理；反過來我也希望你們同學也要學習瞭解以前的時代。譬如說了解我們所處的那個時代；以至於假定你們現在已經五六十歲了，五六十歲的人他的心境又是怎樣呢?青年人也該瞭解的。歲數大的想法子瞭解青年，青年想法子瞭解歲數大的人，這一個時代想法子瞭解前一代，溝通不同年齡的人的心境，才能夠使我們的思想學問更進一步。
所以，從這個意思，今天的題目，我稍為把它擴大一點，就是說我講民國初年思想界、教育界、學術界的情形，一部份配上我自己那時求學的一段，後來我個人思想學術上也有一些發展，有些進步。我想不必一定要講得很多。而且我還有一個意思，我的反省是這樣，大概一個人的學問思想，方向大體在年青的時候就定了，二十多歲便定了，如果遲的話三十幾歲便定了，有很多人大概在三十六、七歲是個關鍵，從前有很多古代學者三十六、七歲他就定了，西方的叔本華也說過一句話二十六以前是人生的本位，三十六以後是人生的補足。通常人不過七十歲吧，從前面一半，學問的方向做人的態度大概就定了，現在我反省起來，大概在大學以前一段所想很多的問題，和我現在所想的是差不多，說進步、當然也有些進步，是客觀知識的進步，但對思想的根本問題、方向，在我個人進步是很少的，我就講這一段，連到我個人之事，就當時的教育界，文化界、學術界的情形講一講，當然不是很系統性的，而是帶一點故事性的。
一
大概清朝末年，民國初年，中國歷史文化是一大變局的時候，中國二千多年來的君主專制，變成民國，我是很正視這事情二這是前所未有的。在這時候，思想的情形要從兩面看，一面是西方的，一面是中國原來的。清朝末年民國初年，中國思想界學術界究竟什麼思想的影響力最大呢?西方的進化論，影響其實還不是最大的。最大的是兩個東西，一個是從清朝講今文學下來的，如廣東康南海是這一條路的思想，在思想界影響最大。另一是清朝的很多古文學家，劉師培、章太炎影響下來的。當然一般的看法，這兩條路的人都同時講中國從前的學問文化，都是很保守的。但這個話不對的。最近我有一看法，這兩個思想流，實際上和我在開始讀中學時的很多思想有密切的關係，這個是我上個月寫一篇文章時想到的。意思是不是完全對，我也不敢說，現在先把意思說一說。
從康南海先生的思想說，表面上看，他是極端的保守中國文化的，他推崇孔子推崇得不得了，他到歐洲、美洲各處看了以後，回到中國來，要建立大的孔教，他所著的書如《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影響非常大，都是極推崇孔子的，但他的推崇孔子，產生另一個影響，恰恰後來五四時代打倒孔家店的思想正是由康南海的思想出來。這也很奇怪，他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的一個根本觀念是什麼東西呢？就是所有的六經都是孔子一個人偽造的，是託古改制，託堯舜文武周公之古。他同時說當時諸子的思想沒有不託古的。墨子是託古，他講的是堯舜；韓非李斯也是託古，他們所講的也是堯舜；孔子也是託古，孔子講的是堯舜文武周公。這些話最初看起來也未嘗不可以說，但這個說法假如真正成立，可以涵有一個意思，即中國古代的文化未有一個東西是真實的，都是孔子造出來的。
從這個意思再進一步，說孔子託古改制，是好的說法。不好的說法，則古代的中國文化，通通是孔子偽造。康有為是極力推崇孔子，尊重經的，然而這思想影響所及，反過來很多疑經、疑古的思想是由這裡出來。
