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從皇帝到文人政客之間，即便也是充滿爭論，但是鬥爭的品味總覺得比明朝高尚多了。比如位列“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蘇軾，兩人都自幼聰穎，只二十就高中進士，留下多少千古名篇，卻一輩子在官場上針鋒相對。但是兩人的為人處世和鬥爭手法都比明朝的高拱張居正之間要顯得更加君子。
1069年，蘇軾、蘇轍兄弟守父孝三年滿還朝。而此時震動朝野的王安石變法已經開始。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歐陽修在內，因反對新法被迫離京。1071後，王安石準備大規模改革科舉，請求開辦學校，在科舉考試中廢除詩、賦等科目，專考經、義、論、策。蘇軾隨即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生氣地說：“蘇軾才高，但所學不正”，蘇軾希望離開政治鬥爭的旋渦，故主動上書請求出京外任，最終宋神宗同意，被授為杭州通判。蘇軾曾兩次任職杭州，在杭州留下很多故事，比如東坡肉、蘇堤等。可見蘇軾是主動離開京都，非王安石打擊報復。
蘇離去後，開封百姓為逃避保甲，出現自斷手腕現象，知府韓維報告朝廷，於是朝中大臣開始聯合打擊王安石。到1074年，王安石只好罷相辭官回到江寧老家。雖然後來王安石再次拜相，但是變法派內部分裂嚴重，復相的王安石得不到更多支持，新法也很難繼續推行下去。到1085年神宗去世，宋哲宗趙煦即位，任司馬光為相，全面廢除新法。
王安石
蘇軾先後於1074年調往密州、1077年調任徐州知州，1079年蘇軾又轉調湖州知州，沒想到這一任成為蘇軾一生的轉折點。他在地方任職時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頗有政績。在湖州他給神宗寫了一封《湖州謝表》，這本是上任後的例行公函。但蘇軾在官文里加幾句牢騷“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些話立即被新黨利用打擊蘇軾，指責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蘇軾
這裡囉嗦幾句 ，介紹一下當時的背景。王安石變法期間，保守派給變法派的信中常用“生事”二字，於是“生事”成了攻擊變法的習慣用語；而“新進”則是蘇軾對王安石引薦的新人的貶稱。蘇軾是文壇的領袖，詩文傳播極廣，如果任由蘇軾的詩詞在社會上傳播對新政的推行不利。要想置蘇軾於死地光憑上面兩句顯然不行，於是他們從蘇軾的大量詩作中挑出他們認為隱含譏諷之意的句子。最終有三十九人受到牽連，其中官位較高的是司馬光，而蘇軾被關押在死牢等候宣判。監獄外面，朝野兩派也同時展開了各種救援鬥爭，因為蘇軾有事，意味著受牽連的也有事。所以，不然與蘇軾政見相同的許多元老紛紛上書，連一些變法派的有識之士也勸諫神宗不要殺蘇軾。
王安石當時退休金陵，聞此後立刻寫下退隱三年來的第一份奏表，書畢派人快馬加鞭趕至京城呈給皇上宋神宗，其中有：“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提及宋太祖趙匡胤時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同時在朝中王安石之弟王安禮也勸說宋神宗不要因為言語治罪於臣。最終，在各方努力下，這場詩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決”，蘇軾得到從輕發落，被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
都說詩人在人生的低谷才能寫出傳世名作，心情極度壓抑蘇軾到黃州任後，曾多次到黃州城外的赤壁山遊覽，寫下了著名的《赤壁賦》、《後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名作。
1084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途中，想起救命恩人感動不已，於是專程走水道長江赴江寧拜訪王安石，兩個文壇巨星終有機會冰釋前嫌了。王安石聽說蘇軾要來江寧，立馬趕到渡口與蘇軾相會。兩人在江邊野服相見、煮酒和詩、暢談甚歡，相處三十多天才依依不捨分別。蘇東坡在《次荊公韻四絕》中有一首是和王安石《北山》詩的，真誠地寫道：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可見蘇軾對王安石的感激之情。
杭州蘇堤
王安石的性格偏執被人稱“拗相公”，而蘇東坡又是個孤傲率真，也許是因為他們性格上正好針鋒相對才讓兩人在政治上一生不和。但王安石卻絕非奸佞小人，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當然要啟用維護變法得力的官員，而排斥清洗反對派也僅限於降職或外放。王安石曾多次感嘆蘇軾是個幾百年才能出一個的人才，江寧相見後，王安石甚至想資助蘇東坡一筆錢，讓蘇東坡也在南京的半山園附近買地蓋房子，好好做一回鄰居。
而蘇軾對王安石的不滿也僅僅限於政治觀念上，舊黨復辟后王安石的新法被司馬光全部推翻，王安石在極度失望中悲憤離世。東坡對王安石多有緬懷，敕文《王安石贈太傅》中他寫道“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期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萬物，足以風動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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