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
王獻唐
沈從文致王獻唐函
沈從文致王獻唐函信封
2016年12月2日，筆者在青島書房看王獻唐誕辰120週年信札手稿書籍展。在展櫃發現沈從文致王獻唐信札一通。沈從文的章草高古、簡約，獨具一格，一看便知，這是沈從文的墨跡。隨後，王獻唐先生的曾孫王書林拍攝了信札和信封，發來郵件。
仔細看這通信札，感覺《沈從文全集》未收錄。於是，將信封和信札，發了微信朋友圈。青島大學文學院周海波教授告訴我，《沈從文全集》未收錄此信。後來，筆者又向張新穎教授求證，他的回覆亦是沒有收錄。筆者又在青島市市南區圖書館查閱《沈從文全集》（增訂版）書信部分，沒有查到。這是一封沈從文的佚信，短札，信息含量大，又沒有時間落款，特撰寫此文解讀。
從信封推斷寫信時間
信封帶有“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緘”字樣。最初，我判斷這封信函的寫作時間，是沈從文1930年9月16日開始在武漢大學執教時期。
1930年暑假，沈從文放棄了上海中國公學的教職，打算到新成立的國立青島大學任教。是年8月17日，沈從文在致胡適的信中說：“中公的課程我想不擔任了，我過青大去。理由是中公方面我總覺得沒有東西可教，預備也不行，恐怕潑湯，至於青大，則初初開學，我胡塗也容易混得去，所以拿了他們的路費，預備月底動身。”然而，沈從文赴青大執教未果，是因為中原大戰爆發的緣故。8月20日，沈從文在給王際真的信函中說：“中國之內戰又過濟南向北而進，天津北平之間火車也不通，天之戾將於人，固亦近於自然矣。”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之間的中原大戰，戰火燃燒到山東，交通不便，沈從文沒有到青大執教。在胡適和徐志摩的推薦下，到了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新文學研究”和“小說習作”課程，此時，陳西瀅擔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沈從文在武漢大學只執教了這一個學期。1931年春，因為沈從文營救丁玲，錯過了武漢大學的開學時間，這個學期未到校。
沈從文寫給王獻唐的這封信，看信封上的這幾個字，很容易想到此函是武漢大學執教時期。
為《大公報·藝術週刊》約稿
青島書法家孟慶泰先生給出信函釋文後，信函的寫作時間可以判定。先來看一下信函釋文：
獻唐先生：
昨託王際可先生便致一緘，想塵清鑑。《藝周》深盼先生能賜一大著，以光篇幅。如於二月中此間即可得尊作，載一專刊，殊感幸也。此間所謂藝術，範圍極寬，就貴館甆、銅各器作一文章，亦復佳士！專此，並候安吉。
司徒喬、沈從文頓首
這是沈從文和司徒喬發給山東省圖書館館長王獻唐的約稿函。
1923年，沈從文在燕京大學認識了司徒喬。沈從文在回憶司徒喬的文章中說：“我剛到北京的第二年，帶著我的那份鄉下人模樣和一份求知的慾望，和燕京大學的一些學生開始了交往。最熟的是董景天，可說是最早欣賞我的好友之一人。當時的燕京大學校址在盔甲廠。一次，在董景天的宿舍裡我見到了司徒喬。”沈從文到司徒喬的宿舍參觀，看到司徒喬畫的人物速寫，非常讚賞：“那些實實在在、平凡、普通、底層百姓的形象，與我記憶中活躍著的家鄉人民有些相象又有些不同，但我感到親切，感到特別大的興趣。”為人素樸的司徒喬和沈從文成了極好的朋友。
1933年，沈從文辭去青島山大的教職，在楊振聲的邀請下，開始編輯《大公報·文藝副刊》。這次回到北平後，他和司徒喬重逢，“感覺格外親切”。司徒喬為泰戈爾畫過像，為周氏兄弟畫過像，也為沈從文畫了一幅像。這幅肖像成為一件紀念品，是兩人友情的見證，沈從文在動盪的時代時時帶在身邊。