另外，章太炎先生講古文學。太炎先生是近代國學大師，他的說法恰同康有為的說法相反，康有為說六經皆是孔子託古改制，章太炎說孔子是真正的信而好古，是真正的史家。康南海認為後來的古文經是劉歆偽造的；章太炎反過來說，劉歆所傳的古文經都是真實的歷史，孔子的地位與劉歆一樣，他的文化的工作，就是保存信史，孔子地位，是保守學術，傳到民間，對貴族平民平等看，於是把古代階級的關係削平，這是章太炎先生的看法。這個看法比較說很達情理。但是章太炎先生有另外一面，他對於中國學術思想的看法，把孔子與劉歆平等來看。在清朝末年，他寫了幾本書：《典論》，《國故論衡》等，在這些書裡面，他說要講中國學問，如果做文章，就須有魏晉文學之名理之文做標準，如果論思想，就要以佛家作標準。以佛家作標準，他怎樣看法呢？譬如對於孟子荀子，以佛家的標準來批評，孟子只知道“我愛”，荀子只知道“我慢”，至於孟子荀子講性善性惡都是偏見，對於中庸、大學、易傳，他說這個是像印度的梵天外道，他都看不起。再下來是宋儒，而在清朝末年，一般思想均與宋儒的根本思想相懸。因此一方面看起來章太炎先生相當之推重孔子，其實在清朝末年的時候，他這個思想並不真很尊重儒家學問的，在民國他又變了，他晚年講中國的學問，有些名稱都是他創造的，譬如諸子學，國故，他以孔子也是諸子之一。以前時代不把孔子看成為諸子之一，孔子是個聖人。國故這個名稱，我懷疑也是章太炎這本國故論衡之後才流行的。國故這名稱本來也很好，但假如用另一個意思，便變成這些都是過去的，是舊問題。可以說中國從前的學術傳統，孔子以後的思想家，都沒有一個人在章太炎先生的心目中，他自己當時很自負。
這兩個人的思想影響到民國初年的學風，在我開始讀中學的時候，那時講什麼整理國故，考據歷史，說什麼疑古，這些都是從章太炎先生的觀念傳下來的。我們細細看看，胡適之先生當時就是講整理國故的，他的朋友錢玄同就是疑古的，陳獨秀是批孔的，這些材料我都看過，初看起來好像是由新文化運動來的，其實都不是，是從清末章太炎、康有為來的，他們一方面推祟孔子，尊重中國從前的經書，另一方面是開始了後來的懷疑經書，反對孔子的思想。從這處我連上我個人讀書的情形來講，也可以多少反映這個時代。
我自己最初讀書，與家庭的關係最大。我讀書時代很早，我父親是清朝的秀才，在四川教中學，後來教大學，他心目中最佩服的是章太炎，一談便談到章太炎。我最早讀的書也就是章太炎與他一個朋友編的一本書，好像是「教育經」，是清朝末年的一本書，裡面有講文字學的，有講諸子學的，是白話文，我七八歲時我父親就叫我看。其實用白話文最早的是章太炎編的《教育經》。在我小的時候，我父親並不真尊重孔子的。我讀書的時候很早，可以說是兩歲的時候，到我六歲的時候，父親教我讀的第一本書便是老子，在我父親心目中，他認為道家比儒家高，清朝末年很多人都是這樣想，當然後來我父親思想也變了。章太炎先生喜歡講文字學。我父親在我八九歲的時候就強迫我背說文。清朝末年一般的小孩子讀書都是論語、孟子、禮記、詩經等四書五經，這個是根本。其實，我讀中國的書，我所受父親的教育，都不是正宗的，都不是中國從前教育的傳統。中國教育的傳統是先讀四書五經。說文是小學，小孩子最不能瞭解，我舉這個例子是說我們的時代。我父親後來變了，章太炎先生後來也變了，他在清朝末年很看不起中國傳統的東西。這些老先生變化都很大，譬如梁任公先生，在清朝末年講墨子，到後來在民國以後，也講儒家。他們自己的思想在變，他自己變了以後，他們前期的思想的影響，仍留到後人，譬如章太炎先生到後來已不是他自己早年的思想，然而他早年的思想發生作用，影響到下一代。譬如說吧，在晚清梁任公時尊重墨子，後來很多尊重墨子的人變到去講馬克思主義，但那時粱任公不講墨子了。他講孔夫子，他也不喜歡馬克思主義。章太炎也是如此，他到後來也不講國故了，然而他把中國學問只當成一種國故的觀念留下去了。他後來也不像以前一樣鄙棄宋明儒，或者鄙棄孟子、荀子、大學，中庸，然而這個鄙棄宋明儒、孟子、荀子、大學、中庸的思想留下去了。對他們自己而言，是進步，晚年比早年進步。但是他們早年的思想影響到下一代的時候，下一代的人承繼他們的早年思想來發展，反過來罵他們的晚年。在北平的時候，我是聽過樑任公講演，當時我們的年輕人都是罵梁啟超的，說他是退步了。對章太炎也沒有好感，罵他的人就是受他早年思想影響的人。胡適之，其實也是受章太炎早年思想的影響。我年輕的時候都受章氏思想的影響。這中間的關係很值得注意的。
