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我思索，可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 ——沈從文
在我電腦上的讀書文件夾中，有著一大批我喜歡的現當代作家，沈從文便是其中最獨特最顯眼的一個。在現當代作家群中，沈從文是鶴立雞群的，他既沒有魯迅那樣投槍匕首式的犀利文筆，也沒有徐志摩那樣行文富麗華美風流瀟灑的唯美浪漫文風；在他的作品中既沒有炮火連天浴血奮戰中的英雄人物，也沒有階級鬥爭政治漩渦中的達官貴人，它有的只是底層中的小人物，小人物平常生活中的悲與喜。可是儘管如此，沈從文依然是優秀的，甚至說是偉大的，他筆有藏鋒，在行文中不厭其煩地描繪著家鄉的風土人情，展現著家鄉淳樸而單純的民風；然而就是在這看似平和隨意的敘述中，卻隱忍著一股不可測度的悲痛，一種難以離清的歷史滄桑感。
沈從文，生於湘西，一片水的故鄉。這裡屬於楚文化區，可是因較封閉保守，才得以使淳樸而善良的民風保存下來。在沈從文晚年回故鄉探親時，在家鄉聽了儺戲，這是一種古調猶存的很老的弋陽腔，沈從文動情地聽著，激動地說：“這是楚聲，楚聲！”說著便淚流滿面。由此可見，家鄉的文化在他心目中的分量。湘西的山水人情瑰麗而又浪漫。在這種文化環境中成長的沈從文，幼年冥頑不化，對人生萬象充滿了好奇與求知慾。對沈從文影響最深的當然是水，故鄉的水，他的“靈魂”，正如他自己在他的自傳中所說：“我感情流動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給予我的影響實在不小。我幼小時較美麗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離。我的學校可以說是在水邊的。我認識美，學會思考，水對我有極大的關係。”
沈從文十四歲後，當過兵，在沅水一帶闖蕩了近五年之久。就是在這段時間裡，他開始接觸社會，開始瞭解人生世相。他說：“我永遠不厭倦看一切”，“一面看一面明白了許多事情”，“我的心總是為一種新鮮聲音、新鮮顏色、新鮮氣味而跳”……後來，他當過書記，接觸了許多古籍與文物，又在一家報館中讀到了一些進步新書；由於深受五四新文化的影響，他開始反省“我雖時時刻刻為人生現象自然現象所神往傾心，卻不知道為新的人生智慧光輝而傾心”，他想到有一種新的、更理想的、通過“文學重造”達到“社會重造”的工作等著他去做。在《從文自傳》最後一個題為《一個轉機》的章節中說：“我想我得進一所學校，去學習那些我不明白的問題，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聽些使我耳目一新地世界。”於是，二十歲便孤身一人來到了北京，“開始進入了一個使我永遠無從畢業的學校，來學習那課永遠也學不盡的人生了”。
來到了大城市，開始了都市生活，可是他依然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個“鄉下人”，他依然忘情於自己的湘西鄉下。汪曾祺稱他為“少見的熱愛家鄉熱愛土地的人。”在他早年創作中，他就把筆觸伸向了湘西，伸向了家鄉那些諸如船伕、水手、妓女、兵士等之類的掙扎在生存最底層的小人物。
沈從文是大膽的，是別具一格的，他能從不符合倫理的東西里發現美好的感性。他曾表白過：“接近人生時我永遠是個藝術家的感情，卻不是所謂道德君子的感情。”他的早期小說《十四夜間》《第一次做男人的那個人》篇幅很短，寫沉淪的嫖者和娼者的邂逅，寫熾烈地情慾，寫邂逅時的懺悔，從人性醜中發現人性善、人性美的那一面。在他的成名短篇《柏子》中，更加一覽無餘地寫船伕柏子同吊腳樓婦人的熾熱情慾，人物對話充滿了原始的村野與潑辣氣息。女人責怪這“悖時的”來得太晚，男人則要他詛咒真那麼“規矩”，這是些“全無惡意而快樂的笑罵”。女人把柏子隨身帶的香粉、雪花膏搜光，柏子把積蓄一兩個月的銅錢倒光。然後，柏子冒著大雨踩著泥水興奮地回到船上，等待著下次的歡聚。多麼單純多麼淳樸多麼熱情而又令人悲憫的鄉間生靈啊！