1934年6月25日，沈從文參加《大公報·文藝副刊》在會賢堂舉辦的午宴。宴會結束後，沈從文與朱自清同到司徒喬家中看畫，並商量如何辦《大公報·藝術週刊》。10月7日，由司徒喬主編的《大公報·藝術週刊》創刊，沈從文為之寫了代發刊詞《藝術週刊的誕生》。
按照沈從文對《藝術週刊》的設想，一面將系統地介紹些外國作品與作家思想生活，一面將系統地介紹些中國的東西。在發刊詞中，沈從文透露，藝術週刊廣泛地向各位專家約稿：
如容希白先生對於銅器花紋，徐中舒對於古陶器，鄭振鐸對於明清木刻畫，梁思成、林徽音對於中國古建築，鄭穎孫對於音樂與園林佈置，林宰平、卓君庸對於草字，鄧叔存、凌叔華、楊振聲對於古畫，賀昌群對於漢唐壁畫，羅睺對於希臘藝術，以及向覺明、王庸、劉直之、秦宣夫諸先生的文章，到時圖片與文章的安排，若超過了篇幅還很費事。
沈從文希望，學藝術的人，“創一派，走一新路，皆不能徒想拋開歷史，卻很可以運用歷史”。“從事藝術的人，皆能認識清楚只有最善於運用現有各種遺產的藝術家，方能創造他自己時代的新紀錄。”
在這種背景下，沈從文執筆寫信，向王獻唐約稿，“就貴館瓷、銅各器作一文章，亦復佳士（事）”。信函時間當在1934年10月7日《大公報·藝術週刊》創刊後，從信中“如於二月中”之句推斷，寫信日期可能在1935年初。
司徒喬擅長油畫和水彩畫，被譽為中國現代藝壇上的先鋒之一。抗戰期間，司徒喬遠走邊疆，採風問俗，描寫實景，他的戰災寫生和巨幅油畫《國殤》有“一股愛護國家民族的洪流，同情人類的愛力”。
司徒喬主編《大公報·藝術週刊》時，他患肺病，“療養院住不起，在什剎海冰窖旁安了家”。這一時期的工作和生活，他的妻子馮伊湄在《司徒喬：未完成的畫》一書中寫道：“當時，週刊只能介紹一些純技術性的理論文章。林宰平、許地山、鄧以蟄等老前輩很熱情地寫稿，喬自己也介紹一些西歐著名的畫家——如羅丹、米勒……他使用文字不如使用色和線來得方便，使用中文不如使用英文來得流暢。這工作對他還是很吃力的。但同時也給他一個學習古典繪畫理論一個好機會。……為給刊頭找一條花邊，可以翻十幾冊雜誌。這時候他正迷上中國畫，鑽研中國畫論興趣特別高。他決心要補上他腦中的一角空白。”
收信人王獻唐
這通短札連著三位人物，作家沈從文、畫家司徒喬、學者王獻唐。
王獻唐（1896-1960），著名的考古歷史學家、金石文字學家、版本目錄學家，被稱為一代國學大師。初名家駒，後改名琯，字獻唐（典出西域人獻玉給唐朝），號鳳笙，室名雙行精舍、顧黃書寮等，以字行。山東日照人。他的父親王廷霖，行醫出身，“精岐黃”，酷愛金石，曾師承清代著名金石家、小學家許瀚，在小學、金石方面造詣頗深。王獻唐天資聰穎，又從小受父親訓誡，如屈萬里在《王獻唐先生事略》中所講，“日照為許印林（翰）、丁竹君（以此；丁惟汾之父）故里，流風所被，邑人多治小學。先生既精於金石、音韻、訓詁之學，復資以證古史，故創穫獨多。”
自1906年到青島求學之後，王獻唐與青島結下不解之緣，如今觀海二路13號甲仍存王獻唐故居。初就讀於青島禮賢書院，後考入青島德華特別高等專門學堂學習土木工程。1917年任職天津《正義報》，為譯德文小說。1918年任濟南《商務日報》《山東日報》編輯，翌年以兩報記者身份長駐青島。
王獻唐的學術生涯在青島開始。1922年，青島從日本人手中收回，他任青島督辦公署秘書，並開始著手撰寫處女作哲學論著《公孫龍子懸解》，此書令他在學界脫穎而出，遂被私立青島大學請去講古代哲學。1923年8月，他和青島禮賢書院校長德國人蘇保志（Dr.Seufert)，還有劉銓法、尹莘農等15人發起成立了“中德學社”。他們互相翻譯中國和德國的文藝、科學、哲學文章，以促進中德文化學術交流為主旨。