我們最初讀書就在這個時代，我讀中學時，是五四時代，讀大學時，已是民國十四年十五年。那時學術界的人，譬如梁任公在北平講中國文化史，我也旁聽了；另一個胡適之先生也在，他在北京大學，我也考取了北京大學，我那時讀預科，也沒有當他的學生，只旁聽了一次，他講中國哲學史。除了他們兩個以外，魯迅在辦語絲，章士劍在辦甲寅雜誌，此外還有吳稚暉都在那裡。
二
在這裡，我說說我個人的反應。年輕人都喜歡看新的。但是，做學問有一部份也不完全是從時代來的，而是由個人性格生活出來的。由自己性格來的東西，它不管時代的傾向。在這一點，我無妨講講個人生命裡的幾個經驗，這些經驗對我個人思想的影響很大。大概在我六七歲的時候，父親帶我時，向我講一個故事，聽這個故事到今六十年了，我總擺在心中。故事是小說，講的是世界末日記，說在地球上有一天，太陽的光變成暗淡，太陽熱力慢慢減少。當然這在科學上是承認的。最後人都死光了，只剩一個人帶著一條狗。這個故事使我總想到地球是有一天要毀滅的，小的時侯，我嘗見天上下雨，太陽曬後地面裂開，當時我就想，恐怕地球要破裂了，世界要毀壞了。世界會毀壞的思想常常在我心中。世界會毀壞，我個人也會毀壞，是不是有一個可以不會毀壞的東西。照我個人的哲學來講，我是相信世界是有不會毀壞的東西的，當然，你們同學是不是真的相信這個就很難說了，可是，這個問題是從很小的時候間起的。我相信這個世界是應該有一個不會毀壞的東西。這是第一點經驗。
第二個東西就是根據我的家庭而來，由於父母親的關係，我大概從十六七歲的時候，中學畢業讀大學，就開始到北平讀書，父親送我上船，與父親一齊睡在囤船上，天亮的時候，我就上船了，父親便要離開。當然，在這個時候，小孩子會有一種離別的感情，一下子覺得很悲哀，而這個一下子的悲哀突然間變成不只是屬於我個人的，也不是由讀書來的，忽然想到古往今來可能有無數的人在這個地方離別，也有無數的人有這種離別的悲哀，一下子我個人的悲哀沒有了，個人離開家裡的悲哀沒有了。這個普遍的悲哀充塞在我的心靈裡面，這個古往今來離別的悲哀也不知有多少，這個是無窮無盡的，不只是過去有人離別，將來也有人離別，甚至中國有，外國有，這個時候，這個情感變成了普遍的情感。這兩個經歷，一個是小的時候從我的父親聽來而想到的，一個是從我的經驗而來的。
後來我到北平唸書的時候，聽到梁任公先生講演，聽到胡適之先生講演，我覺得很不對，根本沒有答覆到我心中的問題。我當時又聽到胡適之先生的另一講演「我們對於西方文化的態度」，這個講演是他後來認為最得意的一篇文章，你們可以找胡適先生的全集看看。他說東方文化是知足的，保守的，西方文化是不知足的，進步的。我覺得他是站在西方的文化來看，我聽他講演以後，覺得完全不對，他說進步究竟進步到什麼地方？進步到最後，也不過是地球那一天毀滅的時候，進步在那裡呢？而且人是不是一定要不知足才是好的呢？知足為什麼不好呢？當時，我的想法是人愈知足愈好，愈是不要求外面的東西愈好。當時，我的生活也是與一般人不大（133）同，一般人要求物質方面好，我當時覺得人是愈知足愈好。而且最理想的人，我覺得都應該沒有慾望，你有慾望而你不知足，這不是好的。所以我覺得胡適之先生不對，他那時才不過三十三歲，我才十七歲，我對他不佩服。後來在十多年前，我在夏威夷開會，與他住在一起，住了一個多月，我覺得這個人很HUMAN，很SOCIAL，但對於他的東西完全接不上，他說他自己沒有任何的MYSTICAL的情調，我覺得這實在是一個怪人。為什麼一個人會完全沒有這種情調？從宗教的到形而上的，他也完全沒有，他說根本就沒有這個東西，他的頭腦是科學的。我與他也有些交往，不過，我後來也不管他，只是當時我覺得胡先生對我來說很不入。
