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島記者 王悅
南遷艱苦的程度是難以想象的,尤其是在交通不便,硝煙瀰漫的情況下。“有一天,祖父他們到達四川宜賓,下了船,就在琢磨天怎麼還不亮,用鼻子一聞空氣中還留有爆竹的味道,周圍異常安靜。碰到一個行人,連忙打聽,才知道那天是正月初一過春節,他們就這樣錯過了大年夜。李義貴便到周圍敲門要吃的,南方過年吃湯圓,李義貴要來了四個湯圓,我祖父和屈萬里一人一個,李義貴兩個,他們過了一個如此艱苦的春節”,王福來先生說。
1937年12月27日,王獻唐先生將從31箱文物中找出的精華5大巨箱,裝進尹莘農組織的第十重傷醫院專車裡。與奉祀官府的友人們告別後,回頭再望了一眼曲阜,他和屈萬里、李義貴毅然鑽進車裡,與這些文物一起開啟南遷之行。就在這一天,濟南陷落。
第一次離開圖書館赴曲阜時,王獻唐“從文安邢仲採兄借四百元經費得分配館中同人日後生活費用”,這次南下,自然經費難籌。“祖父是一介清官,自己也沒錢,為了南遷文物,他變賣了自己的家產,包括他的收藏品和在濟南買的房子,低價出售後湊了一點兒錢”。由三人組成的護寶隊就這樣出發了。
“過銅山,經汴梁,出武勝關,凡八日行程,三遇空襲,而抵漢口”(《載書飄流記》屈萬里著)。
到達漢口後,他們的路費已經捉襟見肘,關鍵是五大箱子文物沒有了合適的交通工具運輸,正在為難之際,他們遇上了正在遷往四川萬縣開學的山東大學。國立山東大學從青島遷出,時任校長為林濟青,林校長早聞王獻唐先生大名,立刻請他任山大中文系教授。
考慮到這五箱文物可以和大學書物偕存,王獻唐先生答應下來。“山東大學就發了一份聘書,聘祖父為教授,並給了他800塊錢的訂金,基本上是兩個月的工資”,王福來先生說。有了錢,文物又有專船運送,解了燃眉之急,三人終於長舒了一口氣。
不過,艱辛仍然繼續。在屈萬里先生的《載書飄流記》中,我們可以看到三人的不凡經歷,在宜昌,他們險些喪生於敵機的狂轟亂炸之中,離開宜昌後,天還未明,發現路上行人稀少,碼頭沒有工人,一打聽才知道那天是大年初一,佳節蒙離亂,遊子思鄉濃,那種苦楚,怕是一般人難以體會的。在重慶,用小船運送文物到火輪時,屈萬里失足跌下駁船,幸虧他身手敏捷,抓住纜繩,才倖免於難……
經過千辛萬苦,1938年2月4日,抵達四川萬縣,滯留了8個月。為了給文物尋得一安身之處,王獻唐特地拜訪國民黨元老丁惟汾,拜託他託王子壯向教育部次長張道藩說項,將館中藏品移至樂山。1938年12月底,在黃炎培等人的幫助下,載著三人血汗的五箱文物安全地存放於樂山大佛寺天后宮中。前後一年多的時間,遷徙了近七千公里。
“雖然路途艱辛,但看我祖父的日記,他總體心情是不錯的,除了因為留存在濟南的部分珍貴書籍文物被搶後,心情低落外,大部分心境還是較為平和的,他很滿足,因為山東父老交給他的這些文物,他給保存下來了”,王福來先生說。而在南遷過程中,王獻唐先生仍然在致力於收藏。1938年夏,他護書南徙至漢口沙市,輾轉購得一枚“平樂亭侯”印,喜不自禁,後撰寫了《曹魏平樂亭侯印考》一卷,並以“平樂印廬”名室,還寫下詩篇《詠平樂亭侯印》:“戎馬關河劫未平,眼前何物樂餘生。金章幻出猩紅篆,且向當塗稽姓名。”
這些文物得到妥善保存,王獻唐先生在清貧困苦之中,衣食不繼,但志守彌堅,並取書齋名為“那羅延室”,“那羅延”在梵語中是“堅守”的意思。在樂山,敵機仍在空中轟炸,每次遇到防空警報,別人躲避,唯獨王獻唐先生守在書籍文物旁邊,有人不解,他笑著說:“這些東西是我的生命,一個人不能捨了自己的生命”。當年南遷前,他把家人送回老家時,也曾留言:“如果這些文物還在,說明我還活著,如果文物不在了,那麼我也就不在了”。
而在川護書13年的李義貴,為了餬口,不得不去打工,“去江岸搬運,清淤除汙,擔砂扛石,給人幫工,擺地攤,賣香菸,售菜果……年復一年地熬過了十三個春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分存於南京中央博物院(舊存曲阜奉祀官府)、四川樂山大佛寺兩處的圖書文物,分別於1949年12月11日、1950年12月25日,全數完整無缺地迴歸故里,由山東古代文物管理委員會代為保存(《一代傳人王獻唐》)。
歷時十餘年的三人護寶行動,其艱辛,其偉大,其中的辛酸血淚,已經無法用語言來表達,在此,我們致敬王獻唐先生、屈萬里先生、李義貴先生,是他們保存了齊魯的傳統文化,是他們傳承了齊魯文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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