如果說沈從文前期的小說，結構散漫無序，更像散文的話，那麼到了《蕭蕭》《丈夫》這裡便已達到了結構上的嚴整。《蕭蕭》表現了對女性命運的關切。小說寫了一個已婚的童養媳手裡抱的丈夫只有三歲，在粗膀子花狗大的引誘下與他野和，不幸的是懷上了孩子，差點落得個發賣或沉潭的命運，可是一切都是巧合的，都是善的巧合。她既沒有被髮賣，也沒有被沉潭，對她來說，只能照顧丈夫長大，再抱抱自己的新生的月毛毛。這樣皆大歡喜的結局是耐人尋味的，他不忍心看到他心目中美好的東西就那麼完結。可是在這平靜不露聲色的敘述中，卻隱藏作者淒涼的悲劇感，因為這樣的美註定是要破碎的。《丈夫》這篇小說徹徹底底地把我征服了把我感動了。正如黃永玉在《太陽下的風景——沈從文和我》中所說：“……這篇小說真像普希金說過的，偉大的俄羅斯的悲哀。”小說中，女人為了接濟家庭而到妓船上去賣身，丈夫來船上探親，正巧碰上了妻子接客，丈夫只能從船艙板縫裡觀察動靜，妻子也只能從半夜裡抽空爬過後艙，來給丈夫塞一塊冰糖；水上船保、副爺、巡官他們可以胡作非為隨意霸佔別人妻子，而丈夫卻只得躲進後艙。在離開的那天，在男子回家的那天，小說中寫到：“男子搖搖頭，把票子撒到地下去，兩隻大而粗的手掌悟著臉孔，像小孩子那樣莫名其妙的哭了起來。”這個男子——最底層中受盡了盤剝的小人物——無助而憂傷的哭了。最後寫到他們一同回鄉下去了，是的，男子和女人一同回去了，丈夫和妻子一同回去了；可是誰又能擔保妻子不再回到船上呢？何立偉在《洞簫的悲憫與美》中說：“他使悲嘯的大號化為一支悠遠的洞簫，用這一支洞簫吹奏了這樣一個微雨的夜。”日本作家岡崎俊夫談到《丈夫》時說：“這位作家用冷靜而細緻的筆來描寫，而且在深處漂浮著不可測度的悲痛。”是的，悲痛，帶些淒冷地哀嚎！
三十年代初，沈從文回到了闊別十餘年的家鄉。可是，“一入辰河流域，什麼也不同了，表面上看來，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極大的進步，試仔細注意注意，便見出在變化中墮落趨勢。最明顯的事，即農村社會所保有的那點正直樸素人情美，幾乎快要消失無餘。”沈從文被刺痛了，正如汪曾祺評價這個時期的沈從文，“一個從這種生活裡過來的青年人，跑到大城市裡，接受了五四以來的民主思想，轉過頭去再看看那裡的生活，不能不感到痛苦。”為此，“我寫了個小說，取名《邊城》”《邊城》是一個懷舊的作品，一種帶著痛惜情緒的懷舊；《邊城》是一個溫暖的作品，但是後面卻隱伏著淒涼的悲劇感。
在《邊城》題記中，沈從文解釋道：“我要表現的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小說全景式地展示了邊陲小城生活的方方面面，充分地描寫了這個排斥在現代文明之外的小社會淳樸的風俗民情。文中既沒有崇高的也沒有偉大的人物形象，它有的只是普通人、善良人的命運。翠翠、老船伕、船總、大老、二老、樣馬兵等他們都是善良的、純樸的，他們沒有虛偽沒有邪念，一切都是善的、美的。可是，小說的結局卻是令人痛惜的。大老溺水而死，二老一氣之下下了桃源，祖父在風雨交加地夜晚遺憾離世，小白塔坍圮了，小船也沖走了。唯有翠翠還在那裡等待著，等待著“明天”，等待著那個人的歸來。誠如作者所言：“一切都充滿了善，然而到處是不湊巧，既然是不湊巧，因之素樸的善終難免產生悲劇。”
沈從文晚年對自己的文學作品作總體回顧時說，來城市五六十年，仍然“苦苦戀著我家鄉那條沅水和水邊上的人們，我感情同他們不可分……對我自己的作品，我比較喜愛的還是描寫我家鄉水邊人的哀樂故事。”
是的，的的確確是這樣的。
為了展現家鄉淳樸的民風習俗，“我寫了個遊記，取名《湘西散記》”在這本集子裡，他的筆下蘸滿了感情的濃汁，帶著一種“鄉土性”的抒情，在喃喃訴說式的敘述風格中，能夠從淡淡的孤獨悲哀中感受到他對家鄉人的深深悲憫。對人生和歷史的思索構成了這個散記的主題。《箱子巖》是一篇充滿時間感又不斷解構時間感的作品。一絲關於歷史的淡淡哀愁與憂鬱思索貫穿其間。這裡曾經屬於屈原，曾經屬於鄉下人，現在又屬於兵油子的箱子巖，從而使作者“對於歷史回溯發生一種幻想，一點感慨”。在《桃源與沅州》中，作者饒有興致地鋪展開桃源與沅州那與眾不同的盎然意趣，用溫潤的筆觸點暈開一片交融著豪爽與浪漫的風情畫卷。他筆下的妓女從來坦蕩，她們不卑不亢地生活著，用行動說明人都有活著的權利，儘管方式有所不同，但價值和意義是等同的；他筆下的水手從來血性，沒有懈怠，沒有頹唐，在黯淡的人性面前，他們無畏地投入自己的生命熱忱，高歌著生命的強硬與狂放，高歌著人性的堅韌與樂觀。在沈從文含蓄地散文敘述中，只要細心留意，就會不難發現往往一句看似平實的感言中，隱藏著他為文的全部心思。在《湘西散記》中，他以細緻的筆觸，描摹了一幅幅充滿湘西民眾生活的動人畫面，在其背後卻寄寓了作者對湘西曆史及命運的深深哀慼。