至於梁任公先生，他講中國文化史。梁先生這個人，他很誠，不過我沒有直接的與他接觸，因為我們年紀還少。那個時候，他在北平，大概是在民國十四五年的情形，一般的青年因見他研究軍閥史，就替他加上一個罪名叫做「軍閥的變相的走狗」，我們所有的同學都是罵他的。他那個時候，寫了篇文章講王陽明的致良知，青年都說他講的是過時的，說他所講的東西都是帶點欺騙性。當時青年人對老一代的人，對梁任公批評之外，對胡適之先生則罵他是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當時，我的一些朋友同學也是跟著這樣講。後來我在東方雜誌上看到一篇文章，是胡愈之先生寫的，現在這個人還留在中國大陸。他說世界上有兩個大陣營，一是資本主義的，一是社會主義的。他稱讚俄國很多地方，我當時覺得也不錯，人與人之間應該在政治上經濟上平等。當時有一個同學，我對他說這裡面有些根本的問題。我說：在希望這個社會政治經濟的平等方面，我可以贊成，但我們希望所有人類政治經濟社會的平等的這個心理，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心理，是不是可以用唯物觀念來解釋？這是一個心靈的要求，要求一切人類都平等。這個要求，是超出了我自己的身體，你不能說從我的身體的那些物質來發出這個要求，我這個要求超出我的身體的，你又怎能說這個要求是從我身體內的物質發出的呢？我說這個要求是心理的要求，如果講唯物論就不能解釋這個要求，如果講唯物論則我們人的要求只限於我自己的身體。
三
在我心裹面，我覺得真正的人物，有兩個人，都是在我十九歲以前認識的，到現在我一直沒有改變對他們的崇敬。一個是在北京時的梁漱溟先生。他在北京大學，他沒有教書，他為什麼沒有教書呢？他看不慣當時的學風，身體也不好。當時我曾經去看過他一次，也聽過他一次講演。他當時說學問有八個階段，我大約達到他所講前面的四五個階段。他說做學問，第一步是有問題，第二步是有主見，第三步是拿自己的主見同其他人的主見發生接觸的關係，由接觸裡修改自己的主見，或評論其他人的主見。後面我不完全記得了。他心目中看不起當時很多人的思想，他是一個對學問真誠的人。在北京大學他也沒有教書，只是一個人。但是，對於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我亦有不能接受的，當然，我影響到我後來一直所想的許多東西。他喜歡講東西文化，他講中國文化是直覺的。這個在我年輕的時候，很不能接受，我覺得直覺的東西最靠不住，直覺完全是主觀的。他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在民國十年出版，我全部看了幾次。對於他其他的思想我也不很懂，當時我十五歲，我覺得理性是靠得住的，直覺靠不住，我不能接受。但不能接受的東西，我仍然把問題擺在心中，後來歲數越大了，我把直覺的地位一步一步的擺得越高。民國十五年以後，我從北京到南京。我父親在南京，是歐陽競無先生的學生。歐陽先生這個人真是個了不起的人，當然和他談學問我沒有半點資格，他已六七十歲了，我只是十七八歲，他研究佛學，對於佛學，我連發問的資格也沒有。當時他的姐姐死了，我父親照樣去看他，看他時，他說他姐姐死了，不能見客。當然，後來也見過他幾次。他姐姐死了，他的悲哀的情感，就表現在他的態度上。歐陽先生這個人有真切的情感，這個人有使你直接感動的地方，至於他的學問，我當時不懂。