1929年8月2日，王獻唐出任山東省圖書館館長。他著意蒐集文物、典籍，擴充館藏，使山東省圖書館成為當時全國收藏文物典籍最豐富的圖書館之一。1930年，考古學家吳金鼎赴山東，發現了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邀王獻唐同去勘查。之後，他與傅斯年、李濟、董作賓等人共同領導遺址的發掘工作，併成立山東古蹟研究會，對山東其他遺址進行了普查和小型發掘，為山東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礎。王獻唐致力於山東文獻的整理，文物古籍的保護，堪稱齊魯文脈的守望者。
抗戰初期，日寇緊逼濟南，王獻唐搶先將山東省立圖書館的重要文物和古籍善本裝箱，由屈萬里押運至曲阜。王獻唐出資盡力，載書播遷，輾轉運往抗日大後方四川，妥善保管。為轉運、典守齊魯文物，王獻唐和屈萬里冒著生命危險。他們肩負起“為中華民族續命”的責任，為齊魯文化的傳承做出貢獻，彪炳史冊。
王獻唐先生一生刻苦治學，藏書著述，著作等身，在金石、訓詁、考古、版本、目錄、校讎等領域，皆有學術專著。王獻唐交往的多為學林名家，一時俊彥，多相往還，留下了大量信札。這些信札，或商借秘籍，或切磋學問，或互通信息，或交流情感。時值國難，傷時感世，救亡圖存之懷，亦自然流露於信札。王獻唐與沈從文的書信往返詳細情況，要等上下兩巨冊的《王獻唐師友書札》（增訂版）出版，才可揭開神秘面紗。
王際真、王際可兄弟
信中寫到的王際可，是沈從文的好友王際真的弟弟。
王際真王際可兄弟出身書香門第。他們的父親王寀廷是藏書家，與王獻唐交遊甚密。
王寀廷(1877-1952)，原名貢憂，字拱底，號眉孫，又號醜石，後以字行。桓臺人。光緒癸卯科進士，丁未會考，用為知縣，分發廣東。民國初田中玉主魯，任山東省副參議長。開設逢源閣書店，以王懋卿為經理。家富藏書，且多善本，尤重鄉邦文獻。於古籍碑刻，書畫鼎彝收藏頗夥。主修過《重修新城縣誌》。其藏書之室名曰“止適齋”。1949年後，他將平生所藏悉數捐獻給山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
王際真早年畢業於留美預備學堂（清華大學前身），1922年赴美留學，先後在威斯康辛及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政治及新聞學，獲學士學位。王際真曾任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MuseumofArt）東方部職員，後任哥倫比亞大學中文教授，長期在哥大任教，成為中國文學翻譯的先驅。
陳汝潔在《王際真：英譯紅樓夢第一人》文中說：“他翻譯的《紅樓夢》雖然只是原書一半回數的節譯本，但在楊憲益、戴乃迭1978年合譯英文全譯本出版之前，王際真的譯本一直是英美最為流行的《紅樓夢》版本，在西方頗受推重。”
1928年王際真從美國歸來，回山東老家，路過上海。徐志摩介紹沈從文認識王際真。此後，兩人頻繁通信。信裡包括對日常生活的敘述，青春的苦惱，對人生的見解，對字畫藝術的探討。最重要的一封信，沈從文將徐志摩乘坐飛機在濟南不幸遇難的噩耗告訴王際真。沈從文於1930年左右得到王際真的接濟。