為了“減少旅行者不必有的憂慮，補充他一些不可免的好奇心，以及給他一點來到湘西為安全和快樂應當需要的常識”，為了滌除對“苗蠻土匪”的錯誤羞辱、糾正人們對湘西的誤解，他寫下了《湘西》。這部遊記既是一首對於湘西的讚歌，又是一份為湘西社會辯白的辯詞。《常德的船》，正是沈從文為幫助他人對於湘西的認識而精心譜寫的一首充滿鄉情的船歌。表面上看，他是以旅行者的視角，僅僅介紹了沅水上的幾種“形制複雜不一”的船，實際上是，在寫船的過程中，寫操縱著這水上工具的湘西民眾，以船寫人以船喻人，並且寄託了他明確的情感取向。在《沅陵的人》中，沈從文對《引子》中所列出的人們對湘西的幾種“荒謬”的錯誤片斷印象或想象逐一進行了反駁，對人們意識中的“誤傳”作了絲絲入扣地辯護之後，他的筆下頓時變得舒展多彩起來，他描繪了一幅幅可敬可配的沅陵人物譜，他向世人展示了湘西民眾特別的、複雜的，卻健全美麗的人性。
沈從文在《從文別集鳳凰集》中，坦露地說：“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的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小，是我理想的建築，這神廟裡供奉的是人性。”是的，他的筆下沒有血淚紛飛的戰爭，沒有爾虞我詐，沒有令人作嘔地虛偽，他有的只是人性，人性的美，人性的善。或許，這就是郭沫若在《斥反動文藝》中對他指斥的根源所在。建國後地相當一段時間裡，他被失落了，他被忽視了。他曾稱自己是“一隻沉舟”，他曾尋求自盡而未果。汪曾祺在《閱讀邊城》中為他的老師大聲疾呼：“噢，人性！這個倒黴的名詞！”他是孤獨的、寂寞的，他說：“我有我自己的生活與思想，可以說是皆從孤獨中得來，我的教育，也是從孤獨中得來的。”孤獨寂寞的人是痛苦的是悲傷的，可是“這樣的人生是值得過的”。
儘管如此，他依然沒有沉淪，他依然堅持自己的創作追求，他依然堅守著自己的人性追求。他曾在《長河》題記中說：“一個人對於人類前途的熱忱，和工作的虔誠態度，是應當永遠存在，且必然能給後來者以極大的鼓勵的。”是的，他做到了，儘管他放棄了文學創作而改行文物研究。三十年後，他以一部題為《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鉅著再次蜚聲海內外，再次向世人證明了自己的價值。
大約從1983年起，瑞典皇家學院設立的諾貝爾文學獎開始矚目中國作家，在議及的幾名中國作家中，沈從文被認為“實力最雄厚”、“最強有力的候選人”。可惜的是，沈從文在未能料到可能的榮譽之前就去世了。汪曾祺在《沈從文的寂寞》中說：“這樣的一個人就這麼的去了，我看了一眼，再看一眼，我哭了。”看到這裡，我也落下了煽情地淚水。美國著名的漢學家金介甫在《沈從文傳》中說：“可以設想，非西方國家的評論家包括中國在內，總有一天會對沈從文作出公正的評論，把沈從文、福樓拜、斯特恩、普魯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真的有那麼一天麼？可是，無論如何，他的作品，他的湘西，他的人性追求是永生的。
前幾天，在上網的時候，搜索到了沈從文晚年的照片。照片中沈從文戴著厚眼睛在落日絢爛地餘暉當中會心地微笑著，“儼然”一副慈眉善目地老者形象。可是看著看著，我卻看出了一絲無奈，一絲不被人理解地無奈；他平和隨意地笑容中，彷彿帶著一種蒼涼的悲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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