梁先生、歐陽先生這兩個人，是幾十年來都擺在我心中的。梁先生後來我還有機會見過他，也發生了關係。歐陽先生也和他發生關係。這兩個先生，在我個人來說，做人方面我都有佩服他們的地方。我隨便舉一些小事情，譬如在北平，梁漱溟先生，他白天不教課，也沒有錢。他開了一串講演——「人心與人生」，他說要收一點錢，收聽講的人一塊錢，但是他又說恐怕學生沒有錢，沒有錢的可以寫信給他，可以要一張聽講的券子，這是報上載的。我當時沒有去聽。為什麼沒有去聽呢？其實我當時思想不是唯物論，我年輕的朋友都是前進的，要社會改革，政府改革，都是罵梁先生，說他是唯心論的思想，沒有一點進步。我當時十七八歲，是受一種精神的威脅不敢去聽，周圍的朋友都說你不能去聽，他是唯心論。後來，梁先生——以前我已見過他一次——有一天晚上請一個姓潘的先生，帶了五塊錢給我，轉達梁先生的意思，說懷疑我在北京讀書沒有錢，所以未能去聽。其實我根本不是，我說這些錢我不能收，我也說不出個理由為什麼我不去聽，我是受了年輕朋友精神上的威脅，不敢去聽。這可以說是我個人精神上脆弱的地方，其實我該去聽。這個事情，是我對不起梁先生的地方。到現在，梁先生仍在大陸，前些時候，我接到他一封信，另外他還告訴一個朋友，他現在還在寫這本書《人心與人生》，隔現在已經是四十五六年，這本書寫成功寫不成功，不曉得，寫出來，在大陸也一定不會出版。
對於歐陽竟無先生，我也有對不起他的地方。後來，一段時候，我在中央大學教書，他叫我放棄了教書的事情，專門跟他學佛學。歐陽先生對我很不錯，他說我父親是他的學生，我父親可以當曾皙，我可以當曾子。當時我不肯，我想我怎能一輩子搞佛學。不過，對這事情我覺得是個終身的遺憾。對於這位老先生，我心裡面一直都不能忘記他，他講學問，一方面同他的生命連在一起，他對於後學的希望都是真誠的。同這兩個人比，老實來說，民國以來，像胡適之先生之名流，像梁任公這些，在我看來都及不上他們。當然我的觀念不同呀。一般人看來，梁任公胡適之在學術界的名氣大，歐陽先生，梁漱溟先生在學術界的名氣小，但我尊敬他們，多於一般有名譽的人。這個性格，我年輕的時候是有的。有些地方受一般同學朋友的精神威脅還是很大的，如果完全不受威脅，完全特立獨行使好，但是我是不夠的，這點牟先生比我強，牟先生比我特立獨行。但是我也不是完全的跟著一般人走，最低限度，我當時尊重歐陽竟無先生、梁漱溟先生，便和一般人的觀念不同。
四
我現在說到此地，就說我個人年輕時的思想吧。我覺得歐陽先生這個人了不得，但他的哲學怎麼樣呢？他講唯識論。唯識論這個理論，最初我完全不能接受。唯識論說境由識變，其實這就是西方的唯心論。知識論上的唯心論，開始的對象不能離開心。當時我看唯識論是這樣：如果唯識論成立的話，外面世界都是心——境由識變的話，這裡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沒法解決，那麼別人的心怎麼辦，怎樣認識他心，如果說境是我心所變現的，別人的身體當然是我心所變現的，別人的心靈那便不能存在。當然西方很多人拿這個理由來批評唯心論，說唯心論最後變成唯我論。我最初想這個思想的時候，不是由西方來的，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我當時想，一切東西、他人，都是我心變出來的，都變成像我心中的東西，他人便沒有心，父母親都是我心中變出來的東西，這個不行。