1980年11月，沈從文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一個小型的演講會講話後，就向一位教授打聽在哥大教中文多年的老友王際真先生的情況。一別五十年，他獲得王際真的情況後，去他家裡看望。這橫亙歲月長河的友情，讓沈從文感慨頗多，他回憶1930年代兩人書信往來的情況時寫道：“我每次出了新書，就給他寄一本去。我不識英語，當時寄信用的信封，全部是他寫好由美國寄我的。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間，我和一個朋友生活上遭到意外困難時，還前後得到他不少幫助……”這次會面，王際真取出20世紀30年代沈從文的著作，以及徐志摩不幸遇難的信函。
1930年代兩人的通信，自然會寫及王際可。從沈從文給王際真的信中可知：沈從文與王際可書信往還；王際可也曾接濟沈從文。
際可有信沒有？我給他信也得他信，我告他應當大家來各在一方努力讀一點書，我只想到這個話可說。
——沈從文在武漢大學致王際真（1930年於武昌）
際真，際可在不久日子裡，是把你為他留作學費的錢又寄了五十塊來的。前次你寄的，我告你說同大雨分用的五十，如今又由大雨還一半，我全用了。我想到為什麼我要用你那麼一些錢，心裡實在難過。你不應當因為我兩個人好一點就盡寄錢來。
——沈從文致王際真1931年於上海
總之，沈從文與王際真、王際可兄弟的友情誠摯，與王際真的友情更是彌足珍貴。沈從文在《我與徐志摩、王際真的友情》文中說：“人的生命會忽然泯滅，而純摯無私的友情卻長遠堅固永在，且無疑能持久延續，能發展擴大。”正是與王際可有這樣的親密的聯繫，沈從文才會託王際可將《大公報·藝術週刊》的約稿信轉給王獻唐。
筆者苦苦尋覓王寀廷、王際真、王際可的資料，在王紹曾、沙嘉孫著《山東藏書家史略（增訂本）》一書中，查閱到王寀廷。王寀廷條目中，談到他的藏書，還提到一段鮮為人知的事情，抄錄如下：
貢忱另藏有明萬曆間刻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三十年代其子季真留美時，將是書與濰縣高氏上陶室磚瓦拓片若干種售與美國國會圖書館。末有貢忱題記雲：
篆書三十二體《金剛經》，經帙始刻於元皇慶二年(1313)，今海內罕有存者。此有明萬曆問倪氏摹刻本，戈法鉤勒，精妙入神，原本不可得，得此亦大不易。民國紀元第一甲子，以四十金購自江陰胡氏，什襲之藏，未嘗輕以示人也。大兒子留美，將有襄辦中國書法展覽會之舉，來函徵集出品，小兒際可既為搜索碑帖拓片多種，並以此四冊附焉。
二十三年(1934)冬大雪後二日，貢忱氏識於濟南道合裡之止適齋。
王氏售與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明萬曆間刻本《金剛經》、濰縣高氏上陶室磚瓦拓片，想來可以在美國查閱到。
王際可曾在上海讀書。全面抗戰爆發後，他輟學參軍，加入戰地服務團。被日機轟炸，為國捐軀。為沈從文和王獻唐充當信使的王際可，也因為這封信，在湮沒的時光中顯影。
王獻唐未刊日記記錄
筆者請教王獻唐研究專家張書學先生，他從王獻唐的未刊日記中找到這封信的確切時間，一切疑問都迎刃而解。
據王獻唐《五燈精舍日記》1935年1月19日載：“王際可來，帶沈從文一函，囑餘為《大公報·藝術週刊》撰文，附《週刊》一卷”；20日載：“又接司徒喬及沈從文一函，求為《藝術週刊》撰文，即復。”沈從文、司徒喬的這封信，是王獻唐於1935年1月20日收到的。
學界伉儷張書學、李勇慧編撰的《王獻唐年譜長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中可以看到這封信札的釋文以及詳細註釋，這封信也收錄在他們正在增訂的《王獻唐師友書札》（下冊）中。
注：沈從文致王獻唐信函、王獻唐未刊日記圖片均由王書林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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