再其次我還有一個道理，都是我自己想出來的：如果一切都是離不開我當下的心的話，我過去怎樣，過去小孩的我是否有呢？我過去時候的心怎麼樣，我怎曉得它有呢？我現在的心能想到過去，說過去的心是有的，是根據現在的心；但也可能過去的心是沒有的，只有現在的心。我開始作哲學思辨，大概就在這個時候，想了幾天，如果說過去的心靈也是我現在心靈變的話，我便只有現在的我，過去的我根本沒有。再進一步，現在的我如果不被反省的話，現在的我也沒有了。如果被我反省的話，現在的我便是過去的我，那麼這個我就沒有了。
當時我是在南京一個鐵路的旁邊，我忽然想到這裡，我想這個世界毀滅了，沒有了；過去的我沒有了，現在的我也沒有了。這個唯識論想到極端，一切都不能建立，最後歸到虛無主義。如果是虛無主義，這個唯識論也不能建立。那時歐陽先生有一個學生，王恩洋先生，我就拿這個理論同他談，他說你這個問題，完全不是佛學，你根本不瞭解，佛學講到唯識論，先要承認我的心外，尚有別人的心，這有許多的心同時成立，並沒有你這個說法。但我對開始就有許多的心同時成立的說法還有一個問題，即我有什麼資格說有其他心成立呢？我只知道我的心，我怎樣能承認別人的心。這從唯識論不能建立，一定要先承認我認識的對象自己存在，然後你可以說這個桌子存在，別人的身體存在，別人的心靈存在。我如果開始講唯識論的話，先就有許多心，但我不知道別人有沒有心。而且如果講唯識論的話，先就要否認客觀的物的獨立存在，以至否定他人身體之獨立存在，以至最後不能建立很多的心的存在。當時我就是這樣想。可以說，我在大學念哲學，我喜歡實在論，不喜歡唯心論，實在論認為我認識一個東西，是個關係，它自己獨立存在。別人的身體也是獨立存在，別人身體的活動和我是差不多的，所以我才可以知道別人的心，也是獨立存在，父親母親朋友也是獨立存在，然後我才能同他們講道德關係、倫理關係。如果不講實在論，便通通不能講。
當時，我不贊成唯識論，我舉這個事情就是說，大概接觸一個人有兩個標準，一個是他人的本身，一個是他的思想。他的思想我可以不接受，無礙於我對他的尊重。譬如歐陽先生，當時他的唯識論我不能接受，但他的人我尊重；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講的直覺之理論，其實我也不能接受，但他的人我尊重。就從這一點上，後來我十分討厭·馬·列·主·義的理論，因為它不承認人格的本身有一獨立的價值。這就決定了我後來的思想方向。大約民國十六年至二十年，馬·列·主·義·的書，當時出版得最多，尤其是在上海，這些書，我差不多全看了，俄國人的我也看了，但對這些思想我感到厭惡。它把人的價值純粹從階級背景社會關係說明，這個不對，我覺得這傷害了我的心。譬如當時人批評梁任公、胡適之、梁漱溟、歐陽竟無諸先生，通通從他們思想的、社會的、政治的結果處批評，這個不對。人的本身有一獨立價值，以至我不贊成一個人的思想，並無礙佩服他的為人。我從這個地方出發，於是當時我看唯物論的東西，越看我越不贊成，後來我更不贊成以唯物史觀解釋歷史。我的想法如果要追求根源，最初不完全是知識的，而是生命的。我生命上覺得有很多東西不能拿這個理論來解釋，就不能接受。譬如說，講到政治經濟平等的要求，其實我這個要求很強，並不在所有社會主義者之下。但我反省這個要求從那裡來的，我總不能承認唯物論的說法，也不能承認生理主義的說法，更不能承認階級背景的說法。我這個要求不是從階級鬥爭中出來的，是從我的良心出來的，是從仁心出來的。如果你不肯定良心仁心的話，你所講的通通是假的，你所謂社會主義公平、人類公平，你的根據在那裡？這根據只能在我的良心仁心中；這個道理不需要很高的智慧便可以懂得。我在跟你們相同的年齡時，便這樣決定了，以後完全不變，可以說一點不動搖。
五
我時常說，年輕的時候，好些觀念是從性格裹面出來的。這裹面有很多真經驗，真經驗是思想學問的背景。有時候，你的思想學問未必與你的真經驗配合，但思想學問的發展，彎來彎去的發展了，最後還是要與你的真經驗配合。我後來的許多思想，可以說是環繞自己的真經驗。我思想中最高的那一部份都是環繞那些真經驗。就是說，有些時候是個人的情感；譬如當時我父親離開，離別當然是主觀的情感，但是主觀的情感也可以一下子普遍化的，就是我經驗到這個東西，不是我推論出來的。當時我是覺得我一下子想到古往今來的人無數的離別，一下子個人的離別的悲哀變成了古往今來所有的離別的悲哀，當然這古往今來一切人我並不曉得是誰，而我這種情感有多大，我也不曉得。但這個是真的東西！一個既是情又是理的「東西」！我的哲學中，宇宙也好，人生也好，最後的東西是什麼呢？是一個又是情又是理的東西，不是情、理兩個，情的普遍化是理，理的具體化是情。
人年輕的時候純潔，心地乾淨，歲數大了，有時就趕不上年輕人。說心境的完全純潔乾淨，我三十歲以前那時最純潔乾淨，以後是不是一定就壞，當然不能這樣說，但是沒有這樣純潔，而且感情很弱，普遍的感情變得淺。我舉個例，一次是我十七八歲的時候，到了南京。天上月蝕，很多小孩在打鼓，說天狗把月亮食了。許多孩子在打鼓要救那月亮。我看了心裹難過得不得了。我想，這些孩子打鼓怎麼可以救得了天上的月亮呢？一下子我有一個感覺：像每一個小孩的心靈都向著天上的月亮，情感都掛在天上的月亮，好像無數的小孩，無數關連天上月亮的情感充塞於天地之間！我那時心裡難過悲哀感動得不得了。或者這些小孩只是由習慣傳下來，隨便打打，但最初想到打鼓的人，他鼓在這裡打，心情是向著天上，是要救天上的月亮。這類事情，在我年輕的時候，時時出現，這就成了後來學問的根本。這種經驗好像過去之後就沒有了。我後來的思想就是回顧這種我曾經自己親自受過的經驗，去說明這種經驗。說這種經驗完全是經驗主義所說的個別的經驗，我想也不是，我想是個情理合一的經驗。
我思想就是要去說明這個東西，要說明這個東西就有很多麻煩。你怎麼去說明？用什麼理論去說明它呢？因為有人承認這個，有人不承認；不承認，你要批評他，他可以再提出疑問，你要答覆他。這樣反反覆覆的去想，這樣子逼我走上哲學的路。其實開始時我並不是一定要學哲學的。這點我要舉梁漱溟先生的一句話。梁先生有很多話，也講了很多的思想，有人覺得他的話、他的思想是哲學，但他自己心目中根本不作如此看，即不理會是不是哲學。我也可以說，最初我想這許多問題，我並沒有一個意思學哲學，後來因為有這麼多問題在，於是逼著我學上去，學上去後，許多學問的發展當然還有曲折，不必在這裡特別說了。但思想的後面，有一個親切的經驗，經驗後面是一個生命。這個我覺得還是個根本。生命的狀態當然各人不完全相同；我想大概生命的狀態在年輕時總是好的，歲數大了就不行。十年前我母親過世的時候，那個時候我覺得我的心很好，心裡一方面很悲哀，一方面覺得心裡很乾淨，很純潔，也很真切。大概一個人遇到許多動人心絃的事情，你的生命之根、性情才顯出來。當然這幾年我亦有一些感受，有些時候我是感到一些又是情又是理的東西。
整個來說，三十歲以後不如三十歲以前。三十歲以後，學問當然是進步了，如果詳細說，這中間當然有很多曲折，譬如剛才說我不喜歡唯心論，喜歡實在論，到我念大學的時侯，我就喜歡新實在論。那時方東美先生教過我，我念大學三年級，他也反對唯心論。那時老師裡面有個湯錫予先生，他講唯心論，我們攻擊他，說唯心論不行。但後來離開學校，我讀唯心論的書，那是我自己讀的。最初讀黑格爾和康德的東西。當時讀這些書，大概是讀到發現他們的思想與我不衝突為止。或者是同我的思想有矛盾的地方，我想法子能夠有個解決就足夠。以前我讀西方哲學方面的書，英文翻譯的康德、黑格爾全都念過，費希特、謝林也讀過，但對這些未作專門研究。我發現這些東西同我的生命有許多距離。在近代的哲學家就是懷特海（WHITEHEAD），我覺得同他相近一點。現在人講存在主義，我看存在主義的書，沒有得很多益處。
我有篇文章講海德格爾。我覺得他們所能夠講的，我也一樣可以講，並沒有得到什麼特別的益處。另外的一些哲學，如分析哲學，這種專門的東西，我便不大下功夫。對於西方哲學，現在來說，我喜歡的還是黑格爾（HEGEL），近代的是懷特海（WHITEHEAD）。對於中國哲學，我的理解也是慢慢才進步的。在我年輕的時候，我也不喜歡中國哲學。其實我對哲學下的功夫，還是在西方哲學方面下得多。對中國哲學，小時候讀了一些書，後來唸了西方哲學以後，便沒有讀很多中國東西了。對中國的東西，大概在三十歲左右，才有那種熱誠。後來我遇到熊十力先生和牟宗三先生，熊先生以前教過我。牟先生的思想路子，是由邏輯方面先下工夫，他很早就喜歡懷特海（WHITEHEAD）。我記得民國二十年左右，他，張東蓀，還有其他幾位寫辯證唯物論批判，他們那時批評這東西是從邏輯的觀點，我不喜歡唯物論，簡單說就是因為一定要承認人的精神生活的存在。唯物論，我對它沒有好感情，但是辯證法，我就並不反對。我同牟先生最初接觸的時候，我同他談，我說唯物的辯證法講不通的，精神生活的辯證法可以講。這個他承認，這樣子我們便成了朋友。
熊先生這個人了不得，他很真。但如果就學問來說，我從熊先生處得到印證，但不像早年從梁漱溟先生歐陽競無先生能引起我的問題、我的思想。我接觸熊先生的時候，我的思想方向已經定了，所以熊先生所講的，我沒有什麼阻礙。後來我便開始教大學，大概三十多歲思想方面就定了。當然寫的文章後來便寫多了。不過雖定，知識總是積累。現在我還是覺得，如果肯讀書，肯用心，大概每天早上還有一點發明，早上總是清明，好像思想的力量還未完全衰，但是方向則沒有改變。
六
大概我現在可以告訴你們，哲學的問題，站在正面的，我的見解都已經決定的。現在我想的是什麼東西呢？最近這一兩年，我在想反面的東西。這兩面，在形而上學上，我已經解決了，但在現實世界還未有解決的，就是罪惡的問題。罪惡的問題還要重新再想。罪惡的問題不完全可以就形而上的哲學理想講，哲學理想上講這個不成問題，但要配上現實的事實。對於罪惡的現象，在西方的哲學家，講得都不很夠，佛家對這問題比較深入，宋明儒學家有很多見解，以罪惡是消極性的。罪惡也不止在外面，也在我自己的身上，每一個人生命中都有罪惡。要把罪惡的東西認明白，才能夠超出罪惡，只是認明白善還不行。宋明儒者較先秦儒家更能認識罪惡這個東西。佛學裡天台宗對罪惡認識得比一般佛學深，一般的佛學比西方基督教深。要照見罪惡，不完全是客觀的理解，還要帶一點佛學的精神，要多一點悲憫的情感配上去來照，不然把罪惡的世界完全暴露出來，這個也不得了，會把人害了。如果悲憫情感不夠，知道了罪惡，談起來，就好像許多張牙舞爪的，會吃人的東西，所以要先學一個修養的工夫。假定我以後還有時間下工夫研究，可能在這方面下點功夫。
本文原載1979年2月12日《華僑日報·人文雙週刊》，後收入《生命的奮進：五大師回憶錄》（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編者略作校對，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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